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火焰》原著作者雙雪濤:“我們不欠平庸任何東西”

這兩年,雙雪濤的小說以奇崛姿態映入影視IP視野。從《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到後續若干進行中的作品改編和拍攝都令人期待。

——吳越(《必須寫下我們》)
《平原上的火焰》改編自雙雪濤百花文學獎獲獎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並由雙雪濤擔任藝術總監。
暌違四年,由刁亦男監製、張驥執導的影片《平原上的火焰》於近日上映。影片改編自雙雪濤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以東北瀋陽的老工業區為場景,借七個人物的視角,講述了由計程車司機被殺案揭開的過往。
小說《平原上的摩西》首發於2015年第2期的《收穫》雜誌。許多人都知道《平原上的摩西》是一部融合了“東北工業敘事+犯罪懸疑”的作品,但是在《收穫》雜誌的編輯吳越看來,原著小說有其特有的精神性和美學志趣在裡面,她說:“我相信,雙雪濤作品對於中國電影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提供幾個‘東北罪案’題材的好故事,而是他帶來的新的情感向度和獨創體驗”。
雙雪濤小說《平原上的摩西》首發於2015-2《收穫》
《必須寫下我們》吳越 著,活字文化 策劃,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2023年6月
文字與影像是兩種不同的媒介,兩者本就存在分別。導演和作者在利用兩種媒介去表述故事時,也會做不同的考慮。那麼,什麼才是真正好的改編?以文學作為支撐的影像是否能走得更遠?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收穫》編輯吳越談作家雙雪濤的短文《麥客,雙雪濤》,選自文學訪談與評論集《必須寫下我們:被寫作改變的人生》。

《平原上的火焰》
在談及近年來文學改編影視作品的新一波熱潮時,吳越寫下了“文學是電影的心跳”這樣的比喻。她認為網際網路時代,文學會以各種面目、各種形象、各種質地、各種變體,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它不僅僅是我們認為的文采好,它其實是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那個態度出現在一個影視當中,就能讓這個影視活下去,有了心跳它就能夠一直活下去”。同時,吳越從文學編輯的角度,也表示過對於影視改編熱的擔憂,因為寫作者們需要面對更大的挑戰,即一個人如何能一邊面對市場的誘惑、名利的紛擾,一邊“仍選擇坐在他的書桌邊,繼續寫上天交給他的那些故事”。
麥客,雙雪濤
2019年,《獵人》上海新書見面會前後瑣記
我印象中,2018年這一年,大概每過一兩個月就收到雙雪濤一個萬字短篇,有一種勻速的感覺。前後看過六七個,發了四個,分別是《起夜》《獵人》《楊廣義》和《Sen》。據說餘華曾創造一年裡上過五次《收穫》的紀錄,我沒有考證過。2019年,拿到《獵人》這本小說集,看到雙雪濤寫的序,才知道他這一年裡寫了十一個短篇。當初一種隱約的直覺得到了落實和驗證。
雙雪濤
寫作可以算是一種隱秘的極限運動。雙雪濤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寫了十一個短篇小說,有點兒像是進行了十一次百米賽跑,不動聲色地較著勁。他說:“目前這十一篇小說,基本是過去十五個月寫成的。我原來的計劃是從2018年初開始一個月寫一篇,一篇一萬字左右,到了年底應該能攢下十二個,把它們放在袋子裡,搖晃一下,聽聽它們的聲音。”他接著說“如果說過去的小說像是一個車工倚著車床的作品,那這些小說就像是農民用鐮刀一把一把割下的麥子,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寫作至今,我把自己寫成了麥客。”
這位麥客身處的是一片晶瑩而險峻的浩瀚。他對抗浩瀚的方式是自己發明競技遊戲。從高空看,這十一個短篇小說是文學麥田裡的十一道轍。不久,雪濤到上海做新書見面會,不知怎麼會想到讓我做主持。我咬咬牙接受了。臨了,看到他定的主題,又是一震,“我們不欠平庸任何東西”——這是一句硬氣的話,還包含著一種緊張的界限感,一點也沒有讀書會常見的要擁抱住讀者的那種軟性溫情。這很雙雪濤。
我後來在活動中開他的玩笑,我說是不是因為他曾經在銀行工作過,對於借貸關係比較敏感,所以要和“平庸”算筆賬。他立刻直率地指出,這是美國一個特別重要的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如何讀,為什麼讀》裡的話,他在這本評論集結尾的後記裡有這句話,特別喜歡。雪濤接著正色解釋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我覺得我們對平庸的敬意已經夠多了,我們其實很遷就,我們不知道它具體是誰的大眾,我們很遷就環繞著我們的聲音,我們已經幾乎被這些聲音淹沒,沒有時間去辨別它到底是平庸的還是獨特的,我們有太多太多自以為獨特的見解,最後匯成了一個平庸的洪流。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我們這個時代很顯著的一個特點。而且,當我們的一些東西成為一個集體性的東西的時候,就無法再評判它的善與惡。當平庸連線在一起的時候它也會成為一個巨大的集體,這個集體也是很可怕的,好像我們欠他們什麼一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胡亂的解讀吧。但是我覺得這個平庸指的並不是日常,而是平庸的敘述。我覺得文學裡頭有很多的新的東西不是因為我們遷就平庸獲得的,肯定是我們想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才取得的,這一點一滴的東西其實我們先賢做了很多,但是在這個時代我們很容易把它們忘記,很容易把它們磨平掉,如果你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這些獨特的東西都是首先跟平庸決裂然後才做出來的。作為一個寫作者跟其他行業的從業者不一樣,有很多行業需要融入大海里面,但是寫作者可能需要警惕這個動作。”
那個夜晚的最後,我問雪濤,生活中曾經發生過與虛構重疊的事嗎?他說似乎還沒有。我翻開他的小說集第168頁,之前折了個角的地方,讀了出來。那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短篇小說《火星》裡的一句過場話,交代環境的:“……上海的9月還很溫暖,醉酒的人也不多,偶有行人,也都是非常理智地走在路上,小心地瞄著機動車的走勢。”以此作為結語,與大家晚安。
那正是個上海的9月的夜晚。我能感覺到某種像輕柔的雪花一樣的東西從頭頂的燈光高處飄下來,沾染在每位在場者的肩膀上、臉上、睫毛上,妙美一瞬間。這是這個世界給創造者的回報,也是創造者給世界增添的神性。
—— ✦✦✦ 短 評✦✦✦ ——
文學是電影的心跳
——從雙雪濤作品改編說開去
《平原上的火焰》
雙雪濤作品大多具有鮮明的“電影感”。敘述充滿張力,場景、環境如同被強光照耀般纖毫畢現,人物個個形象鮮明,如在目前。他特別注意在敘述中提供準確的時間座標和時事引數,使讀者很容易被帶入到真實的年份與時代氛圍,而小說所設定的種種困境與戲劇性因為貼著人物寫而精練、紮實、自然。這兩年,雙雪濤的小說以奇崛姿態映入影視IP視野。從已上映的《刺殺小說家》到即將上映的《平原上的摩西》,以至後續若干進行中的作品改編和拍攝都令人期待。
自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中國藝術界似乎再次出現了文學引領影視的跡象。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小說容易拍成電影。原因在於,他寫的並不是劇本式的故事,而是真正的小說。小說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大量清晰、明確、飽和、好讀的細節重構而成的巨大的模糊、懸置、不確定和未完成,它們是難以被別的藝術手段“轉譯”的。
舉幾篇作品作為例子,讓我們看看他的小說中那些有意思的、“難”的地方。
短篇小說《火星》,凌晨的豪華酒店,女明星與中學校友相約交換二十年前的信件,一場充滿不對等意味的會面驟然演變成信件的失控狂歡,以女明星被一根舊繩索收進最後一封信(實際上是當年的遺書)中而告終。此時你無法分清時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分裂的,也無法區分當下是真的還是幻覺。不斷變換假設,能夠推演出不同的解釋,但任何解釋都比不上“不解釋”。
短篇小說《起夜》,三條人命繫於“我”的一手之中,稍有不慎便會失衡。同時進行的多組人物關係映現出多重的傷痛主體:衰弱的東北,不成功的北漂,婚育後喪失魅力的友人妻子,“我”的作家妻子追蹤的官司裡被殘害的底層女性,等等。《起夜》究竟寫了什麼,也是頗多讀者討論的話題。在我看來,理解這篇小說的入口在於文中一個看似多餘的細節:“我”在公園裡和友人談話時,不遠處有少年在練習顛球,“我”在擊昏了友人後,又專門前去拿匕首扎破皮球,“把死去的皮球扔給他”後離去。這一筆流露出的情態與意蘊在寥寥幾個字中到達極值。整篇小說裡多種傷害行為都類似於“上帝之手”給毫不懈怠的生活扔回了一個“死去的皮球”。
中篇小說《不間斷的人》,雙雪濤構建了女科學家與自己親手研發的兩臺人工智慧之間的一場交易,此後女科學家以思維流的形態永生在廣袤的網路空間裡,人工智慧則藉助她和另一個人的身體在人間超時空旅行。令人費解的是他們的行為:人工智慧找到編劇“我”,告知他們在遠古的冰河時期曾砍下過一條龍的頭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毀滅,而“我”只需要隨意寫下場景和對話,就能為他們指出尋龍的線索。小說最後,編劇與人工智慧們來到曾發掘出鳥骨的冰湖,“一條金黃色的幼龍從冰窟窿裡筆直飛出……它看上去有著無窮的能量,同時滿面稚氣,對前世的苦痛一無所知”。當讀者以為之前頻頻在人工智慧口中出現的“龍”是譬喻、幻象或託詞時,小說家打破了這種預設,這使得讀者必須調動更恢宏的感受力來採信小說世界的真實。
短篇小說《楊廣義》,以孩童視角,塑造了一位替天行道的“義人”,當這“義人”要傳給“我”一套刀法時,“我”出人意料地拒絕。時勢改換,英雄情結與傳說一同孤獨以致湮滅。與楊廣義的單純相比,孩子的遲疑與決絕顯得尤為殘酷。兩人之間的約定,“我”從未踐現。留在記憶中的接頭暗號是一個紅蘋果,卻又像個冬日童話。
中篇小說《刺客愛人》,文物販與盜墓者之間的交易是一場陷阱,每個人的一念之差都將自己置於地獄中。一個強悍的人穿上死者的鞋子後,竟然再也脫不下來,他活成了善惡之間令人無法理解的存在。
……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讀一讀雙雪濤的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結尾,莊樹與李斐相約在一個湖上見面。
《平原上的火焰》
莊樹視角——
我上船的時候,看見一條小船漂在湖心。我向湖心划過去。不是公休日,湖上只有兩條船。秋天的涼風吹著,湖面上起著細密的波紋,好像湖心有什麼東西在微微震動。劃到近前,我看見了李斐。她穿著一件紅色棉服,繫著黑色圍巾,牛仔褲、棕色皮鞋,紮了一條馬尾辮。腳底下放著一隻黑色挎包,包上面放著一雙手套。我向她划過去的時候,她一直在看著我。她和十二歲的時候非常相像,相貌清晰可辨,只是大了兩號,還有就是頭髮花白了,好像融入了柳絮,但是並不顯老。眼睛還和小時候一樣,看人的時候就不眨,好像在發呆,其實已經看在眼裡了。
讀者不需要太細心就會發現,公園人造湖這個場景在小說開頭就出現過。視角來自莊樹的父親莊德增——
(1980年的秋天)我與傅東心第一次見面……說這話的時候,我和她就在一個公園的人造湖上划船,她坐在我對面,繫了一條紅色圍巾,穿一雙黑色布帶鞋,手裡拿著一本書,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外國人寫的關於打獵的筆記。雖然從年齡上說,她已經是個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別人一樣,滿身的菸草味,但是就在那個時刻,在那個上午,她看上去和一個出來秋遊的女學生一模一樣。
兩次划船的時間相隔二十七年,船上人的裝束與關係有所對應,氣氛迥異。莊德增與傅東心是首次約會,鬆弛而溫暖,向著光亮;莊樹與李斐是故人重逢,警覺而慘然,背臨深淵。
《平原上的火焰》
兩條船靠攏,暌違重逢,簡短敘舊,陳年命案後的因果得以解開,但對話也在兩人的心照不宣中進行到談判層面,此時,注意,“電影感”消失了,小說不再假於場景道具,而進入到形而上的層面。不欲回頭的李斐提出,“如果你能讓這湖水分開,我就讓你到我的船上來,跟你走”,莊樹回答,他不能把湖水分開,但他能把這裡變成平原,“讓你走過去”,他把手伸進懷裡,繞過他的手槍,掏出一個繪製著李斐少女形象的煙盒,那是一種名叫“平原”的煙,與小說中的諸多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小說最後一句是:“煙盒在水上漂著,上面那層塑膠膜在陽光底下泛著光芒,北方午後的微風吹著她,向著岸邊走去。”
我之所以引了這麼長一段,是因為,在知乎和豆瓣上,《平原上的摩西》熱度最高的話題是“結尾究竟是什麼意思”——埋伏在附近的李父有沒有開槍?李斐有沒有開槍?莊樹與李斐誰生誰死?
這令人想起根據雙雪濤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刺殺小說家》上映時引起的爭議——當父親為了救女兒,殺入了小說家虛構的網文世界,手持冒著藍火的加特林機槍大喊著八〇後動漫人物的經典語錄出場,很多觀眾表示會引起不適,他們一邊笑場一邊認為笑場在這裡是不妥的,因為網文世界裡的人物不這麼說話行事,編者犯了低階錯誤。
說實話,我挺驚訝。如果理解了電影《刺殺小說家》的核心,此處就該有笑場。需要再次確認一條基本準則:小說中的人物無論說真話還是說謊話,都只會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刺殺小說家》裡的關寧大喊“人間大炮”“代表月亮消滅你”,不正是符合這條準則嗎?父親越是狼狽、生澀、突兀、魯莽地進入虛構世界,就越符合原著精神,因為只有這種來自悖異邏輯的、被愛與生命驅動的力量才能使一切牢不可破的閉環出現裂縫。更值得注意的是,《刺殺小說家》借用對網文小說的戲仿來構建意志與時間之間的關係,諷刺的是,觀眾更願意沉醉於網文小說世界的這半部電影。快餐投餵式的無腦片套路已然給影視表達造成“繭房”。
另一方面,影視也使文學閱讀傾向於更加簡單粗暴的——看結局。小說《平原上的摩西》結尾的槍聲就像發令槍一樣,已經在讀者腦中急急地打響,可是小說家寫至此處,未必清晰想見過誰生誰死誰走誰留——這不是小說承擔的任務,不是推理遊戲。小說的任務是什麼呢?也許正是創造像這樣的一個時刻:讀者的視線被敘述所牽引,凝視於“漂在水上的煙盒”的光芒與運動,一個單純的、自然的畫面,在最該出現時出現了。
故事靜止於輕盈爛漫之際,所有人物曾有過的心事置換到了讀者心中。回到《平原上的摩西》。我不知道即將上映的電影《平原上的摩西》會如何改編小說,結局是否會有槍聲,是否會有生死。但我相信,主創團隊首先是被原著小說的精神性打動、尊重其美學志趣,其次才是將恩怨情仇搬上銀幕。
我們之所以需要電影,是因為我們要沉浸式地體驗我們已知的日常、無常和非常。我們之所以需要小說,是因為在日常、無常和非常之際還有我們所未知的轉換方式和轉運空間,恰可容下心靈。
張藝謀導演說過一句對文學感恩的話。他在回憶電影《紅高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並引起世界對中國電影的關注時曾說:“那些年是文學馱著電影走向世界的。”
《紅高粱》 (1988)
時至今日,文學馱著電影已鮮少見到,電影騎著文學倒是常有的事,雖然姿態差不多,地位已然不同。印象中,最近一次文學與電影平起平坐的,還是葉彌的短篇小說《天鵝絨》與姜文據此改編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小說中僅僅一句話,就讓整部電影有了心跳,活了起來。
當然,人們這就會問慣常的問題:雙雪濤能否後力充足?他在小說中的那些怪誕的手法,是否千變萬化而本質雷同?他對人性所持的偏向悲觀的慣性,是否阻礙了他觀察到真正的悲劇?他一旦啟用“東北罪案”故事框架,就能寫出《平原上的摩西》《刺客愛人》《楊廣義》這樣明顯比其他題材更勝一籌的作品,是否映照了某種侷限性?
好戲方始,不必疾憂。我相信,雙雪濤作品對於中國電影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提供幾個“東北罪案”題材的好故事,而是他帶來的新的情感向度和獨創體驗。在此意義上,在已經沉寂了相當一段時期後,文學再次彰顯了它之於影視的引領作用,心跳正在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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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 著


活字文化 策劃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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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收穫》雜誌編輯吳越關於文學寫作領域近十年來的深度訪談、座談以及非虛構敘事的結集。全書分為五輯,前四部分收錄了對當代中國青年作家、文壇泰斗、外國文學大師、非虛構作者的一對一訪談和評論,最後一部分則是作者自己的非虛構寫作嘗試。 
作為訓練有素的傳統新聞媒體人,吳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虛構寫作者。在本書中,作者一方面自覺延續了傳統媒體新聞訓練的嚴謹與切實 ,另一方面從個人興趣出發,嘗試最能打動作者和讀者的獨特講述。其中描述的人物無論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個隱約的共同點:他們都在時代的程序與個人的成長中著力轉變固有身份,在流動、行走中擁抱變化,擺脫標籤,蛻變求新。記錄下這些故事、這些人,也是試圖為時代留下個體角度的聲音與線條。
作家班宇說,“書中收錄的這些篇章窮盡了近年來非虛構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寫、事件報道、活動速記、對談問答、小說評論、印象記等,靈活豐富,不妨將其看作是一次非虛構寫作樣本的集中展示。”
《必須寫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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