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說出來我都不信，社恐也是一種病，甚至有位精神科醫生告訴我：社恐的人想自殺還挺正常的。
這位精神科醫生是林不周。
她說，我們平時開玩笑的“這人太i了”，好像只是在說這人內向，但他們往往也會覺得自己沒有朋友，沒有一個不被嘲笑的容身處。這種情況極端了就變成一種心理疾病：社交恐懼症。
2014年，林不周還是一個醫學生的時候，就遇到了這樣一個女孩，因為太過恐懼被人注意到，整日以發覆面。林不周只能看到她的頭頂。
她想要嘗試自殺，但因為無法和人交流，身邊也沒人知道她為何得了這種心理疾病，又真正遭遇了什麼？
林不周試圖解決她與人交流的問題，然後，一步步瞭解她的內心。
2014年9月，我收到導師訊息，下樓接新一批醫學生來實習。
我一下電梯，就看見一堆穿著白大褂的學生們湊在一起，揹著花花綠綠的包，有人手上提著奶茶，有人正塞著耳機看劇。
走近了能聽見聊天內容，“聽說精神科很水。”
“精神科就是看電視打牌。”
我清了清嗓子，“你們是臨床2班來精神科實習的同學嗎？我是你們的帶教醫生。”
沒人接話。
好幾個學生低著頭，避免和我的視線交匯，離我最近的黃頭髮女孩在刷手機，我瞥了一眼，螢幕上是一個網文頁面。
這屆實習生還挺拽啊。
我裝作不尷尬的樣子，帶他們坐電梯到17樓的精神科。這撥實習生有10個人，一趟電梯坐不下，我跟第二趟電梯上樓。剛一齣電梯，只見先上來的幾個同學滿臉驚慌失措，恨不得躲在我身後，全然沒了剛剛的淡定。
電梯間是有些嚇人，除了蒼白的牆壁，還有帶著鎖的大鐵門和逃生梯，狹小的空間四面禁閉，但凡發出一點聲音，就是鋪天蓋地的迴音。
我忍住笑意，點了點頭，“就是這裡，沒有走錯。”
我走在最前面，刷開進入病房的大門。進門後，會聞到一股混雜著髒衣服、人味與廁所味的複雜味道，我帶著實習生們穿過昏暗的、長長的走廊，兩側每一道病房門都緊閉著。
等他們在會議室裡坐定，我問，有沒有來過精神科病房？
學生們紛紛搖頭。
精神科實習在醫學院並不受重視，大多學生不會選擇我們科，來實習也只是走個流程，在會議室裡看看教學影片。我實習時也總是被晾著沒事幹，這感覺並不好。
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學到一些什麼。
出了會議室，我推開活動室的門，掃視一週，徑直走到一個獨自坐在角落的女孩面前。我喊了一聲“飄飄”，她沒說話，低著頭，頭髮蓋著臉，但是安靜地朝我走了過來。
“飄飄，你可以幫我個忙嗎？”
我希望她能配合問診，幫實習生們練一下基本功。飄飄遲疑了一下，頭頂對著我，輕輕點了點頭。
看著她被長髮遮住的腦門兒，我心裡漸漸有了一個新計劃。
眼前這位確診嚴重的社交恐懼症的少女，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還不知道即將要發生什麼。
我帶飄飄進了會議室，她低著頭，被我關門落鎖的聲音嚇了一跳。
實習生們見人進來，注意力紛紛從手機轉移到了飄飄身上，飄飄愣住了，眼神在其中一個南美留學哥的臉上停留了幾秒，很快又躲開了。
我讓飄飄坐在會議室長桌的主位，她把頭埋得更深了，低著頭，用頭髮蓋住臉。
我問實習生們，“有沒有人要來主動問的？”
一片沉默。
他們紛紛摳起手機，低頭髮呆。
過了一會兒，他們班長站出來說，“我來吧。”
上學期，他們上過精神疾病學的大課，我對這個班長有印象。他20來歲的年齡，有著40來歲的氣質，長得特像領導，臉大大肉肉的，身材壯實，理著個寸頭。此刻，他像是一個想要好好表現的好學生。
班長坐得離飄飄最近，像中年領導一樣和藹地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飄飄愣住了，把頭埋得更低，一言不發。
見到這樣的反應，班長也猶豫了起來，他又生硬地開口，小心翼翼地問，你來住院想解決什麼問題？
飄飄依然沉默。
她本來就有社交恐懼，我擔心這樣的氛圍會讓她更加緊張，於是我跳出來提醒班長，可以問一些之前教過的問題。
班長面前放著一本《精神醫學》，他翻了翻書，找到了標準答案，按照課本上的指示問飄飄：今天的日期是幾月幾號。
當飄飄意識到，班長的注意力轉移到課本上以後，她緊繃的肩膀也稍稍放鬆下來。她猶豫了好一會兒，說，20……2014年，9月……聲音裡帶著顫抖。
我擔心再這樣沉默下去，飄飄會持續浸泡在社交恐懼裡。於是我開口，飄飄，昨晚睡得怎麼樣？
她抬頭看了看我，躲過了所有醫學生的目光，小聲地說，睡不著，晚上躺了一晚上。
我又問，今天白天爬得起來嗎？
飄飄說，還是累。
胃口怎麼樣？
好一點了。
然後我笑著肯定飄飄，謝謝飄飄的反饋，今天繼續調藥哦。
實習生們看著我們，露出一副有點受挫的表情，我拍了拍手，跟飄飄說，“今天結束，明天繼續哦！”
飄飄的病是社交恐懼症，需要和人溝通才可能好。也許最適合她社交的圈子，就是這群年輕的醫學生。
我要不斷給他們創造社交的環境。
但我心裡依然有些沒底，不知道飄飄的病情什麼時候才能好轉，也不知道我借她的9000塊，是幫了她，還是害了她。
我讀研究生時，跟導師出門診，收集研究資料，也是在這時候遇到了飄飄和她媽媽。
這對母女坐在門診區等候時，我就注意到了飄飄。她看起來又高又瘦，但是低著頭，長長的頭髮擋住了眼睛。她媽媽是個樸實熱情的山東農村婦女，陪在女兒身邊。
我讓飄飄填量表，她很快填好，遞給我，但是全程一言不發。
在就診間，大部分患者都有很多話想說，即使不想說話，也會簡單回答問題，但飄飄依然不說話，僵硬地坐著，一動不動。反倒是她媽媽，操著一口山東口音，滔滔不絕。
“俺閨女打小聰明，成績特別好，老考班上第一名。就是高中出了問題……”
高中開學沒幾周，飄飄就不肯上學了。休學以後，她搬到了本市，和在這裡打工的母親一起生活，她原本報了一個職業培訓，但去了兩天，就再也不願意去了。
之後就一直在家躺著，不願意出門，也不願意理人。
導師拿著飄飄填的量表，結果顯示，重度抑鬱，重度焦慮，社交恐懼量表幾乎是滿分。我伸出手，指了指“童年創傷量表”上“性創傷”的那一欄，飄飄選了“有”。
首次性行為年齡那一欄，她填了“9”。
導師問飄飄，要不要讓媽媽出去，她單獨就診？
飄飄搖了搖頭。
導師沒有刻意提及跟“性創傷”有關的事，但我覺得這可能是她病情的關鍵，於是忍不住緩慢地問她媽媽，是否知道女兒的“遭遇”。
飄飄媽媽在診間呆住了，說，“不知道啊。”
她又慌張地看向飄飄，“你沒說過啊。”
飄飄仍然低著頭，不說話。
最後，導師給飄飄診斷了社交恐懼症，開了藥，讓飄飄服藥一週後過來複查。
一個月後，飄飄的媽媽又帶著飄飄出現在門診。
飄飄的狀態看起來更差了，動作變得很慢，在候診時，她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背蜷曲得像個蝸牛殼，再填了量表，還是幾乎滿分的抑鬱和焦慮。她媽媽在前面牽著她，她緩慢地走，頭髮徹底遮住臉。
她看到我，反倒是主動朝我走了過來，挽住我的胳膊，躲在我身後。湊得這麼近，我終於看清了她的五官，她的眼睛紅紅的，滿臉都是眼淚。
她很小聲地貼在我耳邊說，“他們都在嘲笑我。”
我四處張望了一會兒，醫院走廊裡來來往往的人，似乎沒人在看飄飄。但也許因為她頭髮遮臉的獨特造型，真的有人會好奇地盯著她。不過，認為周圍人在惡意議論自己，也是社恐的常見症狀。
導師給她調了藥，讓她下週再來複查。
到了該複查的日子，飄飄卻沒有出現。
我以為她不會再來了。我至今不知道她遭遇過什麼，也無法拼湊出她內心的傷痕，在精神科，不了了之是常見的事。
只是很偶爾，我會想起她在“首次性行為年齡”那一欄，輕輕劃下的“9”。
結果又過了一個月，飄飄媽媽再次牽著她過來，原來是因為飄飄媽媽忙著上班，她們過來要坐4個小時的車，沒法每週都來。我很高興飄飄前來複診，這是康復的必經之路，但她的狀態看起來更嚴重了。
她一動不動，一句話也不說，皮膚蒼白乾裂，像是一條魚乾，頭髮後面隱約露出的嘴唇蒼白，上面滿是裂痕。
輪到飄飄就診的時候，飄飄仍然不說話，她媽媽描述著她的情況，經常在家躺一整天，這一週已經不怎麼吃東西了，甚至……
飄飄媽媽暫停了一下，看了看飄飄，小聲地說，她還說，想從樓上跳下去，就不拖累我們了。
我聽著有點著急。
我知道飄飄和媽媽住在郊區的閣樓，沒有陽光，大部分時間，飄飄媽媽都要在外面當保姆，沒有人在家陪她。我覺得飄飄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宅在家裡，抑鬱會越來越嚴重。
要是能住院一陣子，離開家裡，多和人交流，也有人盯著吃藥，飄飄說不定能好。導師和我想得差不多，堅定地和飄飄媽媽說，建議住院。
飄飄媽媽似乎沒有想過這個選項，看起來有些慌，說，我們再回去想一下。飄飄則低著頭，點了點頭。
飄飄媽媽注意到了飄飄的動靜，問，“你願意住院？”
飄飄繼續點了點頭。
飄飄的媽媽猶豫了幾秒，然後說，住吧。導師給飄飄開了住院單，我跟著她們出去，飄飄媽媽去住院處辦理手續，我陪在飄飄身邊。
過了幾分鐘，飄飄媽媽又回來了，住院手續沒有辦成，因為要交9000塊押金，她沒有這麼多錢。
但我有啊！
我當時想，飄飄的情況看起來是真的可以好的，只是需要脫離過去的環境，否則很危險，她隨時可能自殺。而這對母女看起來淳樸老實，不像是不還錢的人。
我心一橫，拉住了飄飄媽媽，湊到她耳邊，很小聲地說，“我借你9000，但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怕同事們知道了覺得我多管閒事。
我當時在精神科讀研究生，幫導師收資料，同時承擔著類似住院醫師的工作。但我畢竟不是正式職工，所以特別怕被同事說“事多”，一旦給他們帶來麻煩，又沒什麼優秀突出的地方，畢業以後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幹我們這一行，大多數人都追求安穩、確定，沒人想和“麻煩精”做同事。
聽我說願意借錢，飄飄媽媽愣住了，好一會才點了點頭。
飄飄和媽媽站在原地，我去沒人的逃生樓道里脫下白大褂，去醫院的取款機前取了9000塊現金，夾在筆記本里，回大廳和她們碰頭。
我讓飄飄媽跟我進逃生樓道，像做賊一樣，把夾了厚厚一沓現金而顯得臃腫無比的筆記本，迅速塞進了飄飄媽的挎包裡。
隨後，我帶她們去辦了住院，坐電梯上17樓，穿過昏暗的樓梯間，走進了一間病房。飄飄的媽媽在旁幫飄飄疊衣服，收東西，把東西都收拾整齊了，才依依不捨地走，飄飄依舊低頭不語。
入院以後，我們第一時間調整了飄飄的藥物，加上了安眠藥，希望能改善她的作息，不要持續地夜晚失眠、白天躺著不動。
我盤算了一下，9000塊大約夠飄飄住兩三週，既然我挑起了這個頭，就得好好幫助飄飄恢復，讓她能在這段時間恢復到可以獨自正常生活的狀態。
入院第二天，我仔細觀察著飄飄的狀態，她大部分時間仍然低著頭，用頭髮蓋住臉，坐著一動不動，護士叫她去病房她就坐在病房，叫她去活動室她就去活動室，像個沉默的NPC。
活動室裡，幾十個患者在看電視和聊天，非常吵鬧，但大部分患者都是中老年人，我環顧了四周，擔心飄飄融入不了這裡的環境，我帶著她挨個去認識病房裡幾個活潑外向會照顧人的“地頭蛇”阿姨，拜託她們多多照顧飄飄。
飄飄始終聽話地跟在我身後，低著頭，無論誰跟她說什麼，都沒有反應。
飄飄在精神科住了三天，幾乎沒有說一句話。
長住精神科的患者們大多是中年阿姨，各有各的朋友圈，不願意搭理她這個十來歲的小姑娘。只有一個愛下棋，但總是找不到搭子的大媽問了她要不要下棋，飄飄搖了搖頭，倆人就沒有後續了。
我有些頭疼，上哪找能陪飄飄玩的同齡人呢？
飄飄入院的第四天，新一批醫學生來實習，看著眼前這十個清澈單純的大學生，我尋思這不找著了嘛！
飄飄第一次問診完，離開會議室後，實習生們一個個蔫巴得像霜打了的茄子，這可不行，我還指望著他們帶飄飄玩呢！
我又帶來了一個精神分裂症的阿姨，阿姨別的不說，就是話多。從兒子如何不省心，到孫子怎麼管不住，再到兒子怎麼控制腦電波罵自己，孫子早就被人替換了……說個沒完。實習生們充滿興趣地圍著阿姨，紛紛開口提問，還完成了一次完整評估，氣氛一下就熱絡了起來。
順著和阿姨交流的經歷，我引導他們如何評估一個患者。
如果患者非常願意講，我們先順著他們講，聊開了，可能會發現一些不對勁的地方，接著再去補充提問，這時候患者往往很樂意分享。
如果患者不願意說話，我們可以先問一些身體症狀，這樣簡單的問題他們比較容易回答。回答時，他們可能會想到一些想要分享的事情，我們要做出傾聽的反應，對於可能有創傷的部分，不要追問，也不要否認患者的想法。
看著實習生們一副似懂非懂的表情，我迅速佈置下任務，“明天再挑戰一次和飄飄問診哦！”
隔天，我繼續找飄飄，這次她沒有坐得離人群遠遠的，而是坐在兩個在聊天的阿姨旁邊。
我問她，今天我們繼續幫實習生們練習問診，好不好？
她低著頭，長髮遮住所有表情。她很輕很輕地點了一下頭，長髮也隨之一陣擺動，像是突然有了生命。
我拉著她到了會議室，這次她很平靜，主動走到了長桌的主位上，等待實習生們的“練習”。
第一個開口的，是一個染了金髮的女生，她舉手示意了一下，“我來。”然後自我介紹道，“可以叫我樂然，我是醫學院的學生”。
飄飄怯怯地說了聲，姐姐好。
樂然指了指昨天第一個主動和飄飄說話的班長，希望他也自我介紹。這次飄飄主動接話說，“我記得，他昨天和我說過話。”
我有些詫異，飄飄居然主動說話了。
樂然並不像是普通醫生一樣問診，更像是認識一個新朋友，互相介紹，隨便聊聊天。她開啟了話題後，其他實習生也加入了聊天，她們聊了過去學校的規定，還有共同關注的動漫，我都沒聽說過，但眼看著飄飄的話也越來越多。
在他們的交談裡，我第一次聽飄飄親口講述自己的過去。
她提到，自己成績很好，能考全校第一名，從小還能幫家裡做很多工作，親戚家比她小的孩子都是她帶大的。但之後的經歷，她便不願多說了，再之後就生病了。
我提前和實習生們說過，不要追問患者的創傷經歷，於是話題進入到了飄飄的病。
剛上高中的時候，飄飄只是疲倦，上課集中不了注意力，第一次隨堂考只考了40分，很多同學考了90分，她感覺很恥辱，認為同學都覺得自己是垃圾，不配待在教室裡，因為這種自卑感，同學之間好像熟得很快，而她被落下來了。
後來，她常常覺得，同學會用鄙夷的態度背後議論她，她本能地覺得學校很危險，為了“保命”就不去了。
一個多小時後，飄飄的活動時間到了，她已經完全放鬆了下來，和實習生們道別的時候，特別活潑地說，“大哥哥大姐姐們再見！明天見！”還可愛地揮了揮手。
送回飄飄後，我和實習生一起分析飄飄的病情。
樂然先開口，她覺得飄飄很正常，“昨天她來的時候，只是和我們不太熟，一下看到這麼多人難免會緊張。”
班長也接話，“她以前成績這麼好，上高中發現同學都比自己優秀，很難面對，後來就不敢出門了。”
我聽了挺欣慰，大家都在將自己代入飄飄的處境，試圖理解她。這也許是作為醫生最重要的品質。
我繼續和同學們分享我的看法，飄飄小時候住在農村親戚家，父母都去外地打工，她遭遇的暴力可能不止一次，而是頻繁發生，這會讓她感到沒有地方是安全的，持續地緊張恐懼。在此期間，弟弟又出生了，弟弟跟媽媽生活在大城市，自己一個人住在隨時有危險的親戚家裡，她感到自己隨時可能被拋棄。
與之對應的行為，就是拼命學習，希望獲得周圍人的認可。
她的異常沒有被家人發現，長輩只覺得她是聽話、上進的孩子。讀高中以後，因為周圍同學都很優秀，過去她獲得認可的方式破碎了，於是更加痛苦、緊張，遊離在同學之外，認為自己不配和同學待在一起。持續的高壓讓她產生了抑鬱焦慮的情緒，拼命想逃離那個環境，於是輟學了。
後來她在本市讀了職業培訓，一到那個環境，再次觸發了遊離在同學之外，融入不了的痛苦感，於是很快就讀不下去了。
這時，實習生中始終沉默的南美哥開口了，他用拗口的中文說，我很贊同。
他也處於痛苦的人生階段，剛入學時，由於中文不好，幾乎所有課程都掛科了，好幾個一起入學的留學生都輟學了，但他還堅持著。畢業估計是無望了，長期受挫和語言隔閡，也讓他越來越不敢開口說話，逐漸習慣了疏離，沒有力氣去融入同學們。
當天下午，飄飄的媽媽也來看她了。
在她們的對話裡，我才得知當初性侵飄飄的人是飄飄的堂哥。飄飄爸知道這件事情以後，專程從工地回了老家，把她堂哥打了一頓。現在，飄飄爸正在四處想辦法找錢，還醫生錢，幫閨女治病。
我知道，來自家庭的支援對有性創傷的人群來說非常重要。聽媽媽說這些，飄飄依然沒什麼反應。飄飄媽也沒有強迫她，安靜地幫她收拾床鋪、整理生活物品。
直到她要離開的時候，飄飄才突然冒出了一句，“媽媽，我要努力讓自己好起來。”
第二天，我去活動室找飄飄的時候，她正在和幾個阿姨聊天，我和她搖了搖手，她像是一樣搖頭擺尾地跑了過來，跟我去會議室“幫助”實習生們。
一進會議室，她語氣誇張地說“大哥哥大姐姐們好！看到大家好開心！”
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一起畫房樹人，經典的心理療愈專案，每個人都要畫。實習生們畫得很快，畫完，紛紛開始玩手機，飄飄畫得最慢，等她畫完，我讓同學們輪流談談自己畫的時候想到了什麼。
大家都讓飄飄第一個講，飄飄也很大方地舉起自己的畫。
她畫了一個帶窗戶的房子，被樹蔭遮擋著，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一個背對窗戶的小人。飄飄說，這個人是自己，她過去都躲在房子裡。
我讓其他同學聊聊對飄飄畫的房樹人的感受。
有人說，待在房子裡讓人感覺很安全。
有人說，飄飄畫的樹很好看。
飄飄說，這是她小時候和爸媽一起在老家種的果樹，每年都會結好多果子。
聊完一輪，飄飄繼續在會議室裡和實習生們聊天。我看她們聊得開心，放下心來，坐在旁邊看手機。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卻偶遇了一位沒想過的人，實習生樂然。
她說想趁吃飯時間，找我聊聊。
樂然告訴我，她讀高中的時候，也有一位得了精神疾病的好友，那位朋友也看了病，吃了藥，但一直沒有好起來。她看著朋友越來越消沉，非常無能為力。有一天，那個朋友突然就從樓上跳了下去，她看著飄飄的時候，不自覺就會想到那位朋友。
她問我，飄飄真的能好嗎？像是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我說，飄飄已經好了很多了。她的病情最關鍵的，不在於一開始的性創傷，而是高中時期無法和同學融入的痛苦。你們能陪她玩到一起，相當於給她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創傷暴露療法。
人類是一種很神奇的生物。內心深處的創傷也許會持續很多年，但只要有一次修正性的體驗，能讓飄飄和同齡人玩到一起，就能大幅改善她對社交的恐懼。
樂然問，我能做什麼嗎？
我說，以後每天我都會帶飄飄來，你們看看帶一些活動。
樂然思考了一會，沒有說話。隔天，她帶了好幾套桌游過來，有狼人殺、UNO、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牌。
飄飄剛一進會議室，就用誇張的語氣打招呼，還轉了個圈，像是十年後的網紅直播那樣說，“大哥哥大姐姐們下午好！”然後挨個和熟悉的醫學生打招呼，喊著他們的暱稱，和他們擊掌。
飄飄看起來挺好，我倒是因為她誇張的動作和語氣，有點社恐了。
樂然拿出一堆桌遊，介紹給飄飄，問她想玩哪一個。還有幾個學生對桌遊沒興趣，就坐在桌子另一端，低頭背書複習考研。
飄飄和他們大聲地說了句，“複習加油！”然後對著一堆卡牌選了半天，最後指了UNO，“我要……這個！”
飄飄打牌的時候很活潑，隨著出牌會發出“嚯”“嘿”“哈”的語氣助詞，班長出完牌，之後輪到飄飄，看她手裡的牌沒剩幾張了，於是大喊了一句“飄飄！”，給飄飄嚇了一跳，大喊著“啊啊啊啊！”樂然緊隨其後調侃。
看著他們笑成一團，我倒是輕鬆了，留他們在會議室裡，去看別的病人。
路過會議室的時候，我透過玻璃看裡面的年輕人們，那天陽光很好，飄飄在他們之中，就像一個普通的同學。也許這樣的熱鬧，是她休學以後，很多年連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倒也真是應了實習生們一開始的吐槽，“精神科就是打牌。”
這天活動時間結束後，我帶飄飄回病房，她和我說，我在努力和別人說話，希望自己能快點好起來，但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所以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有點混亂。
我說，“你的努力很有用，你已經在慢慢好起來了。”
說完，我想起在會議室裡看到的畫面，鬼使神差地舉起手，想和飄飄擊個掌，又覺得有些奇怪，舉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很是尷尬。飄飄愣了一下，迅速反應過來，很用力地和我擊了個掌。
一週實習的最後一天，飄飄給每個醫學生都寫了卡片，本來想趁活動時間送給他們，但實習生們都去考出科考了，考完他們就放假了，會議室裡空蕩蕩的。
飄飄又一個人回了病房。
沒想到，樂然會主動回病房來看她。飄飄一見到樂然，就一蹦一跳地到她身邊，大喊著“樂然姐姐好，看到你好開心！我去給你拿一些有趣的東西！”
她又一蹦一跳地去拿出了一疊卡片，挽著樂然的手，都塞給了她。每張卡片寫著飄飄的感謝還有祝福，祝他們考研順利。
樂然要離開的時候，飄飄問，能抱抱你嗎？
樂然說，當然可以。然後擁抱了飄飄。
實習生們走了以後，我以為飄飄會安靜兩天，沒想到隔天卻在活動室裡，看到她當了麥霸，主動在病房唱卡拉OK，她的聲音有些粗，帶著山東口音，卻把鄧麗君的歌唱出了另一種滋味，“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住院十多天後，飄飄的住院費快花光了。
飄飄家經濟拮据，她爸爸好不容易在老家籌到了9000塊，實在出不起更多的錢了，飄飄也有好轉，所以決定出院。辦理出院的一路上，我憂心忡忡，擔心她的情況會反覆，反倒是飄飄安慰我，說出院也會繼續努力的，不會重新再待在家裡不出去。
辦了出院，我脫下白大褂，鬼鬼祟祟地和飄飄媽去了醫院對面的取款機，她取了一大疊鈔票，迅速塞進我的包裡，我默唸著我絕對沒有收紅包絕對沒有收紅包，是借錢還錢，然後又迅速在ATM插入我的銀行卡，將這疊鈔票存進我的賬戶。
出院一個多月後，飄飄帶著媽媽和弟弟來病房看我，她摟著弟弟，時不時逗逗他。她給我帶了花環和卡片，還折了好多紙鶴，說我“人美心善”。飄飄說話很直接，要麼是夸人，要麼是賣萌，我依然有些擔心，她在社會上會不會遇到困難。
飄飄媽說，飄飄出院之後，找了個球場工作，但要和男生一起工作，同事人都很好，但她和男生單獨待在一起，還是沒法開口說話，幹了幾天就辭職了。她現在在一家餐館工作，這份工作做下去了，他們一家三口一起賺錢，也把向人借的九千塊錢還上了。
再過了一個月，我在門診看到了飄飄，她染了一頭金髮，簡直和樂然的髮色一模一樣，看起來有些張揚。她來門診配藥，我和她簡單聊了兩句，她還在那家餐館工作，我問她，你還有什麼症狀嗎？
她說，都好了。
我加了飄飄的微信，她出院半年多，我和她有著斷斷續續聯絡，那一年的農曆新年，她還給我拜了年，發了一堆“一帆風順”“試圖撒嬌”“想你”“天天開心”的表情包，我們的聊天也停在了這裡。
我最後一次見飄飄的時候，是新年過去沒多久，她看起來很緊張，長長的頭髮遮住了半張臉。我發訊息問她，是不是工作遇到了什麼困難，她沒再回復過。
這些年，我沒再給她發去第二條訊息，生怕收到什麼不好的訊息。
心卻一直為之提起著。
當初那批實習生，後來大多走上了醫學道路。班長和樂然繼續在本校唸書，讀到了博士畢業，班長在學校的附屬醫院工作，現在是一名年輕醫生，樂然出國讀了博後，社交賬號沒有更新了。
南美哥還是說話少反應慢，跟不太上同學。後來有一次老師在批卷子，我在場，老師吐槽這個人怎麼寫得這麼差，語句不通順，英語單詞都拼錯，我一看是南美哥，就說他是留學生。老師問他們國家說什麼語言，我說，西班牙語，老師就給他過了。
我沒有加南美哥的微信，只不過幾年後刷朋友圈時，看到有人轉了一篇醫療媒體的文章，南美哥接受了採訪，他沒有當臨床醫生，在一家醫療器械公司工作，讀書時的困頓已是過眼雲煙。
我始終覺得，當初那段經歷，對實習生們而言，是醫學道路上的寶貴一課：無論在哪個科室，尊重、傾聽與支援，都是醫學生們應該學會的第一課。
後來，我也順利當上了精神科醫生，遇到了很多像飄飄這樣的人。
一位因為失眠來就診的中年女性，就診有一陣子以後，跟我提起她過去曾被親戚性侵的經歷，這是她一些噩夢的主題。
一位因為抑鬱症輟學的大學生，跟我提起她童年時多次遭遇老頭性侵的事情，現在已經工作了好幾年，但覺得什麼都沒有意義。
還有一些更困難的，受分離性障礙的困擾，思想、記憶、情感、環境、行為和身份之間失去聯絡，持續處於空虛和恐懼之中，常常忘事。
童年時期的性創傷就像是一枚地雷，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被莫名其妙地引爆，直到很久以後，當事人才能回想起這顆地雷究竟是如何被埋下的。
飄飄的情況並不是就診者裡最嚴重的，但安全的、不批評指責，無傷害的環境，對她來說非常重要。
飄飄的住院只是一次短暫的暴露療法，能讓她迴歸正常生活，但長期的創傷痊癒，需要“很多值得信任的好朋友營造一個支援性的環境，生活中有一些愉快的事情，建立起自己覺得有價值的人生”。
這些事情對普通人來說，也許可有可無，但對遭遇過性創傷的人群來說，幾乎是活下去的前提。
寫完這篇故事初稿後的幾天，我坐在辦公桌前，手機裡突然彈出了一條問候訊息。我沒有備註，但對面的人逢年過節，就會給我發來祝福的話。
我點進朋友圈，最近更新的是一條影片，幾個男女在鄉下的院子裡抖果樹，背景音裡的女聲很粗，咋咋唬唬的，讓我莫名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個下午，用粗粗的聲音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飄飄。
我試探性地問，“飄飄，是你嗎？”
得到了確定的回覆。
原來當年她並不是遭遇了什麼不好的事，只是常用另一個微信，就錯過了我的訊息。而我不知怎麼加了她另一個微信，因為沒有備註，始終沒有認出她來。
這幾年，她的病情穩定多了，也一直在工作。
她朋友圈裡發的那棵果樹，正是當年她在房樹人裡，畫的那棵很漂亮的樹。
也許人的生長，就像樹，經歷風吹雨打，總會留下傷痕。傷痕會一直存在，但種樹的人，也會一直在。
故事中有一處細節，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了。
當飄飄被性侵時，她身處農村老家，父母都在城市打工。案發前，沒人給到她性教育，案發後，也沒有一個成年人能及時給她提供幫助。明明父母都在，但她卻孤立無援。
社會上經常用“事實孤兒”，來形容像飄飄這樣，法律上有父母，但實質沒人撫養教育的孩子。
根據民政部2019年的統計資料，全國大概有50萬事實孤兒。
這些孩子沒人教，也沒人管，容易受到傷害，也容易走上歧途。
記錄飄飄的故事，除了想讓大家關注童年創傷對一個孩子的影響，也希望有更多人，看到這些角落裡的孩子。
提醒那些身邊有類似孩子的朋友，請多關注他們一下。
“就像樹，經歷風吹雨打，總會留下傷痕。傷痕會一直存在，但種樹的人，也會一直在。”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趙島泥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9880字
閱讀時長約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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