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
隨著違憲審查深入，法庭辯論接近尾聲，韓國停職總統尹錫悅最快將在三月中上旬迎來命運轉折點。
不僅和尹錫悅水火不容的在野民主黨陣營喊打喊殺，根據憲法法院法官的比例（進步5：保守3），和保守黨團吹風出來的鋪墊，尹總統大機率會面對“被炒”的結局。
雖然尹錫悅的總統生涯很可能進入倒計時，卻也有自己的政治遺產，而且很可能會給韓國帶來相當深遠的影響。
極右翼勢力抬頭
2月以來，韓國多地的保守黨集會遊行高潮迭起，反對彈劾，反對在野黨，名為保護韓國的民主，其口號和宗旨卻變味得厲害。到了目前這個階段，仍然反對彈劾的人，更多的不是在反對彈劾或者支援尹錫悅個人，而是在為了一個想象中的意識形態共同體而高聲吶喊。
首先是保守黨團旗下的各種勢力，臨時組成了各種各樣的教會，以“祈禱會”的名義在韓國全境遍地開花。
一個以“國家非常祈禱會”名義，在韓國串聯、組織集會的團體的海報，內容是每週六的集會時間地點。
之所以叫祈禱會，是因為韓國雖然是大陸法國家，又全盤學習美國憲法，但在集會遊行管制方面，由於歷史、文化等原因，管理較為嚴格，需要提前按場所、時間、人數、封路與否等進行審批。但出於對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尊重，宗教類集會的管理要寬鬆許多。於是，以宗教集會之名、行政治集會之實，成了大家默許的鑽法律空子的潛規則，只要臺前的首腦人物確實有宗教職位即可。基督教新教作為韓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順理成章地成了政治遊戲的重要一極。
右翼團體“自由大韓護國團”官網首頁，橫幅上寫“特朗普先生我們不怕死，我們希望你馬上打擊北韓（韓國對朝鮮的稱呼）。”
而分辨一個集會是否屬於韓國右翼社團舉辦也很容易，那就是看現場是否有參與者高舉美國國旗。在韓國右翼保守派團體看來，世界上最大的威脅，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和手握核武器的北方兄弟。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狼，是韓國右翼意識形態和物理世界的雙重“自由保護者”。
韓國右翼團體甚至“學習”了美國MAGA運動的口號，將“stop the steal”“make korea free
again”都變成了“拯救總統尹氏”的口號，就是不知道這本身算不算另一種steal。在網上鼓譟吶喊的同時，韓國右翼團體中的年輕一代還透過教會、社媒等，將這場保守運動的野火燒到了美國，鼓動在美韓僑加入到“反共救國”的行列中。
韓國右翼的邏輯說起來並不是很複雜，核心就是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長期把持國政，與朝鮮最高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文在寅當政期間通過了多項利好對北合作的政策，“從北”毫無疑問。
但這其中也夾雜著大量虛假資訊、陰謀論。例如由於文在寅一家早年從北方逃難到了南方，從小到大生活清貧艱苦，渾身上下找不出一丁點破綻，於是就編出文在寅是北方精心培養的潛伏特工，從大學參加學運開始，曾多次接受金日成指示等離譜的故事，說了這麼多年沒有證據，信者寥寥。
而這麼陳舊的陰謀論套路，之所以在2025年沉渣泛起還成了氣候、碰瓷上了中國，離不開尹錫悅的“舊瓶裝新酒”。
怪中國就對了
尹錫悅在戒嚴之後的電視講話中，曾提到兩起涉及中國的間諜疑團，成為後來右翼宣傳的導火索。這兩起事件一是2023年3月，曾有中國公民在釜山拍攝停靠在釜山的美國航空母艦，另一件是2024年，一名中國籍男子用無人機拍攝韓國國家情報院建築。
這兩個案件經過韓國有關部門的調查，最後都證明是誤會。2023年停靠在釜山的是1986年服役的尼米茲級羅斯福號（CVN-71），對於現在的中國來說，是不折不扣的過時技術。而且以我當記者曾經多次登上訪問香港的林肯號、華盛頓號、馬金島號的經驗，美國軍艦不太介意被從外部拍攝全貌。從韓國媒體展示的畫面來看，幾個留學生的無人機沒有拍攝到什麼有用的素材，韓國反情報部門也在調查後，以留學生好奇結案。
而拍攝國家情報院大樓，則是當時這名遊客慕名去拍攝韓國史蹟第194號獻仁陵，但由於韓國國情院在地圖上是被加以處理的敏感目標，無人機的禁飛區和導航都無法顯示相關建築，此人出於好奇就用無人機進行了繞飛，也在調查結束後獲釋。先不說拍攝一個情報機關的辦公樓到底有沒有實際意義，如果以情報的角度去獲取某個地方的影像資訊，遙感、衛星、高空偵查甚至網路搜尋顯然都是更好的選擇。
在首爾觀光官方網站上，獻陵和仁陵西北也是顯示出一片空白，實際上就是國情院所在地。
憲法法院的違憲審查進入法庭辯論後，由於質證對尹錫悅越來越不利，所有的證人證言像一張越來越緊密的網把尹總統扣在了中間，尹總統的故事也越講越離譜。
先是在證詞中，指控韓國國會選舉舞弊，所以選出的議員和做出的決議無效。戒嚴是為了撥亂反正，唯一證據就是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的電算系統密碼是12345，與中國政務服務電話一致，所以以此咬定，共同民主黨是受了中國的協助和指導，才能在選舉中作弊取勝。而“中國光伏會毀了韓國森林”“水原地方選舉委員會有中國員工”等完全沒有邏輯可言的陰謀論，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但尹錫悅表面的癲狂，除了他自己深陷右翼陰謀論資訊繭房之外，可能也有“狗哨”的作用，就是在公開資訊中混雜特定的溝通方式，指令特定的支持者，做出特定的回應。
在尹錫悅被正式拘留之後，他每次出席庭審、進出拘留所都極其高調，還多次透過各種渠道釋出資訊。之前聚集在總統官邸前的右翼youtuber甚至將陣地直接搬到了拘留所門口，成了尹錫悅個人的長期流量入口。而右翼的陰謀論宣傳機器也在尹錫悅被拘留後突然加大馬力。
名為“save korea”的團體打出的政治宣傳，稱“我們國家（韓國）是中國間諜可以自由行動的國家。”
例如最近很多韓國右翼政治團體在社媒上步調一致，使用同樣的話題和關鍵詞，將韓國反間諜法立法的缺陷歸結為共同民主黨“通共”、壟斷國政的鐵證。
這個邏輯也不復雜，就是韓國現有的《國家保安法》第七款，將“為敵國之利益而洩露大韓民國機密和軍事情報”定性為間諜行為，但由於韓國有漫長的軍事獨裁和警察國家階段，情報部門在國內政治中的角色非常不光彩。
KCIA時代，韓國政府的情報人員因為怕碎屍被發現，所以把綁架來的反對黨金大中裝進汽油桶，差點扔進大海。在民主化以後，為了避免悲劇重演，限制強力部門的權力，維護國民的自由，將“敵國”嚴格限定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尹錫悅上臺後嘗試修法，將敵國的概念擴大，嘴上是為了保護國家，其實可能是打算借防諜藉口收拾在野黨，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也不是第一天搞政治，何況黨內很多元老都是真的入住過“西冰庫大酒店”，吃過防諜的虧，加上在國會佔優勢，當然不會讓這樣的修正案透過，於是扛著保護國民自由的大旗否決了修正案。
實際上在尹錫悅上臺後，在野黨幾乎沒有透過任何執政黨的法案，否決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這本來只是韓國兩黨惡鬥的一個小小插曲，一星期沒有七回也有五回。但沒想到尹錫悅輸不起，防諜失敗就直接反諜，跳過嘴炮發動戒嚴，更沒想到戒嚴失敗之後，他惡人先告狀，將共同民主黨的否決說成了給中國間諜開後門，這也是韓國右翼現在反中情緒高漲的一個重要來源。
這裡要加一句，美國等“聯合國軍”組成國家是韓國的盟國，如果到三八線非軍事區韓方一側遊玩，預約登記護照時，會對盟國和非盟國遊客區別對待。而美國與韓國存在現行的軍事同盟，同盟的情報當然可以“共享”，不存在間諜不間諜的情況。
保守勢力世代交替
尹錫悅和韓國右翼勢力這一輪鬧騰，從方法和邏輯上，與前幾年香港的修例風波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以“抹紅”為切入點，鼓動親美右翼集團，人為製造社會緊張，以美國“天降神兵”解決一切問題為釣餌，將馬前卒勾到前線做籌碼，最後用“邪不壓正”來粉飾勝利者寫的歷史書。
表面上，韓國社會也確實在快速“右轉”，最重要的變化是尹錫悅的支持者高度年輕化，這與朴槿惠、文在寅時代，兩黨支持者涇渭分明的年齡劃分有天翻地覆的區別。大量長期上網的20多歲年輕人發自內心地支援尹錫悅，將尹的“教主”行為視作偶像，一方面是對文在寅時代疫情導致的房價高、就業率低、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報復，另一方面也證明尹錫悅在宣傳攻勢方面，確實有保守黨其他大佬不具備的長處。例如2月底，以尹錫悅為主角的紀錄片將在韓國院線上映，停職待審的總統居然還能出現在大銀幕上，確實也是世界政治史的一個奇景。
2月底，韓國院線將上映關於尹錫悅的紀錄片，《加把勁兒啊大韓民國》
釜山大學、崇實大學、高麗大學的“彈劾反對時局宣言”集會通知
而右翼集團也是看到了尹對年輕人的影響力，組織了大量與學校、教會有關的活動。韓國多所大學都將在近日以“反對彈劾時局宣言”的名義進行政治集會。中國遊客也好，留學生也罷，還是要提前預警，遠離是非。
而時間上，尹錫悅的違憲審查結果最快可能在3月中上旬出爐，韓國3·1獨立運動紀念日又在左近，兩個陣營都以道德法統自居，以“保護大韓民國的民主體制”作為大義名分，3月份必然是政治鬥爭的高峰，兩個陣營互相攻訐的手段只會越來越惡劣，飛濺到中國身上的髒水，也只會越來越髒。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然而表面上高歌猛進的右翼團體，其實和尹錫悅個人一樣，都已經走到了命運弧線的末段。
根據集會場所的不同，支援尹的保守勢力團體劃分成了若干“派別”：光化門廣場附近舉行集會的“愛心第一教會”牧師全光勳和保守油管博主等為“光化門派”，在永登浦區國會議事堂站附近舉行集會的“釜山世界路教會”牧師孫賢寶和新教界團體“救助韓國”等為“汝矣島派”。
“門派”之間動輒互相指責，最近已經內訌到了要散攤的程度。全光勳就曾多次指責汝矣島派稱：“孫賢寶牧師在愛國運動方面，即使學習了10年也跟不上我。”
全光勳
孫賢寶（音）
其實全、孫二人都是政治牧師，常年主動將自己的神職貢獻給保守黨作為政治集會的舞臺，全還多次因為向信眾傳送催票簡訊，擾亂選舉而被處罰。
前文說到了自由大韓護國團雖然名義上也是非政府組織，其實“自由大韓”在韓國是一個長期用於對朝鮮宣傳的心戰術語，有強烈的具體指向，使用這個術語的基本都是極右翼政治人物和團體。“自由大韓護國團”也不例外，他們自己宣傳的“戰績”包括：
2019年呼籲逮捕韓國總工會（PPP）領導層的集會，11次；
呼籲罷免文在寅的集會，6次；
支援香港修例風波的記者會，3場；
組織了譴責金英哲訪韓的集會；
召開了呼籲逮捕金基植和金京洙並提交請願書的記者會；
進行了支援在星州部署薩德的集會；
舉行了支援反對逐步淘汰天原核電站的集會。
這些組織背後，幾乎都有保守黨團的大佬支援，不斷提供資金和政治影響力，換取他們的選票和聲援。尤其是今時今日的韓國保守黨，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出來團結全黨，正式出戰很可能到來的提前大選，黨內對於由哪個人來具體承接保守黨共主這一政治衣缽，也在進行著明爭暗鬥，議題極端化、手段街頭化、人設流量化不可避免。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經過疫情、高強度軍演、拜登政府在韓國佈置戰略資產等一系列低潮期之後，半島局勢進入帶有觀望情緒的緩和週期，南北都迫切需要外部的經濟增長點。特朗普政府到底會如何處理與朝鮮關係，烏克蘭局勢如何收尾，都將影響韓國的切實利益和國際地位。
在此過程中，中韓關係出現良性調整，中日韓三國重拾三方合作，乃至爭取在三國自由貿易區談判方面有所進展，都是應有之義。加上年內有多項重大的“亞洲議程”，其中一項是韓國將在慶州主辦APEC會議，在內亂之際，是否仍然有能力建設“國際觀瞻”，是韓國政府的重點工程。
韓、日右翼勢力必然會藉機製造雜音，挑唆民間矛盾，阻撓三國的正常交往，防止中國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例如日前日本法務省透過新規定，將在5月起，把日本戶籍規定中擬將臺灣列為原籍地。
臺灣當局僚屬為此彈冠相慶，與韓國右翼集團的作為一樣，不過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隨著國家的發展，類似的雜音、髒水只會越來越多，處理起來需要新的思路、勇氣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