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DOGE意興闌珊,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特斯拉——也許這是對過去幾個月來馬斯克心境的一種模糊的總結性表達。
2025年Q1特斯拉財報顯示總營收為193.35億美元,同比9%,淨利潤狂降71%,冰冷的數字也在勸說馬斯克“政-商”魚和熊掌不能兼得。
當華爾街金融巨鱷和白宮同儕們都在冷眼馬斯克在DOGE和特斯拉的取捨進退的抉擇時,他卻不為人知處開闢了鬥爭的第二戰線——SpaceX重燃戰火。
四月下旬以來,馬斯克領導下的SpaceX向直接競爭對手EchoStar發起了新一輪衝擊。
SpaceX向監管部門FCC(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展示了一項長期工作成果:密集收集了美國東北部、西部以及阿拉斯加地區的2GHz頻段的功率譜密度(PSD)資料,抨擊Dish Networks(其母公司就是EchoStar)僅使用了其授權的AWS-4頻譜的5%。換言之,SpaceX認為EchoStar違反了之前向AWS-4頻譜資源大量投放的承諾,屬於典型的國家資源浪費。

SpaceX列出的SpaceX“罪證”
這也意味著SpaceX和老對手EchoStar的新一輪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馬斯克的SpaceX為何如此看重AWS-4頻譜?又為何將在這一頻譜資源的利用率問題上大做文章,將其視為打擊對手的利器?
AWS-4頻譜位於2GHz頻段範圍內,最初設計用於衛星通訊,但經FCC批准後,被允許改造為地面行動通訊使用。這一頻段具有中頻特性,兼具覆蓋範圍和傳輸速率的平衡,非常適合4G和5G網路通訊裝置的複用。
AWS-4頻譜是北美極其優質的頻段,既能支援廣域覆蓋,又能提供較高的資料傳輸速率,它比較契合馬斯克所暢想的頻譜重耕(Refarming)策略,即透過將原衛星頻段轉為地面行動通訊,運營商無需完全清退舊技術即可支援新網路。
這一頻段的附加值還遠不止於此,如果你想在美國的“老少邊窮”地區或者地廣人稀之處提供5G服務,AWS-4的2GHz頻段是絕佳選擇。
在美國波譎雲詭、光怪陸離的政治光譜下,由誰來主導農村,或者衰落鏽帶之老工業區的5G地面行動通訊服務,已經不是單純的通訊技術問題了,還牽扯到政治站隊。在MAGA這一話語體系下,在衛星、地面通訊領域誰能提供一種帶有“社會主義”普惠性質的運營服務,誰就有了更高的政治站位。
追溯EchoStar的歷史,它可比SpaceX要老牌的多。EchoStar成立於1980年,最初是一家分銷C波段電視系統的公司,其早期業務聚焦於衛星電視技術。1987年,EchoStar申請了直接廣播衛星(DBS)許可證,1995年,公司成功發射第一顆衛星EchoStar I,並推出DISH Network品牌,正式進入家用衛星電視市場。在拉丁美洲等市場,EchoStar透過30多家本地服務提供商提供硬體安裝、維護等支援,相比馬斯克的星鏈依賴終端直郵的模式更具響應速度優勢。
為了打擊競爭對手EchoStar,SpaceX透過功率譜密度(PSD)跟蹤掃描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認為EchoStar沒有服務好美國廣袤的農村和地廣人稀地區。
馬斯克此舉還有另一層意味,即質問FCC為何順利地給EchoStar頒發頻譜經營牌照?FCC的規則制定是不是也有問題?

當地時間4月23日,美國某先鋒派新媒體爆出一則白宮內的重量級花邊訊息。DOGE負責人馬斯克和財政部長貝森特眾目睽睽之下,因美國國稅局的任命問題爆發激烈爭吵,雙方爆粗口甚至大打出手。
貝森特差點圓了馬斯克8年前的“一場夢”,就是找人線下打一架——2017年他在網上約架Facebook總裁扎克伯格,為此還專門請了一個搏擊老師。當時馬斯克的母親梅耶呼籲雙方要文鬥不要武鬥,最終雙方線下打架並在網上直播的計劃未能如願。
這一次,也許不用等媽媽過來勸,馬斯克也看起來決定從白宮這個是非之地逐漸抽身。不過,他的政治野心真的在褪色嗎?
不少媒體把特朗普內閣班子和白宮描述為馬斯克的“雄競訓練場”,如果聯絡到SpaceX在頻譜資源問題上猛攻EchoStar,這個判斷也許仍有很強的合理性。
“SpaceX VS EchoStar”是一場明線,FCC內部正在進行著一場“暗戰”,馬斯克對這兩條戰線洞若觀火。
2013年至2017年曾在FCC擔任主席的Tom Wheeler,今年以來不斷向現任FCC主席Brendan Carr發難,他近日在《律戰》(Lawfare)發表評論,認為Brendan Carr試圖打破 “美國政府和民主的基礎原則”,是特朗普塑造個人權威,不斷強化總統權力的幫兇。
Tom Wheeler是奧巴馬的鐵桿心腹之一,而Carr則是共和黨資深成員,後者長期主張放鬆對通訊行業的監管,支援自由市場競爭,反對民主黨推動的“網路中立性”規則,他這一立場與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高度一致。
FCC前後兩仁主席掐架,可以看作是美國兩種執政正規化和敘事的鬥爭。
Tom Wheeler的論據看起來相當充分,因為Brendan Carr在公開場合從不諱言他對特朗普的忠心,而且還公開佩戴過特朗普頭像胸章(如下圖)。

Brendan Carr支援特朗普的“5G領先戰略”,主張透過頻譜拍賣和技術共享加速美國5G建設。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推動國防部釋放3.5 GHz頻段用於5G商用,並認為頻譜資源分配應以私營企業為主導——很明顯,馬斯克的Starlink計劃就需要像Carr這樣的政策制定者作為堅強後盾。
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馬斯克和Carr的政治同盟看起來更加牢固了。Carr強烈批評拜登政府撤銷對Starlink近9億美元補貼的決定,認為此舉出於“政治動機”,並主張透過補貼加速農村寬頻覆蓋,還批評指責拜登政府透過司法部、FAA等機構對馬斯克的企業如SpaceX、X平臺進行“政治迫害”,並稱此類行動損害了美國的技術競爭力。
也許在“深層政府”觸角邊界上馬斯克和Carr立場未必完全一致,但馬斯克需要擠壓競爭對手市場佔有率,為SpaceX爭取更多頻譜資源,Carr則需要馬斯克的商界力量推動FCC內部改革和更大權力的掌控。
按照FCC組織章程和法律規定,5人小組中同一政黨成員不得超過3人。目前,由於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後共和黨重新執政,FCC的黨派構成已發生重大變化。共和黨佔據多數席位的3席,民主黨佔2席,原民主黨主席傑西卡·羅森沃塞爾(Jessica Rosenworcel)已被Carr取代,剩餘兩名民主黨委員繼續留任,留下的這兩個顯然是拜登政府留下的“釘子”,用來制衡Carr。
Jessica Rosenworcel就是主張砍掉馬斯克Starlink計劃政府補助的主策劃人。由於FCC掌握著頻譜的分配與拍賣,和通訊運營商直接相關聯的產業,以及衛星和無線通訊領域都必須讓FCC的老爺太太們點頭才能上路。
SpaceX開發的星鏈的第二個版本經過了與FCC長時間的齟齬才獲批,而且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若要上馬毫米波雷達或者雷射雷達專案也涉及到通訊頻譜問題,必然繞不開FCC這道坎,畢竟,在車載毫米波雷達的部署、UWB車鑰匙解鎖技術、無線通訊模組的合規性方面,特斯拉已經不止一次受到FCC審批的掣肘。
透過猛攻SpaceX的競爭對手EchoStar,項莊舞劍,意在打擊FCC內部盤根錯節的奧巴馬-拜登的“餘毒”勢力,為包括特斯拉在內的商業帝國進一步鋪路,這也許是“馬斯克大棋盤”中的幾個關鍵性的落子。而且,DOGE在對分散特朗普內閣權力方面做有限讓步的同時,馬斯克試圖去FCC尋找政治盟友,從相對外圍的方向影響特朗普二次任期的執政核心架構,或許也是他“政心不泯”的表現。
馬斯克真正的底牌在於其商業版圖的非對稱風險結構:特斯拉的電動車、SpaceX的航天器、X的社交平臺、Neuralink的腦機介面——這些領域在技術週期、監管強度、地緣敏感性上高度異質化。當某板塊因政治立場遭遇衝擊時,其他板塊反而可能獲得補償性增長,比如SpaceX鏈在俄烏衝突地區的軍事價值飆升等等。這種佈局使他能夠將政治風險轉化為跨領域套利工具,甚至主動製造危機來觸發系統內的能量轉移。
SpaceX VS EchoStar揭示了數字時代巨頭的新型生存法則:當企業規模突破傳統國家的制衡能力時,創始人可以透過“政治行為藝術”重構權力關係——既不完全服從監管,也不公然對抗體系,而是將自身變成監管無法定義的“量子態”。不過,其危險性在於,當商業領袖的個體意志能夠透過技術壟斷扭曲公共議程時,所謂的“平衡”本質上已是權力對規則的降維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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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心智觀察所”,原標題《SpaceX讓馬斯克的“政治慾火”持續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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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火箭,想說愛你不容易——(二)難以複製的Spac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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