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很多創辦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歷史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949年之前。
當時的老師數量、學生數量以及專業配置遠不能跟今天相提並論，相關統計顯示，1949年全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學生人數僅有11萬，其中工學院每年畢業生連1萬人都不到。
《大學茫茫路未央》一篇中我們介紹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其核心思路就是高等教育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程序，把大學往專業化發展，把學科向工程領域傾斜。
在1950年代適應國家工業建設方針的指引下，工科類大學招生數量開始明顯上漲，比如清華大學1949年的學生總數僅2300餘人，1952年院系調整後增至5078人，1960年在校生總數超過12000人。
1950年代的清華校園地圖。
京張鐵路改線為清華大學東擴提供了巨大空間，擴建後的校園高達6000多畝。
為了適應院系調整和招生擴大帶來的校園使用者規模變化，這一時期不少大學被迫進行了“應急建設”。
相對其他學校來說，位於京城北四環到北五環之間的清華大學顯得尤其幸運。
五十年代中期，清華校園東側以京張鐵路為界，再往東為大片農田；從1955年開始，經過蔣南翔校長的奔走和請求，清華東擴的建議獲得了上級領導支援。
1957年，在清華大學與鐵道部、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將當時的京包鐵路正線自知春路北側至箭亭14號橋間線路東移800米，完成了清華大學校園東擴最為關鍵的一步。
如今回頭看，單就最初的校區位置來說，清華比人大、北航、北理工、北郵、北交大、北師範等很多高校都要靠“外”，然而恰恰是“偏僻”讓清華獲得了寶貴的擴充套件空間，形成今天十分罕見的單一大型校區。
根據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看，越早遇到發展瓶頸，越早思考新校區建設的大學，往往越佔便宜。
八十年代外遷的地腳好於九十年代外遷的地腳，九十年代外遷的地腳則好於2000年後外遷的，假如到地價高漲的2015年之後才開始物色新校區，難以想象會搬到什麼地方……
海淀區高校分佈圖。除清華、北大、人大外，其他學校的新生大都要到遙遠的昌平、房山度過本科生涯（至少是一二年級）。與文理科類院校相比，工科院校的一些大型實驗室非常佔空間，兩三千畝的校區屬於標配。
南京仙林大學城，越往東北方向越遠離市區。當中最著名的南京大學是最晚啟動新校區建設的，因此位置最靠外。
接下來把目光轉向上海。
交通大學的老校區位於上海內環寸土寸金的徐家彙，佔地只有300多畝。
五十年代西遷工作實施後，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徹底完成，最終於1959年調整為兩地辦學——西安部分成立西安交通大學，上海部分成立上海交通大學。
1980年代初，校區空間不足的問題成為制約上海交大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在擴大校區面積這一關鍵問題上，學校面臨兩種選擇：原處擴建或在郊區徵地建新校區。
交大徐匯校區周邊被密集的居民區包圍著，根據粗略估算，如果要動遷出周圍200畝面積，所花代價接近1億元，且週期至少三年；而學校當時每年拿到的基建撥款僅500萬元，堪稱杯水車薪。
於是經上級部門批准，上海交大在全國率先異地辦學，開啟閔行新校區建設。
1985年7月2日，在新校區的東北角一個用竹蓆搭建的棚蓬裡，舉行了簡樸而又隆重的奠基典禮。
聯通閔行跟上海市區的道路叫做“滬閔路”，聽名字我們也能感受到那種郊區的割裂感與距離感，不過以今天的視角看，“閔大荒”其實不算荒，畢竟後來許多滬上高校被遷去了嘉定、奉賢和臨港。
1987年11月20日，時任上海市主要領導同志參加閔行校區啟用開學典禮。
交大閔行校區的一處草坪，給人一種很“大”的感覺。目前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凱原法學院和高階金融學院設在徐匯校區，其他學院均遷至閔行校區。
1998年11月，經濟學家湯敏以個人名義向上級提交了一份建議書：《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
在這份建議中，湯敏認為擴大高校招生數量非常必要，應使高校招生量在三至四年內擴大一倍。
1999年6月，擴招政策正式出爐，當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即增加51.32萬人，達到159.68萬人，而這一數量在今天超過了1100萬。
根據2023年統計資料，中國人數最多的十所大學分別為鄭州大學72620人、吉林大學70850人、四川大學64930人、山東大學63520人、武漢理工58580人、中南大學58280人、浙江大學58000人、華中科大56460人、中山大學55730人和武漢大學55040人。
在校生人數的增長必然伴隨著學校基礎設施擴建升級。
高校校區統計結果顯示，已經執行和擬建的985大學校區共計達140個，平均每所高校超過3個校區；普通院校雖稍遜色，但一校多區的現象也十分常見。
由於本輪新校區啟動建設的時間跟房地產浪潮完全重合，地價問題成為繞不開的考慮因素，一些“偏僻”的新校區紛紛湧現，而且沒有最偏只有更偏。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陸亦可和漢東省某高校基建處處長相親的片段。在大基建時代，高校負債率急劇升高，許多利益糾葛逐漸暴露。
最近這些年新建校區的共同特徵是內部設施完善、條件好，但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發達、周邊生活設施不完善。
以網路上熱議的蘭州大學榆中校區為例，它距離蘭大位於市區的本部40多公里，因絕大部分教職工仍定居在城區，使得每天向新校區通勤成為難題。
其實類似蘭大這種情況的國內高校新校區有很多，特別是隨著城市化程序放緩，一些“偏遠地區”或將永遠“偏遠”下去。
有朋友要說了，許多歐美知名學府不也是坐落在郊區小鎮上嗎？
此言不假，但去過海外知名大學的朋友想必都有體會，美國、歐洲的那些“村鎮”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村鎮”，其環境舒適度、居住適宜度、配套完善度絲毫不遜色於市中心。
很多大牌教授願意留在這裡教書，更像是追求一種遠離喧囂世外桃源般的愜意。
可中國的城市化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們的市、縣、鎮、村在基礎設施配套等方面是等級森嚴的，比如：永珍城就配到二線城市，萬達廣場就配到三四線城市，鄉鎮裡最多有個大賣場，村裡則是小賣部和大集。
中國大學在校區內部設施方面已經逐漸趕上了發達國家，但城市、鄉鎮整體環境的提升仍任重道遠（比硬體設施更難提升的是人文環境）。
蘭州大學新校區坐落於人口約1.7萬的夏官營鎮，校內很漂亮，不過配上背景後就有“一片孤城萬仞山”的感覺。蘭大新校區和蘭州機場分別位於城區東西兩個方向，二者之間的距離高達110公里。
康奈爾大學坐落在一座小鎮上，當地擁有兩萬多名學生和三五萬居民。在國外留學住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多數學校的校內宿舍名額有限，且價格不低，使得學生只能選擇校外自己租房，客觀上增加了大學的開放程度。
新校區遠郊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被廣泛忽視的影響即“大學高中化”。
最近幾年面臨不盡如人意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多的同學選擇考研或考公，導致本科教育出現“高考化”的倒退趨勢。
而新校區的偏遠使得原本熙熙攘攘的大學生活變得日趨封閉起來，學生走出校園的機會更少，進一步鞏固了宿舍、教學樓、圖書館“三點一線”的生活。
畢竟周圍都是村鎮，封閉的大學校園已經是放眼望去最繁華、最高檔的社群了，學生們除了偶爾進城之外並不願意走出校門。
正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大學所在城市跟就業水平是強相關的。2023年哈工大深圳校區共在24個省區市招生，其中在15個省區市的錄取分數線超過了校本部。
高校是青年學子從學生角色向社會角色的一個過渡場所。
在這段時間裡，青年學子需要儘可能地融入社會，多去從事一些社會活動，瞭解職場資訊，以成人自居而不是以學生自居，從思想上擺脫物件牙塔的依賴。
按照世界公認的法律年齡，年滿18週歲就是成人了。
多走出校門看一看，跟小商販砍砍價，跟中介嘮嘮嗑，跟社會上的三教九流接觸一下，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