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經濟開局良好，但堵點依然存在
得益於去年一攬子增量政策持續顯效以及今年以來多項政策加力擴圍，一季度中國經濟開局良好，實際GDP同比增長5.4%，主要經濟指標普遍好轉：
一是出口延續較強韌性。3月，美國對華加徵的20%關稅已經生效，但受搶出口等因素帶動，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仍達到12.4%。一季度，中國出口同比增長5.8%，商品貿易順差為2730億美元，創歷史同期新高。受此影響，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一季度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8.9%，也是多年同期新高。
二是以舊換新帶動消費反彈。一季度，社零同比增長4.6%，明顯高於去年全年的3.5%（3月，社零當月同比更是升至5.9%）。從限額以上零售分項看，與以舊換新密切相關的通訊器材（26.9%）、文化辦公用品（21.7%）、家電（19.3%）、傢俱（18.1%）零售表現亮眼，僅這四項就拉動一季度社零增長1.4個百分點。
三是財政加碼推動投資回暖。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2%，比去年全年加快1.0個百分點。一方面，地方專項債發行提速以及“兩重”“兩新”政策增量擴圍，有效拉動了基建和製造業投資；另一方面，“6+4+2”化債方案緩解了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釋放了其在穩增長方面的動力。
儘管如此，當前經濟執行中仍有不少堵點，最為突出的就是價格走勢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財政收入狀況：
一方面，價格水平持續偏低。一季度，名義GDP同比增速為4.6%，明顯低於實際GDP的5.4%。在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供需不平衡格局下，GDP平減指數連續8個季度負增長，價格下行持續時間超過1998-99年。截至2025年3月，CPI當月同比連續25個月低於1%，PPI當月同比連續30個月負增長。
另一方面，稅收收入明顯承壓。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1.1%，其中稅收收入同比下降3.5%。主要稅種中，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6.8%。考慮到中國的稅制結構（90%的稅收收入來自企業端），財政收入受價格因素的影響非常大。在價格下行時期，財政收入增速往往低於GDP增速，這也將一定程度制約財政支出力度。
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面臨更大挑戰
一季度中國經濟良好表現已是“過去式”。進入二季度，隨著關稅衝擊逐步顯現、部分政策效果減弱，全球和中國經濟將面臨考驗。
外部挑戰：對等關稅衝擊逐步顯現。4月10日，美國對華加徵的“對等關稅”生效（今年以來累計加徵的關稅已達145%，部分品類豁免）。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佔國內出口比重為14.7%、佔國內GDP比重為2.8%。如果考慮到轉口貿易，上述佔比會更高。因此，二季度開始，對等關稅衝擊將對國內出口、經濟增長造成明顯衝擊，並加劇國內的通縮壓力。
此外，由於中美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和其他國家談判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增速也可能受到衝擊，而中國本土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行為也可能在外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發生改變。
最新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關稅政策衝擊下，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增長預期均有下調。基本情景下（基於截至4月4日公佈的關稅措施預測），IMF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下調0.5個百分點至2.8%。其中，美國經濟增速下調0.9個點至1.8%，中國經濟增速下調0.6個點至4.0%。
內部挑戰：內需恢復面臨不確定性。由於以舊換新支援的品類以耐用品為主，隨著消費潛力釋放，後續政策效果大機率減弱甚至出現負向補償效應。此外，消費復甦的三重製約——收入承壓、財富縮水、信心不振仍未根本性扭轉。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5.5%，相比疫情前仍有較大差距。截至2025年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依然偏弱，其中就業分項仍處於歷史低位。
另一方面，4月以來，房地產銷售企穩回升勢頭明顯轉弱。高頻資料顯示，4月前22日，30大中城市新房成交面積同比降至-13.4%，明顯低於3月的2.5%。其中，一線城市同比轉負，二三線城市降幅擴大。同時，樣本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積同比也有所回落。這意味著，去年四季度開始的一輪地產脈衝可能正在消退。
如何提高刺激政策的有效性？
面對上述內外部困難挑戰，當務之急是爭取“以戰促和”、避免中美“硬脫鉤”，同時努力“修煉內功”、提高刺激政策的有效性。
過去一段時間，特朗普備受爭議的關稅政策嚴重衝擊美國經濟，加劇其自身滯脹風險。美國金融市場因此出現罕見的“股債匯三殺”，美元信用也受到質疑。迫於壓力，特朗普首先推遲實施了除中國以外國家超過10%的對等關稅。隨後，還對電子消費品、晶片等進口產品實施一定程度豁免，約1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可被豁免，並釋放了與中國談判訊號。4月22日，特朗普再度表示，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將由當前145%的水平大幅下降。
正如4月16日筆者發表在財經上的文章《美國讓步下，中國如何接招？》所言，目前看“以戰促和”逼迫美方進一步讓步的可能性明顯上升。如能以戰促和達成貿易協定，避免中美經濟“硬脫鉤”造成的雙輸，有利於為中國經濟轉型贏得更多緩衝時間。
當然，面對外部衝擊，提升刺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更是應對關鍵。如果財政支出能夠更多轉向“投資於人”，將對強化政策刺激效果、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大有幫助。
筆者建議，一是進一步加力擴圍“以舊換新”政策，可以考慮推廣至服務業，發揮服務消費潛力；二是中央財政每年撥出1000億用於新生嬰兒補貼，即每年每個新生兒可以獲得1萬元人民幣；三是大規模劃轉國有資本到社保基金，提升城鄉居民養老、醫療等保障水平。此外，可以考慮透過發行地方專項債或特別國債等方式，打通存量土地和商品房收儲堵點，同時進一步降低購房成本（降房貸利率、降首付比例、降稅費等），扭轉樓市對消費的負向財富效應。當然，更深層次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也要同步推進。
對於企業而言，一方面可以轉向國內市場。在一些商品消費領域，中國的市場規模已經顯著超過美國，如中國的汽車年銷售量達到3100萬輛，而美國只有約1600萬輛。另一方面，出海和國際化仍是中國企業短期規避高關稅直接衝擊、長期開拓多元化市場和提升品牌競爭力的必由之路，部分企業在本次關稅風暴中已受益於佈局海外。
（作者沈建光為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姜傳鉞為京東集團高階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責編 | 楊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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