“在垃圾的資訊環境中，儘量不做一個垃圾人”

2025-05-23 08:37 C計劃

本文經授權轉自《晚點LatePost》（ID：postlate）；作者：曾夢龍，編輯：錢楊 黃俊杰。
和傳播學學者劉海龍一起，回顧我們過去一年的精神狀態。
賽博朋克世界已經降臨——不用腦機介面，無須在耳後插優盤。在中國，每一天，9 億人接入微信，平均花去 1 小時 42 分鐘，7 億多人在抖音、4 億多人在快手各刷 2 小時。還有微博、B 站、小紅書等若干 “小” 平臺各吸入上億人半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不等。這還沒有算拼多多、淘寶、支付寶、美團等內建影片、善用遊戲化設計的“工具”平臺，它們的娛樂性堪比迪士尼，讓人沉湎其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起、數萬網民投票選擇 “brain rot”（腦腐）作為年度詞，主流網民可能倍感親切。這個詞特指過量瀏覽低質量資訊，導致一個人精神或智力狀態惡化。
網路短劇今年市場規模超過電影行業，超出科幻作家想象力的現實題材劇本被塞到數億人眼前，成為腦腐的最新證明。但少被討論的是，影視公司的內容創作會上早就在說 “得抖音者得天下”，現在只是再多考慮一下 “長劇短劇化”。
數字與現實被疫情和短影片加速融合。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 10 月公佈的第三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顯示，中國網民（約 11 億）每天上網時間平均為 5 小時 37 分鐘，已經是 2018 年的兩倍。
新的資訊環境帶來許多便利、重組了很多行業的分工和分配，也誕生了新的問題和爭議。
前中國首富、農夫山泉創始人鍾睒睒指控新首富的平臺縱容網暴，把無數沒話語權的人遭遇過的痛苦推到臺前。施害者通常被利益驅動。一位微博使用者起訴莫言 “抹黑英雄先烈”，雖然沒有被法院受理，但他得到了足夠的流量，開始帶貨、推出付費訂閱服務。一些品牌也加入其中，在各類衝突中擺立場營銷產品。
蘇州、深圳兩地的日本人學校發生遇襲事件後，許多人震驚於難以置信的謠言和情緒可以被如此廣泛且隱秘地傳播，只因傳播者可以得到流量和相應的變現機會。微博、抖音、今日頭條、網易、騰訊、百度、鳳凰、豆瓣等平臺釋出宣告，稱將打擊 “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 相關違規資訊。
/英國牛津辭典的年度詞彙選擇了 “brain rot”（腦腐）。圖片來自：牛津大學出版社。/
資訊常被類比為食物。吃下去的食物影響著身體細胞的生長和變異，攝入的資訊則影響著大腦的運轉——一些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透過研究證明，就像垃圾食品過量導致肥胖、誘發心血管疾病，過度使用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也確實會大幅改變人的大腦，造成深度思考減少，心理健康受損（如焦慮、抑鬱、孤獨），現實人際關係被忽視等問題。
許多人不滿當前的資訊環境，批判演算法、平臺、AI 以及流量至上的價值觀，認為它們透過各種機制，想法設法讓人上癮，毀掉了人的智力、社會風氣和公共生活。
這些觀點都把新的媒介當成洪水猛獸。但傳播學學者劉海龍認為，有時很難簡單區分哪些問題是媒介造成、哪些問題是社會造成。
“如果你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媒介，認為不使用媒介，就沒有這些問題。我覺得這過於簡化了。” 他說。
劉海龍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系主任，研究方向為傳播思想史、政治傳播、傳媒文化。他長期關注宣傳、真相、資訊環境、網路民族主義等傳播問題，專著有《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等。
《晚點 LatePost》和他一起回顧了 2024 年有關資訊環境的公共事件與公共話題。在近 3 個小時的訪談中，劉海龍的表達溫和理性，對新的媒介環境變化持一種適應、自由和開放的態度。
“人類社會就是跟著媒介發展，人的進化也是跟著媒介變化、技術變化不斷在變化。” 他不同意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對技術持非常悲觀和批判的態度——如技術沒有敘事，導致人們虛擬化、社會被控制。
劉海龍認為，理解技術更好的方式類似達爾文的演化論。整個資訊環境如同氣候，人類得學會適應新的媒介形態、資訊分發方式，和它一同進化。
這個資訊環境將如何發展也不是一定的。這取決於每個人的參與，哪怕你只是資訊的消費者，你選擇點開什麼樣的內容也在決定什麼樣的資訊被製造出來，“在垃圾的資訊環境裡，儘量不做一個垃圾人。” 劉海龍說。
以下是《晚點 LatePost》和劉海龍的對話。

大眾文化從來都被消費主導，
現在是其他選擇在衰退
《晚點》：今年英國牛津辭典的年度詞彙是 brain rot（腦腐），澳洲麥考瑞辭典今年的年度詞彙是 enshittification（垃圾化）。這兩個詞彙激起很多人的同感。作為傳播學學者，你有什麼感受？
劉海龍：我覺得好像回到上個世紀。因為在 1930 年代，收音機、電影出現時，英美知識界討論過大眾媒體和大眾文化使得整體文化品位下降。電視時代也談論過，像《娛樂至死》。這樣的爭論，每到媒介技術變革的時代就容易出現。現在是社交媒體和 AI 演算法分發的時代，大家又重新爭論這個話題。
它反映的是媒介技術帶來文化領導權力的轉移。因為如果以文化質量品位劃分，任何社會的文化都是分層的，都有精英文化、中產階級文化、大眾文化。大眾文化肯定佔主導。這種轉移使得我們原來熟悉的文化分層邊界突然消失或者擴充套件了。
在中國，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不只是社交媒體導致文化品位下降，更重要的問題是其他力量對於精英文化的侵蝕。它們遠遠大於商業、演算法。或者說，我們有沒有培育起精英文化去制衡這種商業、演算法導致的 “腦腐” 文化？
批評資本、演算法沒問題，比如不要以流量作為唯一標準，但從另一個角度，商業文化的核心就是迎合使用者。我們今天看到文化品位下降，也是使用者選擇的結果。這股潮流很難阻擋，因為它是在法律範圍之內迎合。大家喜歡看什麼，它就會大量提供。
所以我覺得關鍵在於，社會需要其他機制補償或者對抗這種文化，要給人上升的空間。人都會成長，從喜歡低端的文化，到慢慢厭倦，往上走。最怕的是，當人們想往上走時，沒有足夠多的文化供給和吸引他們。這是最大的問題。
/每當媒介技術變革時，“腦腐” 文化的爭論就開始出現。/
《晚點》：也就是說，大眾文化從來都是消費性質，關鍵是沒有別的選擇？
劉海龍：對，我們有時產生錯覺，覺得現在文化很低端、世風日下。其實不是這樣。因為保留到現在的幾乎都是精英文化，過去的大眾文化基本都消散了。而且，過去的文化消費者較少，今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消費者。
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現在網上職業主播數量是 1508 萬。這是什麼概念？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職業的新聞或者廣電從業者。這相當於某些國家的人口數量。中國的短影片賬號總數達 15.5 億個，等於每個中國人有一個多短影片賬號。這麼大的數量，歷史上前所未有。它們要填充什麼內容呢？沒有那麼多優質內容填充，也沒有那麼多優質受眾觀看。
所以應該有其他文化對抗和平衡這股潮流。比如之前有很多知識分子或者普通公民參與公共討論，一件錯誤的事情出現後，有質疑、批評的聲音，現在越來越小，最後都是等政府出個公告。很多事情應該媒體調查、介入，透過媒體澄清，但現在很少有媒體報道，最後就是錯誤、垃圾的資訊滿天飛、情緒高漲。但這些都不能全怪媒體。
《晚點》：一項預估資料稱，2024 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將達到 504.4 億元，同比增長 34.90%。而同期內地電影全年總票房收入預計為 470 億元，這意味著微短劇的市場規模有望首次超過內地電影票房。你看過短劇嗎？如何理解它的迅速崛起？
劉海龍：我出於職業需求看了看。短劇我覺得是個替代。因為現在我們的休閒時間在碎片化，都在等待或者路上，同時工作一天非常勞累，“文化體力” 不足，使得我們沒法像過去那樣去電影院或者在家看劇。大塊的文化消費時間蠻奢侈，這種 “加速社會” 帶來短劇流行。
現在我們的文化越來越簡單、微型化、碎片化。短劇跟演算法息息相關，它結合了一些元素，比如前段時間流行 “銀髮霸總”，結合霸總和老年人。傳統有起承轉合、鋪墊的敘事在消失，短劇變成對我們的情緒刺激。幾分鐘一集的劇，一分鐘就要有一個爆點，讓你情緒帶入。所以短劇非常誇張，很多都是情緒宣洩。 
大多數人會覺得這很爽，刺激多巴胺分泌。霸總劇很解氣，還有被壓迫後逆襲的劇。這些主題在傳統影視劇裡也有，但沒有短劇那麼極端。
它不是敘事，而是怎樣操控你的情緒。很多短劇的表達，尤其對於貧富差距，都是非常極端的，現實中不可能出現，但它利用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缺陷。
作為純商業產品，短劇可以存在。問題還是我剛才講的，有沒有好東西跟它對抗？如果所有都是這樣，那就完蛋了。
《晚點》：很多人也想看好東西，但沒時間，平常生活太辛苦了。
劉海龍：對，可能一些短劇也撫慰了很多人的心靈。像外賣員等外賣時可以刷短劇或者短影片，否則他每天就只剩送外賣。之前網上有人討論 “電子陽萎”，連打電子遊戲都提不起精神，問題顯然出在生活環境中。
AI 生產海量資訊，
正在讓我們喪失時間感
《晚點》：相比之前的媒介技術變革，今天因為演算法、AI 等技術的出現，虛假資訊猛增。像今年韓國深度偽造色情犯罪激增，中國一些賬戶利用 AI 生成虛擬人賣貨，你怎麼看？
劉海龍：最近 Sora 釋出新版本，又引來一波關注。類似這樣的新技術，使得 AI 生成的資訊會越來越像人類創造的資訊。
現在有人觀察到，我們搜尋，AI 生成答案，但生成的東西不會消失，而會根據演算法，越來越靠前。未來我們搜尋的內容可能是 AI 生產的東西佔主導，這些東西又成為新的語料餵給 AI，然後 AI 又會加工 AI 生產的東西，不斷反覆。這就會出現 “遞迴效應”，出現尼采講的 “永恆迴圈”。
資訊的永恆迴圈會產生一些危險。比如我們會失去時間感、歷史感。最新和古老的資訊都是突然一併湧入，不像書籍那樣的線性時間排列或者秩序。現在接受社交媒體和推送內容這一代，其實已經出現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活在當下，不太關心歷史，忘掉了歷史教訓，導致覺得當下最好、一切合理。
像吳柳芳事件，我看到有人說，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都是歷史上靠擦邊擦出來的。比如電影裡的吻戲、雜誌上的泳裝照、李谷一的 “氣聲唱法”，當年都是冒著被查禁或者批評的危險。一點點地，透過類似這些事情，人們的道德尺度開始放開，社會變得更加寬容。如果沒有歷史意識，就意識不到封禁一個賬號意味著什麼。
還有因果性的喪失。人們搞不清楚很多東西的因果關係。像今天許多人都是以我的情緒為主，被情緒裹挾，不會推理一件事情合不合理、正不正確。這種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就是反因果、反歷史的。
/AI 如何影響人類的資訊環境還是個未知數。/
《晚點》：你覺得如何能降低負面影響？
劉海龍：因為 AI 不能自己識別自己。現在最強的技術都是 “生成”。“判別” 意味著水平要比 “生成” 高。同時，今天 AI 生成的內容大部分基於文字，沒辦法和現實對照。很多荒唐的內容，問題就在於它沒有現實感或者歷史感。
那怎麼讓 AI 有現實感？我覺得技術的問題可能還得技術來解決。因為人類識別不了那麼多資訊，不可能一條條核對。AI 未來可能要往如何感知現實、識別現實方向發展。現在已經有人在做這種 AI 開發，如何識別或者篩選虛假資訊，這樣未來可能好一點。否則，這輪技術發展可能會是災難，大家以後都無法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晚點》：雖然 AI 生成了很多低質量、不真實和不準確的資訊，但你在《生產式人工智慧與知識生產》一文中提到，AI 生成的知識也具有創造性。
劉海龍：我的主要觀點是說，AI 生產的知識跟人生產的知識不一樣，不能用人類的知識標準要求它。這裡面涉及很多哲學討論，比如 AI 生產的知識能否自我解釋，能否指向現實，有無創造性，背後是否有情感等等。這些討論我就略過。
現在 AI 生產的知識，人類的參與很深：一是語料來自於人；二是問題來自於人。最簡單的例子，蘇格拉底創造的哲學是由蘇格拉底的問題引匯出來的，所以人的問題引導對 AI 的知識生產很重要。
另外，我們過去認為機器沒有創造性，但 “創造性” 是人類產物，意思是打破人的預期和規則，並且要在人類理解範圍之內。比如梵高打破常規畫畫，但人們理解不了，生前賣不出畫。後人將他的創造性解讀出來後，我們才認為他有創造性。所以創造性是人類的標準。
那現在看 AI 是否有創造性，主要看的也是人類標準。因為對於 AI，生成的知識都是一樣的，都是根據統計學計算出來。對 AI 的評價取決於我們對它的態度。這就像佛教講的，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人的心動。 
還有，現在的 AI 依賴於人類資料，但下一步可能發展到不依賴人類資料，就是隻有演算法，沒有資料的 AI。AI 能自己獲得資料。這時，AI 生產的知識會達到新的高度。
比如最早 AlphaGo 是用人類棋譜，到後面 AlphaGo zero 完全沒有人類棋譜，自己從頭到尾透過自我對弈，總結想法，更厲害了。這也有點像李飛飛他們講的空間智慧。AI 能感受這個世界，建立起時空秩序，能夠不依賴於人感知和推理。
《晚點》：到那個階段後，人類的知識生產會受什麼影響？
劉海龍：到那個階段，可以說 AI 具有意識。人類的空間可能越來越小，或者很多東西 AI 會給我們參照。人類的知識不再是唯一的知識。這就涉及尤瓦爾·赫拉利在《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 AI 時代的資訊網路簡史》講的，不同政權怎麼認識這類知識，用還是不用，會出現很大爭議。
平臺內容治理，
更多讓言論市場自己解決
《晚點》：你怎麼看待鍾睒睒陷入的輿論風暴和他對平臺和演算法的批評？平臺的內容治理在全世界都是個難題，你覺得企業和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做什麼？
劉海龍：我覺得平臺的內容治理不能僅靠政府，需要平臺、法律、民間組織、普通公民等一起參與。政府要考慮到權力邊界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個整體的綜合治理，不是 “一禁了之”。
在中國，我們一方面要警惕平臺力量的強大，另一方面還要警惕藉著治理旗號進一步管控，縮小普通人表達的權利。比如前體操運動員吳柳芳的影片，只要不違法，是可以存在的，沒必要把邊界拉得那麼高。不然會造成普通人表達空間越來越小，對整個社會不利。
社會需要一些表達出口，哪怕是情緒發洩。如果對這些表達堵得越來越多，可能造成高壓鍋缺乏洩氣閥，越來越危險。
我問過一些平臺，它們也有治理政策，比如當一個內容點選量過高時，會觸發人工稽核機制，判斷這些內容適不適合傳播。像鍾睒睒說到的誹謗和虛假資訊，平臺可以處理，調整演算法，包括降低權重，減少擴散，做些標註、提醒使用者等。
但我覺得更多要交給言論市場自己解決。平臺本身有某種自我淨化機制。關鍵在於，你要讓不同意見能在裡面表達。不是所有問題都要政府介入，政府也不可能管理每件事情。要有常態機制，像吳柳芳這樣的影片，線定在哪裡？我覺得整體還是宜松不宜緊。
《晚點》：具體到鍾睒睒提出的問題呢？
劉海龍：鍾睒睒做過傳統媒體，我覺得他在用傳統媒體的思維討論短影片平臺。因為短影片平臺不是一個大家看到內容完全一樣的地方。每個人看到的內容，跟他自己的偏好、之前的選擇，是有關係的。
比如鍾睒睒和鍾睒睒周邊的人，肯定大量觀看農夫山泉的內容。因為他們會搜尋、關注，很自然，在他們眼裡，鋪天蓋地都是汙衊或者虛假資訊。他們生活在自己的資訊繭房。
傳播學有個概念叫 “第三人效果”，就是你認為這個資訊的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很大。
/智慧手機、社交媒體、演算法、AI 成為新一輪媒介技術變革爭議的焦點。/
《晚點》：不過鍾睒睒的事情還是一個網路熱點。
劉海龍：那為什麼這樣的內容點選率高？大家在電視時代也討論過。有個理論叫 “培養分析”，說商業化體制會使得某些內容高度同質化，比如暴力、醜聞、名人，它們就是會受青睞、收視率高。從長遠來看，它們維護了統治精英的意識形態。
今天也是一樣，有些內容就是點選率高，比如仇富、民族主義。商業迎合受眾，但這種迎合也是受眾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名人因為社會責任和回報比較大，相對來講，個人權利要小一些。不能說到你，就被認為是誹謗，還有許多是正常的討論和輿論監督，以及灰色地帶。有時，平臺也不能判斷謠言、誹謗，有些可能過兩天就變成真相了。
任何人都不掌握絕對真理，為了大家有更多表達自由，要留出一些空間，容忍一些 “錯誤” 資訊傳播，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鍾睒睒完全可以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式處理，但不能什麼都 “政府站出來主持公平”。這不是一個現代的思維方式。
《晚點》：你曾研究過 “帝吧出征” 為代表的網路民族主義，如果回看它在 2024 年的變化，似乎趨勢是極端化、商業化、迴旋鏢效應（反噬）。你覺得這些年中國的網路民族主義有什麼變化和新特點？ 
劉海龍：我們討論 “帝吧出征” 時，基本上還是人在行動，透過網路動員參與。現在的網路民族主義，行動者加上了技術，尤其是演算法。極端內容有爭議，評論轉發就多，點選率就高。熱烈的資料使得這些內容被平臺認為很有價值，然後在演算法的作用下，就會越炒越熱。
現在的網路治理，對網路動員和網路行動的限制非常大。一方面，這打擊或者壓制了飯圈等不良行為，但另一方面，過去比較正面的集體行動也在變少，導致現在沒有力量去制衡另一面的言論。沒有制衡後，它們就無限膨脹。比如胡錫進過去被列為左派，現在他被某些極端派看成了右派。當真正的右派沒有時，中間派甚至左派中的溫和派都成了右派，整個政治光譜變得越來越極端化了。
網上關於農夫山泉的言論，說 “茶” 字像日本的靖國神社，紅色瓶蓋象徵日本國旗，千島湖說成富士山……這很荒謬，但有流量。
這些資訊需要被反制。但我們現在只剩國家介入，強制平臺做些事情。這樣，總是沒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網紅、噴子、騙子、癮君子……社交媒體世界似乎越來越虛假和極化。/
《晚點》：網路上很多事情都會呈現撕裂和極化的特徵，在《打破社交媒體稜鏡：探尋網路政治極化的根源》一書的序言中，你提到作者克里斯·貝爾透過實驗證明，即使在社交媒體上打破 “資訊繭房”，接觸對立觀點，人們仍會產生政治立場極化。
這個研究很有啟發。但你也說，貝爾沒有考慮政治文化的影響。比如中國網民在遭遇不同意見時，並不一定會出於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而走向極化，更多的則會觀望現實政治環境和網路意見氣候後再謹慎行動。能不能再講講你的比較、觀察和思考？
（注：貝爾稱，社交媒體是一面會扭曲使用者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稜鏡。社交網路使用者遭遇不同觀點時，會強化原來的身份認同，為了捍衛立場變得更加極端。溫和派在看到極端言論後，認為社會分歧太大，感受到巨大壓力。溫和派越沉默，極端聲音就越放肆。這種扭曲會讓使用者形成錯誤的自我身份認同和虛假政治極化，從而變得越來越極端。）
劉海龍：這本書的作者講，網路有兩個作用，感知環境、表達意見。在大眾媒體時代，人們感知的是大眾媒體環境，表達意見是私下表達。兩者分開，使得個人表達沒那麼大影響力，可見度比較低，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但在社交媒體時代，會造成少數極端言論非常顯眼。它點選率高，加上演算法推薦，導致人們覺得這樣一些極端言論好像代表了一個社會真正的聲音。
但極化本身需要條件，至少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聲音表達。我們現在的聲音表達不平衡，很多人看到大多數人贊成某個觀點，或者某些觀點在政治上不正確，他們就不敢表達。比如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可以表達，但批評他們的言論，表達起來就多有忌憚。這會導致我們出現一種結構性壓力，使得整個政治光譜發生巨大變化，言論越來越極端，大家無法討論問題。所以中國的輿論場經常表現出來的是 “虛假的政治極化”。
《晚點》：與極端言論相關的還有網路暴力。這些年，韓國、中國等地網路暴力造成的悲劇頻發。你覺得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改善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可能遭受網暴，尤其現在你還不能確定罵你的是真人還是水軍、AI。今年有一則法律判例，3 名網暴者被判在微博上公開道歉，支付精神損失費。但運用法律解決的是少數。
劉海龍：“網暴” 這個概念，現在大家使用得比較隨意。網暴有不同型別，比如有的就是單純網路攻擊或者批評；有的批評只有兩三個人參與，但有人覺得是網暴；還有的是 “開盒”，在網路上公佈你的真實地址，讓人到現實中騷擾你。網暴也和承受能力相關。比如很多人罵胡錫進，但他不覺得自己被網暴，而鍾睒睒可能就覺得壓力就比較大。
董天策教授做過一項研究，分類整理了學術論文中提到過的 55 起 “網暴” 案例。他發現，有司法介入的 “網暴” 只佔到 27.27%；在無司法介入的 “網暴” 中，公民表達和輿論監督佔到 47.23%，網路謠傳、網路事件、網路攻擊佔到 25.4%。他認為，現有案例對 “網暴” 的認定擴大化，既不符合司法實際，也非規範判斷，實屬臆斷。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釋出過《關於依法懲治網路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那份檔案提到，針對網路暴力的不同行為方式，要準確適用法律，以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等定罪處罰。我覺得網暴還是要按照法律的方式界定比較好，因為擴大化會影響正常的公民表達和輿論監督。
《晚點》：有時候人們也會誇大網路輿論的影響。
劉海龍：對，這涉及受害者能不能迴避？比如僅限於網上攻擊，那我可以不上網，“熔斷” 一下，逃避影響。網路相對來講是可以逃避的。
有時你被罵，也要反思自己的問題。比如有人在性別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那人家罵你，這個時候首先要反思的是，誰讓你說這話？沒有網路之前，也存在這種 “輿論審判”。
作為普通人，我們要適應媒介環境的變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我們也不能把網路世界作為生活的唯一世界，好像那個世界沒有，就崩塌了。比如四川德陽女醫生因網暴自殺事件，這是場悲劇，但也可以避免。
過去也有反智主義，
但大家看不到
《晚點》：今年數學家丘成桐在演講中稱中國現今數學水平沒達到美國 1940 年代，然後被罵 “漢奸”“公知”。不知道你怎麼看這種現象？像有本美國人寫的書叫《專家之死》，就把這種現象和美國曆史上的反智主義思潮關聯在一起了。
劉海龍：就像奧爾特加·加塞特講的，這是一個大眾反叛的時代。當大眾突然有了發言權，過去精英沒辦法聽到的聲音就表達出來了。過去也有反智，但大家看不到、聽不到，就認為不存在。其實現實世界一直是這樣，只是現在可見度更高。
我覺得現在比較可怕的地方是反智加上民粹，不信任整個體制。人們不是不信任某個專家，而是不信任既有的科學、理性、法律的體制，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耐心。那當一切都不可信時，你根據什麼判斷和行動？
《專家之死》裡也提到，過去我們認為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智，但在新一波的反智主義或者民粹主義裡，反智的人的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他們也開始不信任整個制度。這跟整個全球的網際網路化有關。我們看了太多負面，讓我們以偏概全，不恰當推廣。
因此不僅普通人，公務員、決策者的科學素養或者批判性思維，都要提高。
還有我們的真相尋求機制。因為傳統的真相尋求機制有三根非常重要的支柱——新聞媒體、法律、政府調查。如果三方協作，我們能獲得真相。而且我們相信它們之間相互監督，然後相互完成真相的獲得。如果三支力量不平衡，我們無法驗證真相，只能單純質疑，那就會產生許多陰謀論、反智主義、垃圾資訊等。
/大眾在反叛，專家在消失。/
《晚點》：如果反智主義的趨勢延續下去，你覺得後果可能會是什麼？
劉海龍：當沒有外在標準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時，就是誰的聲音大，誰的權力大，誰就左右輿論場。最典型的是蘇聯的李森科事件。科學標準被推翻之後，就是政治的標準。這是最可怕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典型的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或者民粹主義，看上去好像每個普通人在發言，但其實不是的。
《晚點》：大眾文化呢？
劉海龍：大眾文化或者商業文化可能會產生壟斷，但不必然導向極權主義。因為消費者是多變的，不會永遠接受某類東西。私有財產也需要民主和法治來保護自己，要依靠理性的邏輯來維護自己利益。一個開放的社會，也不可能只有商業文化。
抽象文化是一個壓力出口
《晚點》：今年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一項有爭議的法律，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你怎麼看這項法律規定？有人覺得這誇大了社交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濫用社交媒體會帶來大腦和心理的變化，他們認為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隨時與外界聯絡，但孤獨感卻在加劇。
劉海龍：這種討論比較極端。哪些是媒介造成，哪些是社會造成，有時很難簡單區分開。如果你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媒介，認為不使用媒介，就沒有這些問題。我覺得這過於簡化了。
因為整個人類社會就是跟著媒介發展，人的進化也是跟著媒介變化、技術變化不斷在變化。甚至有人講，沒有技術，就沒有今天的人類社會。技術和人很難完全剝離。
焦慮、抑鬱、孤獨等問題，我覺得還是怎麼適應環境。每一代人都會面臨新的環境，怎麼調整、適應，才是重要的。喬納森·海特在 The Anxious Generation（《焦慮的一代》）提到的問題，特克爾好多年前在《群體性孤獨》裡也討論過。特克爾研究的還是使用電腦，不是社交媒體。
再往前推，涂爾幹在《自殺論》說，整個社會轉型、社會的疏離導致大量的人抑鬱、自殺、失範。你說這樣的問題是媒介帶來的嗎？顯然不是，那個時代沒有手機、電視、廣播。它是現代性帶來的。
我們今天的社會內卷、壓抑。我覺得工作對人的摧殘可能更嚴重。包括社會環境，逼婚、逼生等等，它們對人的壓力遠遠超過社交媒體。
很多問題看上去是媒體使用的問題，但更可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
《晚點》：很多人也從社交媒體獲得快樂。
劉海龍：媒介研究會講，我們使用媒介是為了滿足我們現實生活中獲得不了的需求，比如補償、逃避、社交。過去研究電視時代，發現老年人喜歡看電視。因為他缺乏社交，看電視至少能看到人的互動。那電視到底是造成他孤獨的原因，還是緩解了他的孤獨？
社交媒體的使用也是一樣。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反而能找到快樂，不然更壓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變成機器，跟人也沒有交流。那發發自拍、看短影片和看朋友圈，看看別人幹啥，也滿足了需求。當然，這種需求也很無奈。
當滿足需求時，會帶來新問題。比如大家在社交媒體上，傾向於發過得好的內容，但這會讓人覺得別人生活得都比自己好。這就是互相傷害，產生了不平衡，會有抑鬱情緒。
/媒介技術變革總會引發人們對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影響的爭論。/
《晚點》：青少年呢？
劉海龍：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相對差一些，所以更容易出事。但現實中，高中生不容易出事嗎？哪怕不使用社交媒體，他們也很敏感和脆弱。很多悲劇是家庭、社會處理不當，如果不因媒體而起，也會因其他事情而起。
媒介永遠只是社會的一部分，是被嵌入到社會中。有這樣的社會，就有這樣的媒介，反過來，有這樣的媒介，就有這樣的社會。
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或者網路，確實需要家長、學校和社會的引導，教他們怎麼適應。比如怎麼控制媒介使用時間，怎麼讓它更好為自己服務。像很多媒介的過度使用，是因為家長沒有干預，沒給孩子安排活動，找有意義的事情做。家長自己都在刷手機，怎麼可能要求孩子不刷手機？家長自己不讀書，怎麼可能要求孩子讀書？
《晚點》：當代青年文化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去年的關鍵詞是 “發瘋”“萬聖節”“寺廟熱”，今年的關鍵詞則是 “夜騎”“搞抽象”。你怎麼看今年一些新的青年文化現象？
你之前的訪談聊過 “抽象”，說：“如今，宣洩的空間越來越少，大家只好轉向一種更加曲折、奇怪的方式，抽象文化就是一個出口。”“當一個東西連意義都沒有，你怎麼禁止它呢？” 
劉海龍：問題在於表達空間。年輕人都是反叛的，希望越軌，但現在沒有給他們反叛的空間。小學、中學、大學都規訓得太過了，嚴格到年輕人現在缺乏激情。我的學生給我講了一個概念，叫 “淡淡的死感”。
我覺得蠻貼切。你感覺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沒有激情，也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鄭州夜騎特別典型，就是荒誕。你說他們想幹什麼事？也沒什麼事情幹。一開始就為了去吃個包子，後來的人都不是為了吃包子，就是參加一下。
沒有任何意義，但他們用一種無意義的荒誕去對抗荒誕。我覺得這是行為藝術。
年輕人成為整個社會的縮影。他們比較敏感，最早能體會或感受到社會的問題。整個社會都很規矩或者壓抑。像今年付航講 “passion”（激情），獲得《喜劇之王單口季》冠軍，現實生活中沒多少人有生活激情。
“搞抽象” 這些空洞的行為或者純粹的姿態，沒有任何意義和實質內容。但它能讓大家安全參與，帶進自己的意義，搞下抽象，連線起來。這也是人性的需求或者表現。
《晚點》：你覺得如何才能改善我們現在的資訊環境？個人能做什麼？
劉海龍：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最後還是要落到每個人的行動上。比如你認為這個環境不好，那是不是可以拒絕接受一些資訊，不要再去點選了；你覺得網路環境不好，那能不能斷網，或者少用一點網路，多一點線下交往、線下行動，多看看書，多生產一些東西。
首先是需要行動，然後個人不要過於依賴網路。要知道有很多不同文化，不要沉溺在網路環境。要給自己成長空間，非常有意識、自覺地去規劃媒介使用。除了個體，我們的資訊傳播制度要怎麼改善？
在垃圾的資訊環境裡，儘量不做一個垃圾人。如果大家都能意識到它是垃圾的資訊環境，那你就想辦法去改變它，從改變自己開始。要相信大眾的力量，我對未來是樂觀的。因為我覺得歷史是往前發展，不可能退步，從長期來看，震盪都是區域性的。
題圖來源：《隱私大盜》
延伸材料：（上下滑動）
1. 劉海龍，《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 100 講》
https://www.vistopia.com.cn/detail/285
2. 劉海龍，《生產式人工智慧與知識生產》《新常人統治的來臨：ChatGPT 與傳播研究》《演算法想象與演算法巫術》
3. 卡爾·D. 馬爾奇，《放不下的手機：你的失控，來自被重灌的大腦》
4. Jonathan Haidt，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5.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6. 湯姆·尼科爾斯，《專家之死 : 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7. 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8. 涂爾幹，《自殺論》
9. 克里斯·貝爾，《打破社交媒體稜鏡：探尋網路政治極化的根源》
10. 韓炳哲，《倦怠社會》《沉思的生活，或無所事事》《他者的消失》《精神政治學》《愛慾之死》《非物》
11. 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
12. 尤瓦爾·赫拉利，《智人之上 : 從石器時代到 AI 時代的資訊網路簡史》
13. 威廉·弗盧塞爾，《書寫還有未來嗎？》
14. 李飛飛，《我看見的世界》
15. 劉遠舉，《中國 “擦邊” 簡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41130A03U3X00
16. 《關於依法懲治網路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2dfb372281fcfc26a1489d012108b.html
17. 董天策、伍晨陽、周潤哲、聶茜，《“網路暴力” 治理研究中規範判斷與理論依據的學理分析》http://cjjc.ruc.edu.cn/CN/Y2024/V46/I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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