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中國版《最後一課》沒有講完的故事：絃歌永不輟，中國高校的戰略大轉移
編者按：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太平洋戰爭開始，日軍攻進英美控制的上海租界，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鄭振鐸教授宣佈最後一課下課。自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02所大專院校毅然舉校內遷或重建。謹以此文紀念太平洋戰爭爆發80週年，致敬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校戰略大轉移。
鄭振鐸（1898—1958）
正如鄭振鐸所說，“12月8日，是試金石。”同日上午，除外國教會主持的聖約翰大學，尚未撤離上海租界的十多所高等院校全部停課，不願做亡國奴的數千師生義無反顧，準備內遷。我的曾祖父曹辛漢所在的上海法學院（上海法科大學），也即將開始14年抗戰中的第三次遷校重建。
曹辛漢（1892——1973）
據史料記載，自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108所高校中94所以上遭日軍破壞。為保全中華百年近代高等教育基業，102所大專院校毅然舉校內遷或重建，超過77萬的教職工及家屬，莘莘學子冒轟炸閱戰亂，顛沛流離，一路絃歌，在雲貴川的田野山間，夯土為牆，結茅為廬，或借祠堂、廟宇，民舍復課，以8年搬遷300次的空前壯舉，將文明的種子，民主的精神播撒內地，最大程度儲存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根脈和元氣。
謹以此文，致敬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校戰略大轉移。
一
1840年鴉片戰爭後，目睹西方的船堅炮利，意識到落後的中國，開始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探索。自1862年京師同文館設立，歷經近百年慘淡經營，終於發展到1936年的“全國108所大專院校、教職員11850人，在校生41922人，應屆畢業生9154人”的規模。（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室《民國二十五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概況統計表》）。
受經濟、交通影響，舊中國90%以上的大專院校集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較早的華北、華東、華南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因最早開埠（1843年11月17日），外國商品和外資紛紛湧進設立碼頭、劃定租界、開辦銀行。上海逐漸從一個不起眼的海邊縣城開始朝著遠東第一大都市前進。
在蔡元培、章太炎、馬相伯、胡適、褚輔成等一大批民國教育先驅的努力下，27所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在上海灘平地而起，大學數量位列全國第一（北平16所，天津7所、廣州8所、南京5所）。也正是因為上海優越的教育氛圍，曾祖父在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幾經輾轉，於1930年入職上海法學院，擔任該校董事會秘書兼總務長，開啟了與這所被譽為“中國民主黨派領袖人物搖籃”的學院長達二十年的不解之緣。
彼時的上海法學院教務長，正是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沈鈞儒。自1931年起，沈鈞儒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支援抗日救國之中。他不僅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更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組織上海法學院學生，組成抗戰中的第一支學生義勇軍奔赴前線。也正是因為上海法學院抗日之積極，惱羞成怒的侵滬日軍炮轟位於江灣路的上海法學院校舍，全校被迫遷移杭州直至淞滬停戰，才得以遷回上海復課。
沈鈞儒（1875——1963）
1936年11月23日，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爆發，沈鈞儒和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章乃器被捕。曾祖父臨危受命，接替沈鈞儒擔任上海法學院教務長，並在次年“八‘一三”事變中，負責將全校遷入上海公共租界，躲避戰火，賃屋授課。
面臨日趨擴大的戰事，上海的高校都根據各自實際情況進行安排：上海交大、復旦、同濟、大夏等校率先內遷，僅留下少數行動不便師生暫稱“滬校”;另有如華僑最高學府——暨南大學、上海法學院等校整體遷入租界；聖約翰大學則與與滬江大學、東吳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女子醫學院等校合組成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共同遷入租界。
曾祖父回憶錄雲：當時的租界猶如孤島，外有日軍圍困，內有漢奸騷擾，學校經費既困難，處境十分險惡。全體教職工唯有團結一致，抱團取暖，在困境中咬牙堅持。
二
最危急的時刻終於到來。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之後一個小時，日軍便對仍然留在黃浦江面上的兩艘英美軍艦發動了襲擊。美艦“威克”號選擇立刻舉旗投降，英艦“海燕”號，以一己之力與日艦奮勇作戰，最終戰沉浦江。至上午12時，日軍完全接收上海的租界區，上海完全淪陷。
是接受日軍要求進行註冊登記，還是維護尊嚴堅決閉校？這是每一所在滬高校必須立刻做出的抉擇。有著愛國傳統的上海法學院選擇了再次停課，星夜兼程向皖南轉移。
12月中旬，曾祖父攜數百師生剛轉移至杭州，即被日偽特務堵截。曾祖父被單獨“請”至偽浙江省政府。迎接他的，居然是一位熟識的老友，大夏大學創始人之一的傅式說。此人原為進步學者，卻在1938年投日，此時，剛剛上任偽浙江省主席不久。傅式說深知上海法學院抗日名號之響亮，如能說服集體降日具有極大的政治和宣傳價值，便極力遊說曾祖父和全校師生能留下共同“和平建國”，並許以高官厚祿。
面對軟硬兼施，曾祖父明確表達自己和全體師生“絕不合作”之決心。迫於私交，也可能是最後的良知，傅式說最終對上法師生予以放行。之後的兩個月多，曾祖父率全體師生經浙扛蘭谿、扛山等地，多次遭遇散兵遊勇，湖匪路霸洗劫，所幸人員未有損失。到達皖南屯溪，借當地祠堂廟宇為教室宿舍，恢復上課。而上法的另外一部，由老校長褚輔成親自帶領步行至重慶萬縣，史稱輔成法學院。
當時，淪陷區愛國學生為擺脫敵人奴役，紛紛奔赴內地求學，學校壓力驟增，不僅經費更加困難，師資更是奇缺。曾祖父不畏艱難，身兼教務、總務兩副重擔，日夜操勞。在其不懈努力下，不僅邀請到了原上海高等法院法官石美瑜等法學名流擔任講師，還在當地辦起中學部，收容流亡學子。
1943年4月3日，身在重慶的沈鈞儒聞訊上海法學院成功脫險並順利復課，激動不已，立即寄語曾祖父“辛漢吾兄，久不通候，餘在慧公（褚輔成）處得知本校訊息。至滬來，世兄辭各市邀聘不就，艱難跋涉，與我兄（褚鳳儀）等堅持奮鬥，吾校競賴以達到內遷的目的，且有蓬勃復興氣像，聞之能不感佩!”
1945年，抗戰勝利。曾祖父又開始不遺餘力地擔負覆校重建，將皖校遷回上海。4年的流亡大學生涯也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多名學生追隨石美瑜先生投身審判戰犯，深入各地參與收集證據，挖掘被害人遺骸。最終，將南京大屠殺的罪魁元兇酒井隆、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等人送上刑場。
三
1951年，全國大專院校調整院系，上法停辦。原法學、財經等系師生併入上海大學、上誨財經學院。曾祖父也因身體原因長休在家。出於對學校深厚的感情，曾祖父儲存了大量上海法學院的歷史檔案資料。但在1966年，因擔心這些資料會給他人和自己帶來麻煩，曾祖父安排子女將所有檔案付之一炬，頗為可惜。
為了能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到曾祖父更多的足跡。近年來，我一直在透過各種手段收集抗戰期間高校內遷的有關資料。竟意外覓得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侯德礎教授2001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高校內遷史略》。此書調查記載之詳細，令人歎為觀止。
在候教授的筆下，不僅介紹了“絃歌不輟”的意義，更是展示了琅琅書聲背後巨大的犧牲：從1937年7月至次年8月， 108所高校中有25所因戰爭不得不暫行停頓，37所被迫遷移後方，15所屢遭轟炸；人員傷亡108人，1938年全國高校在校生人數比1936年減少約50%。財產損失約65 367 409元法幣，圖書損失達283萬冊以上。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打擊是致命的和動搖根基的。
為了挽救百年高等教育基業，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102人發表聯合宣告，揭露日軍破壞我國高等學校的罪行，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將高校遷往內地辦學。
為了能從這場浩劫中搶救和儲存更多的我國文化教育的命脈，東部地區的高校進行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遷移，許多高校一遷再遷。據不完全統計，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遷校4次的有私立東吳大學和之江大學等8所，上海同濟大學更是達到了8年6遷。全國高校搬遷次數共計300餘次。更為奇蹟的是，經過如此磨難，中國的高等教育非但沒有被摧毀，相反還有恢復和回升。截至1945年，僅在西南大後方，就有高校145所，教員11201人，學生78929人。
是的。除了拼死在疆場的數百萬忠魂英烈，我們也應該記住這些名字。
滬江大學（上海理工大學前身）首任華人校長劉湛恩（1896—1938），為維繫學校運營不與日偽合作，成為八年抗戰中唯一一個被日偽漢奸殺害的大學校長。
王開疆，原上海法科大學教務主任、校長。因不願與日偽合作，選擇了跳海殉國。（據1940年2月12日重慶《新華日報》刊文《王開疆不為汪逆利用，投海自盡明志》）
王伯群，大夏大學校長。1937年赴南京與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學與的復旦大學合併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第一所聯合大學——復旦大夏聯合大學。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南，大夏大學三遷赤水。王伯群校長因遷校勞累成疾，於同年12月逝世於重慶。
正是因為成千上萬劉湛恩、王開疆、王伯群這樣的老派知識分子的堅持，中國大學才得以在艱難困苦中愈發強大。使得國家經濟建設和戰後恢復所需的精英人才的培養不致中斷，使得高等學校的區域佈局更加趨於合理。
八十年後，當我們再一次回顧這段民族存亡的痛史，依然為“物質之損壞有限，精神之淬礪無窮”的故事而感動。
再次致敬，老一輩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堅韌和純粹。
寒流，80後，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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