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美國一名六十歲的老人，坐在輪椅上，被人緩緩推進法庭，她已經餓得瘦骨嶙峋，看著就像一副木乃伊。
這讓法官霍華德非常震驚，因為他記得四個月前，瑪麗被判入獄時，還精力充沛，十分的健談。
霍華德趕緊暫停了審判，把瑪麗送往醫院，但並沒有救回瑪麗的命。
事後，醫療倫理委員會控訴瑪麗在監獄期間遭遇了非人的虐待，嚴重營養不良讓其體重驟降。
也就是說，瑪麗是被活活餓死的。
這事很快就傳到了耶魯大學新聞學教授斯蒂爾曼耳中。斯蒂爾曼是普利策獎獲得者，能拿到這個獎都是新聞界的老油子，他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件事的新聞價值，開始對私人監獄展開調查。
結果觸目驚心：
在過去十幾年間，同樣的案例已經出現了50多起。有的犯人是因為精神疾病而絕食自殺，有的，則是監獄方面為了懲罰犯人，而故意剋扣食物和飲用水。
但無論哪種原因，監獄方面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經過系統調查後，斯蒂爾曼教授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存在問題的監獄都是私人監獄。
一 私人監獄
一聽私人監獄這個名字，大家就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
因為只要跟私人沾邊的機構或組織，基本都是以盈利為目的。這些設施一般由美國懲戒集團等上市公司修建，工作人員（獄警、醫生）都是懲戒公司聘請的員工而非美國公務員。
他們主要是從聯邦司法系統接收犯人來盈利。
斯蒂爾曼的調查涉及美國全國各地20家監獄，他們隸屬於不同的公司，但問題卻出奇一致。
因為私人監獄有盈利目標，所以為了節約成本，首當其衝的就是削減用工成本。以美國懲戒公司為例，相當部分獄警之前是外賣員、服務員，只接受了兩周培訓就倉促上崗，時薪不超過10美元。在調查中，還有一名殘疾人獄警在工作。
你肯定會問，殘疾人怎麼上崗？這位兄弟是塔樓崗哨，他雖然少了一條腿，但槍法很準，非常適合塔樓這種需要不走動的工作。
而且因為殘疾所以工資極低，每小時不超過7.5美元，僅僅比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7.25美元高0.25美元。
在這種人力配置下，私人監獄的低階失誤比比皆是。
比如一個叫霍莉的女犯，在關押期間因為疏於治療而突然失明。失明後她遇到了嚴重的飲食障礙。她不得不一直向獄警求救，但獄警並沒有理會，最終霍莉因為嚴重脫水死亡。
除了低階失誤外，還有運營思路的問題。正常情況下，監獄發現犯人生病，就要上報，比如開篇瑪麗這種情況，就能出獄就醫，避免死亡。
這樣一來，犯人活了，但監獄收入就大打折扣。
根據美國政府與私人監獄的合同，犯人關押費是按天支付的。
犯人的命是他們的，賺到的錢可是自己的，在以利潤為導向的思路下，瑪麗被強行關押了四個月，為了防止瑪麗的家人察覺，監獄方面禁止家人探視。
等到其他人第一次在法庭上看見瑪麗時，已經無力迴天了。
要知道，餓死人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一兩天不吃不喝是死不了的。
在這過程中，多名工作人員都目睹了犯人的變化，卻沒人阻止。
這就是美國私人監獄系統。
可笑的是，私人監獄最初的目的是透過市場競爭，帶來更高效的監禁服務。
二 私人監獄問題由來
監獄私有化，出現在上個世紀80年代。
當時一些市場信徒覺得，私人監獄不受到公務員合同限制，可以更高效地分配員工，把那些表現不佳的獄警予以辭退，還能降低成本。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這個想法不說是異想天開，也可以說是白日做夢。
在推動監獄私有化四十年後，美國監獄既沒有提升服務質量，更沒有降低成本，甚至還導致入獄人數節節攀升，今天美國以每10萬人中就有760人被監禁的超高比例，名列全球監禁率第一名。
毫不客氣地說，私人監獄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就是問題本身。
就以美國最大的私人監獄上市集團，美國懲教公司（CCA）為例。其市值超過24億美元，運營著63個懲教、拘留和青少年監獄，總設計容量約為7萬張床位，遍佈1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
這家公司從成立開始，就屬於典型的官商勾結，其創始人比斯利是田納西州共和黨主席。在里根當選後，比斯利預感到里根政府強硬的犯罪政策會增加入獄人數，導致監獄床位不足。
為了解決美國群眾無牢可坐的問題，比斯利和自己在西點軍校的室友Doc Crants共同成立了CCA，開展私人監獄業務。
為了業務快速發展，比斯利利用自己的人脈拉攏了兩個關鍵人物入股，納西州眾議院議長內德·麥克沃特，和霍尼·亞歷山大，也就是州長的老婆。
前有斯蒂龐克栽培，後有玉座金佛培養，在田納西州兩大佬的支援下，CCA接管了數家監獄。
1997年，CCA創始人比斯利，與李·阿特沃特、唐·桑德奎斯特、馬特·基斯伯、貝蒂·安德森合作創立了一家連鎖燒烤餐廳，成功打入了共和黨高層圈子。
其中唐·桑德奎斯特後面擔任州長，成為了監獄私有化提案的關鍵人物。馬特·基斯伯作為眾議院議員，幫助私有化提案獲得投票透過，而貝蒂·安德森則是眾議院議長吉米·奈菲的妻子，也是CCA的僱傭遊說人員。
其中最關鍵的人，則是李·阿特沃特，他是老布什的競選經理，這些人最終促成了田納西州監獄私有化。
有了田納西州珠玉在前，俄克拉荷馬州也不遑多讓。1994年，共和黨人基廷當選俄克拉荷馬州州長，並推動強硬的犯罪打擊政策。
在此之前，俄克拉荷馬州有一項緊急法律。該法律規定，當監獄人口超過監獄容量的95%時，可以向州長申請緊急釋放，特赦那些刑期不多的犯人，讓其提前回家。
但基廷來了後，赦免被取消了，俄克拉荷馬州監獄人滿為患，當地政府不得不將犯人出口到田納西的私人監獄，讓CCA大賺一筆。
為了把生意擴大，CCA還決定送貨上門，專門跑到州長辦公室，與基廷溝通在該州建設私人監獄的事情。
這個時候，另外一股勢力也捲了進來，那就是華爾街。這是怎麼回事呢？
要知道，在當時修建公立監獄，需要非常臃腫的行政流程，以及議會投票，這種投資幾千萬乃至上億的專案很難得到批准。哪怕投票透過，當地也需要舉債修建，這就會讓資產負債表處於一個極度難看的狀態。
但CCA想了一個辦法，一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首先，由美國懲戒公司出資修建監獄，各地方政府只需要授予監禁合同就行了。但是為了確保盈虧平衡，地方政府必須要確保監獄床位滿員率達到60%以上。
然後，CCA拿著合同，去找華爾街融資借錢，有了來自地方政府的獨家合同，私人監獄投資安全性被直接拉滿。2008年倒臺的雷曼兄弟公司，就是承銷私人監獄債券的主要機構方。
這樣一來，修建私人監獄既規避了議會投票等行政流程，也不會在資產負債表上留下痕跡，畢竟你CCA欠華爾街的錢，關我地方政府什麼事情。
正所謂建（監獄）不如租（監獄），基廷就任俄克拉荷馬州長不到一個月，CCA在霍爾登維爾的監獄專案就開始動工。
這套模式很快席捲全美，為私人監獄的蓬勃發展埋下了伏筆。
三 危險的生意
上文我們提到，私人監獄與酒店一樣，是按犯人的居住天數付費的，住得越多，付費越多。而且監獄設施已經建設完成，人員也配齊了。入住50%和入住90%，固定成本支出基本上是一致。
這就意味著，私人監獄盈利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入住率，在這方面，私人監獄經營方可謂花樣百出。他們會支付給監獄中介機構，讓中介從其他地方進口犯人，各縣的治安官以及法院都會收到廣告，介紹監獄服務和價格。
最遠的犯人，會被銬上手銬，坐28個小時的大巴，送往幾千公里外的私人監獄。這種長途運輸，本身就是一種酷刑。
CCA在給股東的招股說明書中明確指出，聯邦政府的執法強度以及法規嚴苛與否，直接影響著私人監獄的利潤。
所以，在實踐中，CCA會鼓勵警方嚴格執法，透過警察公會對逮捕率高的警察予以獎勵，其遊說集團會支援那些重罪提案，增加入獄罪行。
最大的醜聞出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里市盧澤恩縣，兩名法官收取了260萬美元賄賂，幫助增加賓州兒童監獄的入住率，為此，他們刻意對未成年人實行嚴厲判決。
一名即將上大學的高中女生因建立一個嘲笑其副校長的網站而被拘留三個月。
一名從未觸犯過法律的16歲優等生，因在監護權糾紛中向一名被叫來的警察豎中指，被判處6個月監禁。
一些年輕人因為在高中打架而被送進去關了三個月。還有一個小朋友因為惡作劇撥打911報警電話而被關了好幾個月。
因為小偷小摸、吸菸、逃課、亂穿馬路而被逮捕入獄、判處數個月監禁的孩子也不在少數，其中79 名兒童在被送往少年私人監獄時未滿 13 歲。
事後，賓州最高法院推翻了4000例判決，並刪除了這些孩子的犯罪記錄，而他們的人生卻已經無法挽回了。
這一案件成為了美國司法歷史上最大的醜聞（Kids-for-cash），在2024年拜登卸任前的史詩級特赦名單中，該案件的法官邁克爾·科納漢也在其中。
歷史的玩笑，莫過於此。
同時，私人監獄為了攫取利潤，不但收取聯邦補助，還從監禁的犯人身上賺錢，包括但不限於，食宿費、電話費、探視費等。這些費用的收取進一步增加了犯人負擔。
比如美國公民奧拉，2006年她因為拖欠705美元的罰款，被判入獄，關進了亞特蘭大的一傢俬人監獄。她這種輕刑犯可以透過工作償還欠款，獲得釋放。白天她前往市中心一家餐廳做全職工作，每月稅後700美元，正常情況下一個月就能還清欠款。
但是，關押她的私人監獄，在收取聯邦公共費用的情況下，每月收取600美元的監獄食宿費，而她往返監獄的交通費每月就需要52美元。這就意味著，支付了監獄食宿費後，她就無法償還罰款，而無法償還罰款就只能繼續住在監獄，最終關押長達一年後當地人權機構發現了這個問題，才將其救出。
同樣可笑的故事也發生在佐治亞州，為了增加私人監獄盈利能力，當地政府賦予了私人監獄監督緩刑的職責，而犯人需要每月支付124美元的緩刑費用給監督公司。
2003年三位孩子的單親母親薩布麗娜，因為未拴狗繩被罰款852美元，她因為無力支付罰款而被判緩刑。當月，她因為無力支付124美元的緩刑費用，違反了緩刑規則而被捕入獄。
私人監獄運營公司的說法是，因為聯邦政府撥款不足，每個犯人每年只能給私人監獄3萬美元。所以私人監獄需要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如果不能從犯人身上賺錢，那就只能從納稅人身上賺錢。與其讓好人出錢，不如讓壞人出錢。
事實上，這個邏輯完全站不住腳。
犯人在監獄中的開支，也是其家人辛苦賺來的，也是好人的錢。這背後的操作，遠比大家想象得更黑暗。
美國私人監獄，透過各種額外開支，增加被監禁人員的負擔，直接導致犯人經濟壓力嚴重，同時緩刑監督費的存在，迫使犯人每月按期付款，而有犯罪記錄的人非常難找到工作，就算能找到工資也不高，工作也不穩定。
在生存的壓力下，很多犯人出獄後不得不鋌而走險，選擇再次犯罪，進一步提高了私人監獄入住率。美國社會學家就有統計，私人監獄犯人的再犯罪率，遠超美國公立監獄。
1998年埃裡克·卡多拉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紐約布魯克林某些地區盛產罪犯，每年聯邦政府為了關押他們需要耗費數百萬美元。但如果這些美元被用在社群發展經濟，那麼這些罪犯可能不會犯罪。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政府發展經濟，人們找到工作，政府獲取稅收形成良性迴圈。而在私人監獄介入後，政府耗費巨資關押犯人，而沒有餘錢發展社群，犯人出獄後沒有工作，經濟壓力增大繼續犯罪，政府繼續出資關押，形成了惡性迴圈。
可以說，私人監獄越多，當地被關的人數就越多，時間就越長。美國今天成為全球監禁率第一，和私人監獄的興起脫不開關係。
四 鬥爭
在認識到私人監獄的種種問題後，美國政府內部發起了針對私人監獄的戰爭。
上世紀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決定取消私人監獄，但複雜的利益鏈條，讓這件事阻力重重。
上文我們提到，美國私人監獄建設多是從華爾街融資借貸，並依靠政府獨家合同持續盈利，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清楚，如果監獄合同被取消，監獄方是肯定無力償還修建監獄的鉅額款項。
所以，華爾街各大機構就警告地方政府，如果他們敢取消與私人監獄的合同，美國金融界就下調該地方政府的信譽評級，增加地方政府未來借債成本，乃至無法借債。
在華爾街的幫助下，各地方政府，含著淚也要把合同執行完。
2015年，奧巴馬政府發出指令，要求聯邦司法部不得與私人監獄續簽合同。而等到特朗普上臺後，就推翻了這條指令。
拜登時期，2021年1月的命令明確規定，美國政府“不得與私人運營的刑事拘留設施續簽司法部合同”。但依舊有地方政府繞過聯邦法規與私人監獄合作。
以至於今天，美國司法部統計中，全美依舊有8%的犯人被關在私人監獄中。
私人監獄只是美國基建和資源私有化的一角。在美國，從監獄到醫院，從森林到水源，從土地到能源，從空氣到雨水，都在私有化。
其實美國私有化的獵場貫穿了整個經濟發展史，從清教徒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陸，在他們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塊殖民地，就已經開始了。
但我們應該更加客觀地理解私有化。
在早期它給美國帶來了非常客觀的紅利，因為私有化，才會帶動資本加快五大湖的開發，才能順利完成西進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後，資本家的逐利和壟斷才讓美國有路、有橋，轟轟烈烈的開展大基建，在經濟危機時，才讓政府有足夠的資金穩住政府機構的執行。
只不過，現在美國經濟開始衰退，資源競爭越來越激烈，私有化帶來的公共服務坍塌才暴露的更加明顯。
美國政府管不好監獄、管不好火災、管不好醫療和軍工，甚至管不住一路上漲的水費、汙水處理費、醫療費、社保費……
這都是發展邏輯使然，你享受到了私有化的好處，就必然要承受私有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來承擔私人企業與公共整體利益結構性矛盾帶來的反噬後果。
左右這個私有化的從來不是文明、自由、民主、制度，它的齒輪間永遠轉動著兩個單詞：More profit（更多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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