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日-1月4日，混沌文理院六期第六模組在西安舉辦。第六模組的主題為“歷史與文化”。本模組我們邀請到了許紀霖、羅新、戴建業三位老師來講述不同歷史背景下的人和事，及其積澱出的文化。
本篇文章摘錄自戴建業老師的演講，主題為《宋詞的風情與風韻》。
戴建業老師是原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首席專家。他操著一口生動的“麻普”講解古詩詞，幽默風趣、直白易懂，2018年時便在網際網路上爆火，成為受諸多網友喜愛的“網紅教授”。
這次演講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宋詞——其落腳點在宋詞，其切入處在宋代文化。從勾勒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徵，到闡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態，進而分析宋代文化對宋詞繁榮的深遠影響，揭示宋代士人心態與宋詞的內在聯絡，最後講宋詞的文體特點，宋代詞風的嬗變，宋代的代表詞人及其代表詞作。透過這次演講，讓大家粗嘗宋詞的風情與風韻。
宋代的文化特徵與宋代計程車人心態
宋代文化高度繁榮，被許多學者推崇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巔峰。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寫道：“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在《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亦表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從政治體制上看，宋代吸取唐代安史之亂和五代十國割據分裂的經驗教訓，將政權、軍權、財權統統集中於皇帝，形成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朝，徹底改變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局面，為北宋帶來了內部的長期安定和經濟繁榮。宋代商業的極大繁榮帶來了新的生活觀念，大都市的形成也帶來了人們對娛樂的渴求。市井生活不僅提供了新題材，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創造出適應這種生活的藝術形式、藝術風格。
然而，高度集權的中央體制也造成了宋朝“將不知兵，兵不能戰”的軍事弱勢，長期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脅，與這些外族政權從原先的稱兄道弟到最後的納貢稱臣，使得士人心中充滿了隱忍和屈辱。因此，宋朝從開國到滅亡，愛國主義詩詞都特別興盛。陸游《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失地》這一詩歌標題便道盡了所有宋代人的黃粱美夢，直到死前他還念念不忘國家統一，留下了一首《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的絕筆凝聚了其畢生信念未能實現的不甘與悲愴。民族英雄、抗金名將岳飛的《滿江紅》更是膾炙人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看到國家分裂，這些民族精英的心也在為之滴血。
由於民族和國家在現實生存上一直受到威脅，國家版圖從前朝向外擴張轉為向內收縮，宋朝士人也一改盛唐人的“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的豪邁張揚與軒昂開朗，在精神上逐漸變得內斂退縮，乃至狹隘萎靡。長期以來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遇到了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便開始抬頭。與此同時，由於精神上的內向、焦慮、敏感，宋代走向了倫理主義，在現實生活和道德觀念中極度高揚道德倫理，強調“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守節事大”這樣極端嚴峻的倫理立竿準則。理學的興盛造成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衝突與緊張，也造成了人們人格的普遍分裂。
宋詞的文體特徵與宋代士人的審美趣味
宋詞能夠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得益於其文體特徵恰好契合了宋代的社會與精神需求。它既是宋代文化的產物，也是宋代文化的象徵。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他強調的是詞的精緻微妙與美麗優雅。晚唐五代詞人偏好“逐管絃之音為側豔之詞”，長於表現一種婉約細膩的女性美。即使後來有蘇辛的豪放詞，也必須豪宕之中蘊韶秀，剛健之中顯婀娜。細膩柔婉是詞的正宗，剛健豪放則是它的變調。詞具有長短句式、音調節拍以及配樂可歌的特性，細膩柔婉這一特徵正是與詞的音樂性息息相關。
自先秦起，中國的詩歌就與音樂關係緊密，《詩經》、部分《楚辭》及漢樂府，都是必須入樂演唱的，《詩經》風雅頌的劃分標準就是音樂。然而，到了漢代，能夠演唱《詩經》、《楚辭》的人變得愈來愈少。六朝時期，漢樂府的演唱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進入唐代，古樂更是鮮有人演奏和欣賞。原先用於歌唱的音樂逐漸消亡，成為只能誦讀的案頭文學。這時候，從西域傳入的“胡樂”與漢族的清商樂相融合，形成了一種新的音樂型別——“燕樂”。
燕樂分為舞曲和歌曲，歌曲的歌詞被稱為“曲子詞”，即詞的雛形。燕樂中有些曲調的曲拍聲調與五七言絕句相合，那麼這些五七言絕句直接就可以入樂歌唱，如旗亭畫壁故事中的“寒雨連江夜入吳”、“奉帚平明金殿開”、“黃河遠入白雲間”。但大多數情況下，直接以詩入曲很難演唱，必須加入和聲和泛聲才能與曲拍相合，像廣為傳唱的《陽關三疊》也得破句。中唐以後開始有文人按樂曲填詞，如白居易的《江南好》之類。
詞與《詩經》、漢樂府的區別，一是它們各自所配的音樂不同，二是它們創作過程不同。前二者是依歌辭譜曲，後者是依曲填寫歌辭，即按樂章分闕的數目，按曲拍定句的長短，按樂聲選字的平仄，這就形成了一種不同於詩的長短句體裁。從上下片換頭或不換頭，就能判斷這首詞樂章的特點。不換頭表明上下樂章完全一樣，換頭則說明上下樂章有變化。詞的上下片節拍完全相同稱“重頭”，散曲中一曲調多遍重複填寫也叫“重頭”。曲調由慢拍轉為快拍叫“入破”。
燕樂的娛樂特性，也決定了詞的內容和風格。大多數詞的題材不出於男歡女愛，詞境只限於閨閣園亭，手法大多委婉深曲，情調大多柔媚輕豔，語言也大多凝鍊精巧。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豪邁激昂的英雄浩氣和金戈鐵馬的戰場斯殺，基本無法在詞中得到表現，因為這些內容難以入樂歌唱。
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詞人在對詞的體認上也印證了這一文體特徵。如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提到，“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表明晚唐五代的詞主要為歌妓舞女們所用，使她們更加妖嬈可愛、性感動人。歐陽修在《採桑子》詞的序中也表示，自己填詞不過是“因翻舊闋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宋詞細膩柔婉這一文體特徵與宋人內向、細膩、敏感精神狀態一拍即合，將宋人近乎神經質的細膩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如張先的《青門引·乍暖還輕冷》，“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暖”而說“乍”，“冷”而言“輕”；風吹影動以“弄”字來刻畫，風吹角響以“醒”字來形容，體物既微妙，下字更精細，抒情也含蓄有味。這首詞以纖柔清麗的詞風，表現了詞人細膩幽微的感受，在藝術上堪稱絕唱。
宋代的詞風與宋代計程車風
宋代的文化總體上呈現出一種精緻、優雅、細膩又略帶頹唐的特點。宋代文人具有高雅的審美趣味和極高的文化素養，同時也表現出強烈的幻滅感。即使曠達如蘇東坡、剛正如范仲淹、富貴如晏殊，他們的詞中也常表現出幻滅、頹唐、倦怠的情緒，描繪出一些優美、精緻卻狹小的境界。
超脫曠達的蘇軾在詩詞中常說“古今如夢”、“君臣一夢”、“人間如夢”、“未轉頭時皆夢”。既有過“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的感傷，亦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慨嘆。
再看范仲淹，無論是在《蘇幕遮》中表達“黯鄉魂，追旅思”“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愁緒，還是在《漁家傲·秋思》中抒發“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的苦悶的范仲淹，似乎都與執筆“先憂天下之憂而憂，後樂天下之樂而樂”時的他判若兩人。
又如晏殊《浣溪沙》中寫道，“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晏殊一生安享尊榮富貴，是當時所有男人都豔羨的“太平宰相”，可他仍然感到“無可奈何”，致慨於“落花傷春”，徘徊於“小園香徑”，乍讀這兩首詞還會誤以為作者是多愁善感的傷春少女。
那位風流潦倒的柳永更是一副嬉皮士的樣子。早年創作的一首《鶴沖天·黃金榜上》敘寫了其落第後的失意不滿和恃才傲物，以及放浪形骸、出入風月場中的生活。“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與唐詩比較一下就可以見到唐人不同的胸襟與境界。王昌齡的《從軍行》以“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彰顯了邊塞將士的堅韌與豪情。李白的《行路難》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展現了詩人面對困境時的樂觀與豪邁。杜甫《望嶽》中一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則表現了其寬廣的胸襟和高遠的志向。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中的“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更是直接地表達了他對功成名就的嚮往和對英雄氣概的讚美。
宋代商業的繁榮與宋詞的娛樂性
宋代的統治者雖然在對外軍事等方面極其“外行”，但在對內管理上卻顯得尤為“內行”。他們採取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國家管理，保障了社會的穩定與安寧，為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宋代科技進步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以及紙幣使用帶來的商品流通便利，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壯大，也加速了大都市的擴張。一幅《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年汴京的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柳永的一首《望海潮·東南形勝》亦道出了當年杭州的富庶。
隨著城市化程序的不斷演進，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也發生了轉變，推動了人們對娛樂的渴求。歐陽修曾說，“因翻舊闋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詞的主要功能就是娛賓侑酒，而大都市恰好是宋詞滋長興盛的溫床。市井生活在為文人提供新題材的同時，也催生了與之適應的藝術形式。
俗話說“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文學作品不過是文學家在用筆向人傾訴衷腸，因此，每個作者下筆之時心中都有一個潛在的傾訴物件。這一潛在的傾訴物件不僅決定了詞的內容，也決定了詞的語言、風格和品味。因受眾不同，宋詞呈現出“雅詞”和“俗調”兩種不同的藝術風貌。
“雅詞”主要取悅高人雅士，詞境限於閨閣園亭，詞風婉約細膩，典型的如晏幾道的《鷓鴣天》：“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俗調”則更多是為了取悅世俗的市井小民，語言直白曉暢，抒情也不能過於含蓄。
柳永不僅是城市文明的謳歌者，更是商業文明的寵兒，在當時受到市井百姓空前的歡迎，乃至於出現了“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的說法。柳永一生厭倦功名利祿，眷戀男女豔情，其豔情詞儘管時涉低俗，卻歌頌了下層人民的真摯愛情，特別是唱出了娼樓妓女的心願與辛酸，描繪了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尤以《木蘭花令》等為代表：“有個人人真攀羨。問著佯佯回卻面。你若無意向他人，為甚夢中頻相見。不如聞早還卻願。免使牽人虛魂亂。風流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引斷。”
宋代文人與妓女交往十分密切，因而留下了大量的豔情詞，如秦觀的《八六子·倚危亭》，“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此外，也有妓女所作的詞流傳下來。“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哪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哪得功夫咒你。”這首無名“蜀妓”所作的《鵲橋仙》載於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中。陸游的一位朋友從蜀中帶回一妓，併為她買了一棟房作為外室，每隔數日便去與她纏綿。有一次他因病連續幾日沒去看她，引起了她的緊張和疑心。陸游友人後來作詞解釋，這位蜀妓便依韻填了這詞作答。半是嗔怪埋怨，半是玩皮調笑，半是痴情撒嬌，真是一語百媚。
另外，有兩首愛情詞不得不談，一是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另一首是陸游的《釵頭鳳》，它寫於與已仳離的原妻唐氏再度相逢於沈園之後，以一種悽惻的調子傾訴了夫妻被迫拆散後的痛恨，以及兩人的眷戀和相思。這首詞以短句密韻奔洩而出，語氣雖急促，抒情卻委婉，既一氣貫注又回味無窮。“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詞風的嬗變與題材的拓展
唐詩對於宋人來說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詞對於宋人來說則是一片尚待開墾的處女地，宋代詞人大可在其中開疆擴境、逞才獻技。因此，宋詞比宋詩在藝術上更富於獨創性，以致於人們常把它作為宋代文學的代表而與唐詩相提並論。
詞興起於唐代，與經濟的繁榮和燕樂的發達息息相關。敦煌曲子詞最早產生於七世紀中葉，大部分作品源於民間歌唱，詞風樸質明快，體式有小令、中調和慢詞，內容廣泛，“有邊客遊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中唐的戴叔倫、白居易、劉禹錫等採用這種體裁創作時，體式一色止於小令，風格尚存民歌的活潑清新。晚唐文人創作技巧更加嫻熟，然而隨著詞中辭藻愈加華麗，其逐漸成為公子佳人和權貴顯要們歌臺舞榭的消閒品，反映的生活愈加貧乏。溫庭筠是晚唐填詞最多的作家，現存的70多首詞內容“類不出乎綺怨”，風格上麗密香軟，被花間詞派尊為鼻祖。與溫齊名的韋莊的詞也不外乎男女豔情，只是詞風上變溫詞的濃豔為疏淡。
五代戰亂頻仍，唯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火之災，宜於簸弄風月的小令便率先在這兩地繁榮起來。南唐李煜是最著名的詞人，早期詞風情旖旎，嫵媚明麗，晚期詞則以白描的手法抒亡國的深哀，推動了詞的題材和境界的突破。
宋代初期，詞風基本延續花間詞，這時最可稱述的詞人是二晏和歐陽修。晏殊、歐陽修都受惠於馮延巳詞，前者得馮詞之俊，後者得馮詞之深，分別形成了溫潤秀雅和深婉沉著的詞風。晏幾道常以哀絲豪竹抒其微痛纖悲，別具低徊蘊藉的藝術效果，其清詞俊語更是獨步一時。
北宋中葉，商業經濟日趨繁榮，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隨之日益豐富，濃縮含蓄的小令逐漸不能滿足其表達需求，鋪敘展衍的慢詞逐漸發展成熟。張先以小令筆法創作了20多首慢詞，明顯帶有由小令向慢詞過渡的痕跡。詞發展到柳永才氣局一新，他是宋代第一位專業詞人，探索了慢詞的鋪敘和勾勒手法，使詞在章法結構上“細密而妥溜”，並且他大膽地採用口語、俗語入詞，使詞的語言“明白而家常”。不過，柳詞大部分仍是為歌姬立言、為應歌而作，詞還遠沒有擺脫“體卑”的地位。
詞與詩分庭抗禮、平起平坐的這一重要變革是由蘇軾完成的。蘇軾以寫詩的態度和方法作詞，開拓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表現技巧，開創了影響深遠的豪放詞，也提高了婉約詞的格調。從此，“詩莊詞媚”的傳統觀念被打破，詞成了一種“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新型詩體，不僅能言情說愛、傷離怨別，也能議政言事、悟道參禪。詞景不只限於珠簾翠幕、閨閣亭園，也能描繪大漠窮秋、崇山峻嶺。
比如，蘇軾在元豐五年作於黃州貶所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提筆就高唱入雲，把人帶入一個驚心動魄的雄奇境界，萬里東去的大江與千古風流人物，美麗如畫的江山與雄姿英發的豪傑，彼此交相輝映。下闋的換頭處續寫三國英雄儒雅倜儻的風姿、從容鎮定的大將風度，結尾部分雖然寫到歲月悠悠而人生有限，英雄已矣壯志成虛，但詞人很快以曠達之筆驅走衰颯之情。氣度之恢宏，境界之闊大，襟懷之超曠，筆致之跌宕，在詞史上都屬前所未有。
北宋後期的詞壇大家周邦彥，被人們譽為“詞中老杜”。他繼承並發展了柳永慢詞的鋪敘技巧，變柳詞的直筆為曲筆，深化了詞在抒情敘事上的表現力。他使詞的語言更加典雅渾成，詞的音調更加優美和諧，成為“格律詞派”的開創者。
兩宋之際，作為最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使“尋常語度入音律”，將口語俗語和書面語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話，創造了後來詞人廣泛仿效的“易安體”。
南宋前期，愛國主義成為詞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題，辛棄疾就是愛國詞人的代表，抗金復國這一夢寐以求的心願使辛詞凝集著全民族的意志。他從蘇軾的“以詩為詞”進而“以文為詞”，以其縱橫馳騁的才情和雄肆暢達的筆調，在蘇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詞的疆域，使其題材更為廣闊豐富，意境更為雄豪恢張，想象更為奇幻突兀，手法更為靈活多樣。
南宋後期維持了幾十年相對平靜的局面，格律派詞人遠紹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詞人那種慷慨悲憤的激情逐漸冷卻，詞中的情感和語言都歸於“醇雅”，律呂字聲進一步嚴格規範。姜夔一反婉約派的柔媚軟滑，筆致清空峭拔。吳文英與姜並肩而詞風與姜相反：姜詞清空疏宕，吳詞質實麗密。
宋代詞人有的嚴於詩、詞之別，恪守詞“別是一家”，強調歌詞與曲調要宮商相協。有的則借鑑鄰近文體的表現方法，甚至“以詩為詞”或“以文為詞”，填詞時並不“醉心於音律”。這種對詞的不同態度導致了各自詞風的差異，前者詞風多婉約，後者詞風多豪放。劃分豪放與婉約的關鍵是曲調和詞風，十七八歲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其情調風格自不同於關西大漢綽鐵板唱“大江東去”。當然，這僅是從其大略而言，至於每一個詞人，婉約而偶涉粗獷者有之，豪放者常近婉約更為多見。落實到每一首詞情況還要複雜，許多詞兼有英雄之氣與兒女之情。因此，豪放與婉約之分切忌過於拘泥。
詞的發展經唐五代至北宋而南宋，詞體的興盛也由小令到中調而至慢詞。它終於從小溪曲澗匯成了泱漭巨流，從詩的旁支別流進而與詩齊驅並駕，與唐詩同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璀璨奪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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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文理院七期——以思想抵抗虛無，回答人生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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