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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藝術學院1994》以1994年南方藝術學院為縮影，透過國畫系張小軍、油畫系兔子等藝術青年的成長故事，深刻再現了市場經濟轉型期中國藝術生態的多元面貌。影片採用“簡筆人像與細描背景”的獨特手繪風格，將傳統鐵線描與現代拼貼藝術相融合，構建出兼具歷史質感與當代審美的視覺語言。導演劉健創新性地集結黃渤、賈樟柯等跨界名人配音，以南京方言、校園聲景構建立體的城市記憶。影片既是對90年代文化碰撞的深情回望，更是對藝術本質的永恆追問——在商業與理想、傳統與創新的多維張力中，真實記錄了那個充滿可能性的轉型年代。
關鍵詞：藝術學院1994 動畫電影 年代景觀 聲景
1990年代的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深刻變革的歷史拐點。一方面，西方現代藝術思潮如潮水般湧入，各種流派在短時間內同時呈現在中國藝術家面前，形成了“壓縮式現代性”現象[1]；另一方面，藝術市場從無到有快速發展，畫廊、拍賣行、藝術博覽會等新興藝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從根本上重塑藝術家的生存狀態與價值觀念。作為創作後備軍的培養基地，藝術院校成為了觀察文化變遷的獨特視窗：它既承載著專業教育的使命，又面臨著理念創新的要求；既是藝術思潮交鋒的前沿陣地，又是人才輸送的源頭活水。劉健執導的《藝術學院1994》以半自傳體敘事，將鏡頭對準南方藝術學院（以南京藝術學院為原型）以及1994年這一時間節點，構建了一幅意味深長的文化圖譜和青年藝術家群像：張小軍的困惑折射了傳統藝術在當代的處境，“兔子”的激進體現了前衛藝術的探索，高紅與郝麗麗的對比則展現了藝術女性面臨的不同人生選擇。
一
主角：1994年的南方藝術學院
1994年的南方藝術學院絕非簡單的故事背景，而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集體主角”，一個承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記憶場”。這種處理方式打破了傳統敘事中以個體人物為核心的模式，使學院本身成為一個有生命、有性格的“角色”，一個觀察90年代中國文化變遷的微觀宇宙。影片開場透過張小軍和“兔子”的精彩對話，生動展現了藝術青年的矛盾心態：兩人對剛完成的畫作非常得意，充滿理想主義激情地討論著作品入選“全球美展”的可能性，甚至豪情萬丈地表示要效仿薩特拒絕領獎，以彰顯藝術家的獨立品格；但轉瞬間又忍不住世俗地盤算起獎金的具體用途，認真討論著這筆錢能買多少高階畫材、能支撐多久的自由創作生活。更有意思的是命名的糾結：剛想把畫作命名為“向大師致敬”以彰顯傳統底蘊和對藝術史的尊重，轉念又想改為“作品一號”來標榜前衛立場和創新精神。這種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撕扯，崇高追求與現實考量的搖擺，完美詮釋了80年代“文化熱”餘溫與90年代市場大潮碰撞的時代張力，展現了轉型期藝術青年的精神困境。
影片透過多重參照系凸顯了1994年藝術界的群星璀璨：科特·柯本的自殺與涅槃樂隊的解散標誌著搖滾樂一個時代的終結，竇唯、張楚、何勇及唐朝樂隊領銜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在香港紅磡舉行；美國藝術家傑夫·昆斯的不鏽鋼《氣球狗》系列作品正預示著消費主義對藝術領域的全面滲透，方力鈞、嶽敏君等“玩世現實主義”藝術家開始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肖申克的救贖》《獅子王》《低俗小說》橫空出世，國產佳作《活著》《陽光燦爛的日子》閃耀戛納威尼斯的舞臺——暗含在影院海報、街頭VCD光碟、校園佈告欄等細節中。男生宿舍裡，黑豹樂隊與邁克爾·傑克遜海報並置，蒙娜麗莎畫像與李小龍劇照共存，《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與《洛麗塔》出現在日常閱讀中，體現了那個年代文化接受的混雜性和包容性。在“拒絕一切闡釋”前衛藝術展和胡天明現代水墨展這兩個關鍵場景中，暗含了“星星美展”和“85美術新潮”運動中傳統水墨現代轉型的探索方向，張小軍和“兔子”的畫作也明顯融入了嶽敏君標誌性的“笑臉”等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的典型特徵。恰如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的經典論述：“景觀並非一個影像集合（ensemble d’images），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係，透過影像的中介而建立的關係。”[2]藝術學子們在對話與實踐中塑造著自我認同，也參與著時代精神的建構。
此外，藝術世界的商業邏輯也成為時代刻畫的一條支線。臺灣收藏家郭思鄉（操著蔡康永配音的港臺腔）——這個據說在香港、臺灣都開有畫廊的中年男子，代表著全球化初期藝術資本的操作邏輯，積極走訪藝術學院的不同畫室，之後甚至還僱傭了本校學生充當助手。這一系列行為構成了完整的資本滲透鏈條，生動展現了90年代國際資本開始關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歷史事實。趙有才的蛻變軌跡則完整呈現了一個理想主義者被市場邏輯改造的全過程：最初，他作為落榜生，滯留在校園中執著地追逐藝術夢想，宣稱“死為作品增添最後價值”的藝術殉道精神；後來，他開始兼職畫廣告畫掙錢，“賺錢是為了搞藝術”，仍試圖在商業與藝術之間劃出一條界限；隨著在商業領域的成功，他的觀點逐漸演變為“賺錢和藝術的對立並不存在”；到最後，他乾脆直白地宣稱“藝術就是賺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決定辦展覽當甲方。轉變過程雖然激烈，卻有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貧窮藝術家”的堅持如何淪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時代遺蹟。趙有才最後的身份是一位成功的策展人，穿著名牌西裝，用大哥大電話談生意，與當初那個在宿舍啃冷饅頭畫畫的落魄藝術青年形成鮮明對比——轉變本身構成了一種無聲的批判。
《藝術學院1994》劇照
二
透視1994：簡筆人像與細描背景
“透視”一詞來源於拉丁文“Perspclre”（看透），在成為繪畫理論術語之前，原指透過一層透明的平面去研究後面的物體，將看到的或設想中的物與人依照透視規律在某種媒介上表現出來。《藝術學院1994》獨特的動畫風格是其成功呈現歷史斷層的關鍵創新，其背景美輪美奐、栩栩如生，而人物則保持簡略的靜態姿勢。這種被稱作“動畫性分層”的視覺策略，源於導演對時間感知的深刻思考——高度寫實的背景與相對抽象的人物形成鮮明對比。在“拒絕一切闡釋”藝術展的關鍵場景中，這種分層美學得到完美體現：畫面被解構為三重空間——前景是困惑的觀者，被抽幀處理的面部表情傳遞著對前衛藝術的不解；中景是引發爭議的現成品藝術，佔據視覺中心卻顯得格格不入；背景則是其他觀眾的反應，構成了一種社會氛圍的暗示，巧妙地隱喻了藝術接受過程中的認知差異與社會分化。
就像郝麗麗所敏銳指出的那樣，“畫家能夠捕捉到事物內部的一種本質，並把它精確地表達出來。”看這部電影時，彷彿是在參觀一個精心佈置的藝術展覽，密佈了許多隱藏的視覺寶藏：建築牆面的肌理、畫面角落的昆蟲、搖曳的花草樹木、日常生活中的物件（茶杯、酒瓶、牆上貼的海報）等等，每一細節都經過嚴格考證和精心再現，與人物圖層的簡化處理形成奇妙平衡，使觀眾能同時感受到歷史的真實感與角色的可塑性。作為畫家，劉健導演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鐵線描”技法與現代拼貼藝術——“鐵線描”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技法，以均勻有力的線條著稱，適合表現清晰的輪廓；而現代拼貼藝術則打破了媒介界限，強調異質元素的並置與重組——人物造型以剛勁的“鐵線描”勾勒，呈現出鮮明的輪廓特徵和雕塑感；而背景處理則吸收了拼貼藝術的手法，將不同的視覺元素並置在同一空間，創造出豐富的意義聯想。這種“簡筆人像+細描背景”的處理方式，既是對90年代藝術教育觀念轉變的回應，也是對現代加速社會的審美抵抗。
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在《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中指出，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時間體驗的碎片化與加速化，個體的感知被高速流動的資訊不斷切割與重組[3]。劉健的動畫美學構成了一種反向運動——透過刻意降低幀率、採用靜態構圖等手法，放慢敘事節奏，使觀眾得以捕捉易被忽略的生活細節。校園牆上的標語、宿舍裡張貼的各類海報、錄影廳裡晃動的光影等視覺元素不僅是懷舊情緒的觸發點，更是對90年代特有時間結構的藝術再現——那是一個尚未被數字技術完全加速的年代，人們的感官體驗仍然與物質世界保持著緊密而真切的聯絡。導演亦擅長利用建築外觀暗示時代變遷：南京大學北大樓的爬山虎象徵著傳統的延續，南藝美術館的玻璃幕牆代表著現代的衝擊，而長江大橋的鋼鐵結構則寓意著工業化時代的力量，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的城市意象系統。微觀層面，如南京有名的水西門鴨子、山西路步行街的廣告牌等細節，更構建了可觸可感的記憶場域，為漂泊的藝術靈魂提供了文化錨點。
《藝術學院1994》劇照
三
透聽1994：聲音標記與跨界出演
聲標（soundmark）這一術語來源於地標（landmark）一詞，是指社群中那些獨特或具有能被社群居民注意到的特別的聲音[4]。對於《藝術學院1994》而言，這更是透過聲音識別並標定“時代”的錨點。宏觀層面，中山碼頭輪渡的低沉汽笛與玄武湖火車站的報站聲構成了城市的聲音座標；中觀層面，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外國留學生的多語交談與南藝音樂學院樓裡混雜的肖邦敘事曲和聲樂練習曲，展現了校園的多元文化氛圍；微觀層面，街頭大排檔老闆的蘇北口音與張小軍耳機裡迴圈播放的搖滾樂，傳遞出日常生活的質感。這些聲音元素不是簡單的背景陪襯，而是具有獨立敘事功能的表意元素，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的90年代南方院校的聲景環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聲音的社會分層處理：當郝麗麗在琴房練習古典奏鳴曲的片段，與男生們透過描畫假票進入影院觀看《教父》的聲響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藝術反差感；郝麗麗和高紅在談論穿衣打扮和喜歡的戀愛型別時，校園廣播突然插入的《我和我的祖國》旋律，在不經意間形成了個體追求與宏觀敘事的和聲，描摹出轉型期中國特有的文化疊層。
在聲景研究中，耳證指“能夠證明他或她所聽到事物的證據”[5]。特定方言、耳熟能詳的時代旋律、城市基調聲[6]的風格等，能為觀眾提供直接的聽覺記憶點，反過來說，生活在相似地域的人們也是城市聲景直接的耳證者。畢業於南京藝術學院的導演劉健親自用南京方言配音的鋼材老闆形象尤其出彩——這個在廁所裡藉著酒勁大談鋼材和彩電生意的市井人物，以地道的南京口音和粗俗直白的語言風格，與自助餐廳內學生們正進行的藝術討論形成了辛辣而幽默的對比，生動展現了市場經濟大潮中新興商人群體的精神面貌。他選擇親自為這個角色配音，或許既為對南京故土記憶的深情致敬，也暗示了藝術家對市井生活的複雜態度——既有批判性的距離，又有親切感的認同。此外，聲音的空間感處理也頗具匠心：琴房裡的鋼琴聲總是帶著適當的混響，男生宿舍的對話伴隨著上下鋪床板的吱呀聲，增強了場景的真實感。張小軍躺在雪地觀看煙花的場景中，導演有意抽離了所有環境音，只留下極微弱的呼吸聲，“此時無聲勝有聲”，留白反而強化了畫面的情感衝擊力。
在音樂選用上，郝麗麗的婚戀選擇，成為全片最富隱喻性的聲畫蒙太奇之一。舒伯特《聖母頌》的莊嚴旋律中，延展出一幅仿“聖母昇天”主題宗教畫的拼貼作品：提香式的宗教構圖被置換為本土化元素，居於傳統聖母位置的郝麗麗形象，被中式風俗畫中的送福嬰孩環繞，象徵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力；而背景中卻充斥著小轎車、大哥大手機以及她喜愛的進口音響等新興消費品，暗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價值取向。後來，音樂系才女與待嫁新娘的身份衝突，在她與高紅的琴房爭吵橋段得到集中體現：她的琴譜與吳英俊寄來的求婚信札並置在琴面上，琴房上方的貝多芬肖像則沉默地注視著高紅與她理想隕滅的全過程。精心安排的視覺元素與音樂一起，讓觀眾深刻感受到人物面臨著“為藝術，為愛情”的艱難價值抉擇。
影片在聲音創作上的跨界實驗也具有開創意義。邀請董子健、白客、黃渤、仁科、Papi（姜逸磊）、周冬雨、卜冠今、許知遠、彭磊、畢贛、賈樟柯、蔡康永等來自電影、音樂、文化不同領域的知名人士參與配音，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大膽的藝術實驗。跨界名人的聲線不僅賦予角色鮮明的個性特徵，更成為解碼90年代文化記憶的獨特聲音標記。黃渤配音的市井人物帶著接地氣的幽默感，仁科的聲音自帶文藝青年的不羈氣質，賈樟柯的旁白充滿知識分子的沉思意味…… 這些不同的聲音質地共同構成了豐富的聲音光譜。製片人楊城在影片製作細節中說，“第一次看的時候，畫面剛完成……當聲音部分完成之後，就比較容易進入這個故事，可以跟著人物和故事去走。”[7]為什麼配音讓觀眾更容易走進人物和故事呢？在配音風格上，演員們刻意避免商業動畫常見的誇張演繹，轉而追求“生活的聲音”策略，特別體現在人物語速與口頭禪的設計上：張小軍的臺詞總是帶著遲疑和停頓，反映出他思考型的性格；趙有才的語速急促，經常打斷別人說話，顯示他的功利和急躁；郝麗麗的聲線柔緩，句子結尾常常帶著輕微的嘆息，暗示她內心的憂鬱。
《藝術學院1994》劇照
餘
餘論：難以被定義的年代景觀
郝麗麗最喜歡的鋼琴家是德彪西，床頭的海報是愛因斯坦，琴房的海報是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如此古典的她卻愛上了喜歡戴著耳機聽搖滾樂的張小軍。這就是那個年代景觀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儘管郝麗麗還是會選擇嫁給吳英俊、過一種穩定的生活，臨別之際，她卻送給張小軍一份去西北寫生的禮物，她俏皮地說，那是“古代搖滾樂手”貝多芬的奏鳴曲磁帶。站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看夜景時，未來之光向他們嶄露出一點，那是屬於時間的裂縫：許久之後，從西北寫生歸來的張小軍說，他在火車上望著遠處城市璀璨的燈火忍不住潸然淚下，那一刻，他的際遇與高更遠赴塔希提島的人生選擇形成了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歸來後，他創作靈感與藝術理想的再塑，與《月亮與六便士》中斯特里克蘭德的自述不謀而合：“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扎。”[8]所謂“參差百態乃幸福之源”[9]，什麼是好的人生？什麼是真正的藝術？這渺如朝露、亙比千秋的辯證，似乎永沒有答案。
影片最終呈現的文化圖景也拒絕任何簡單定義。就像同樣的燒畫情境，有人為藝術創新而焚燬舊作，有人將燃燒過程轉化為觀念藝術，還有人因市場挫折而發洩憤怒。這三種動機的同時存在，打破了線性進步的歷史敘事，呈現了藝術發展的多向度可能。觀察者的剋制姿態，既表達了對歷史複雜性的尊重，也避免了懷舊作品常見的感傷簡化。在當代社會時間加速、藝術日益商業化的背景下，《藝術學院1994》所呈現的那個充滿矛盾與可能的年代，為我們思考藝術的本質與未來提供了寶貴的參照，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商業邏輯日益主導藝術生產的今天，藝術的自主性如何可能？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本土藝術經驗的價值何在？在技術革新不斷改變藝術形態的當下，傳統的藝術教育將何去何從？這些困惑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為我們在新時代思考藝術的價值和發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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