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家欣
編輯 |王一然
剪輯 |沙子涵
名字
王剛擁有過很多個名字。
從記事開始，他就知道自己是領養的。記憶中最早的名字，來自山東滕州一戶姓洪的人家，單名一個“濤”字。在火車上流浪時，他給自己取名張雨航，姓張，直接而隨意，“有個乘客姓張，我就跟著他姓張了。”
每個名字都意味著一段收養或流浪的經歷。在王剛的回憶以及後來當事人的還原中，他至少經歷7任養家，從山東滕州，到江蘇徐州，再到河南駐馬店。流動的生活，直到11歲那年才停下。那一年夏天，他來到駐馬店的一個村莊，改名王剛，此後，這個名字一路跟隨他，直到現在。
2007年，25歲的王剛決定尋親。那個時候，每回下班，家裡的電視總會播著倪萍主持的尋親節目《等著我》，妻子和岳母鼓勵他去尋找自己的父母。
條件也成熟了。他和妻子經營著一個小超市，經濟還算寬裕，兒子兩歲了，他希望孩子能在大家庭的氛圍里長大，“別人孩子都有爺爺奶奶，對孩子來說也是一種缺失。”
突破口就是山東滕州的洪家。這是王剛關於自己來處的最早記憶。在洪家的經歷不算愉快：養父母在滕州市區工作，家中有兩個姐姐；作為養子的他，被送往鄉下，跟奶奶和叔叔一起生活。
●圖源東方IC
捱打是常有的事。王剛回憶，家裡丟了東西，年僅六、七歲的他，會被當作頭號“嫌疑人”。最狠的時候，被叔叔吊在樹上打，直到天黑才放下來。他當時只有一個感受，那就是渴，“把自己扔到河裡面喝水，都解不了的那種渴。”不僅叔叔打，和村裡的小夥伴吵嘴，別人的父親會直接上來呼他一巴掌。
逃跑的計劃籌劃了好久，直到1990年，趁家中熱鬧的時候，年僅8歲的他，拿走了幾塊錢，躲山洞、坐汽車，登上離開滕州的火車。
2008年，時隔將近二十年，王剛重新找到洪家。曾經的養父疏離冷淡，在多方的壓力之下，最終丟擲一個線索，那就是侯永利，“去找這個人”。
侯永利在滕州當貨車司機。在媒體記者、派出所民警的帶領下，王剛來到他家，侯家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面對侯永利的妻子，王剛問出了心中的第一句話，我是你生的孩子嗎？對方沒有回答，“等你父親回來再說。”在媒體記者的追問下，她掏出一張全家福相片，指著上面的一個小男孩，表示這是三、四歲時的王剛。
兩天後，在那間屋子裡，王剛見到跑車歸來的“父親”侯永利。在記者、民警以及鄰居的圍觀下，他大方地承認了王剛的身份，“就是我的孩子”，還帶來另一個標籤，“私生子”。至於當年為什麼走失，是因為送到朋友家中寄養，結果孩子自己跑了。
王剛還記得那場認親帶來的失落。尋親是為了讓自己“名正言順”，但私生子這個身份讓他“衝擊很大，也很懵”，“媽不是親媽，姊妹也不是親姊妹，很難堪尷尬。”
王剛回憶，儘管侯永利全程的表現都很熱情，但他也感受到了隔閡，“他給我的表現像是在敘述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回憶當時的情景，王剛表示，最初想要做 DNA鑑定，但當時DNA技術不普及，需要到一線城市，但侯永利不同意，而且“當年認親的時候來了很多人，在那樣的場面下也不太好去較真。”
沒有DNA，憑藉一張相片，以及一面之詞，王剛稀裡糊塗地認下了這位“親生父親”。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個新的名字，侯成亮。
“親情”
回憶那段持續了十六年的“親情”，王剛始終感覺隔著一層紗，“我們其實接觸不多”。逢年過節，王剛會帶著妻子和兒子從鄭州回到滕州，住上三五天。雖然頂著“私生子”的身份，但每年為數不多的見面中，侯永利的妻子和孩子絲毫沒有表現出芥蒂，就像對待一個客人，客套熱情，提前備好飯菜，臨走時，也會往他們的車裡塞滿禮品。
在那之前，王剛幾乎沒有體驗過這樣的大家庭生活。8歲那年，從洪家逃離以後，他變成了一個“火車兒童”：那個年代，車票的檢驗並不嚴格，他還能在火車上吃喝睡，靠陌生人的善意和撿瓶子，度過了將近兩年的時間。之後，在徐州下車，他又先後被當地的三戶人家收養——
在他的印象裡，那些收養他的家庭或者沒有小孩，或者只有女孩，而作為男孩的他，就像是物件，被移來送去。有的家庭為了迎接他，還會舉辦宴席，但幾個月以後，又將他送給別人。
●圖源東方IC
1992年，在鄭州火車站，一個男人問王剛，家裡沒男孩，給你飯吃，讓你好好上學，願意嗎？王剛點點頭，他在駐馬店王家紮了下來，自此得到了“王剛”這個使用時間最長的名字。那個家有五個女孩，女主人不歡迎王剛的到來，男主人不幹活，愛喝酒，又愛倒騰古玩，家裡總因為錢充斥著爭吵。
小學三年級以後，王剛不再讀書。他到村莊附近的磚廠搬磚運磚，貼補家用。即便如此，在這個家庭，他也是一個邊緣人。工作以後，他回家探望，聽到兩個姐姐在房間裡議論，“他什麼時候走？回來幹什麼？”
所以，即便後來被認作“私生子”，王剛承認，很長一段時間裡，侯家跟他是有感情的，“他們的家庭也是我精神上的一個支柱。”在侯家，他曾感受過家庭成員之間的扶持，最小的妹妹生病了，第一個求助的人就是王剛。王剛做化肥生意週轉困難時，“父親”侯永利塞給了他兩萬塊錢，“不在於錢多少，而在於有困難的時候，他憑自己的能力幫你了。”
但侯家也用親情捆綁著王剛。常年在外跑車，侯永利患有腿疾，侯家人對他解釋，那是因為把路邊的小孩錯認成王剛，結果招致車禍，“這件事讓我感到內疚。”很長一段時間，面對侯永利妻子的熱情，王剛心情也很複雜，“（我的出現）對她來說，更多是一種傷害，對她的家庭也是一種負面的困擾。”
這段關係持續到2016年。那一年，侯永利腿疾發作，王剛積極主張手術治療，手術花費10來萬，王剛建議，由包括他在內的四個成年子女平分——他也因此成為指責的矛頭，侯永利的大女兒直接拉黑了他。此後，王剛再也沒有回到滕州過節，偶爾到滕州，他就住在賓館，再把侯永利喊過來相聚。
作為局外人，王剛當時的妻子顯得更為冷靜，“他不是你的父親，你們都沒做DNA。”推測的依據來自年齡。在侯永利這個“生父”的口中，同樣一個事情，有時候發生在1歲，有時候又變成7、8個月， 一段時間後又變成兩三歲，“前後矛盾”。還有當時孩子跑丟了，有沒有報警呢？這些不合理讓已經成為母親的她警覺，“父母怎麼會記不住這樣的資訊？”
一些因素又讓王剛失去懷疑和判斷能力。從小輾轉流浪的經歷，他養成“討好”的性格，和人說話的時候，臉上總會掛著笑，“以前總擔心被拋棄，會想盡辦法討好別人，也會努力去幹活。”
這些已經烙在了他身上，面對疑點和不合理，他輕輕地帶過，“大家開心就好”。更何況當年有媒體和警察的見證，“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撒這種謊？”還有對方的認親動機，“他都能把私生子這麼大的事情說出來了，沒人會平白無故承認這種事情。”
真相
2024年，一個偶然的契機，王剛得到了一個可以鑑定DNA的機會。
在滕州的一家賓館，王剛發現，侯永利走路又不利索了，帶著侯永利的片子和血液，王剛到鄭州找醫生諮詢。在王剛的表述中，因為血量太少，鄭州的醫院拒絕了檢查。朋友勸他，“你不是沒做過DNA嗎？那就做一個唄！”
雖然不願意承認，但這些年來，這段關係的真相，也像一根刺紮在王剛的心裡。在與侯永利的相處之中，最讓他介意的是關於“生母”的話題。侯永利幾乎沒有給過任何資訊。王剛問起來，要麼拒絕回答，要麼說，“那地方找不到了，一家人死絕了。”這種牴觸甚至讓王剛產生了錯覺，“我母親是不是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情？”
還有祭祖。十六年的相處，他感覺自己“名不正言不順”，因為“（侯永利）從來沒有說要帶著我去祭祖。”
2011年，王剛曾帶侯永利到醫院驗血型，兩人恰好都是B型血，王剛的疑慮暫時被打消了。在那之後，一旦提到DNA鑑定，侯永利都拒絕了。王剛只是把這種推脫歸因為，“他們害怕花錢”，而他自己，“當時處得都挺好的，我不想破壞這來之不易的親情。”
事實上，私下裡，王剛沒有什麼機會能接觸到侯永利。兩人不常見面，侯永利又有每天喝酒的習慣，“我在網上查，發現做DNA不能喝酒。”
這次偶然或許是唯一的機會。對王剛來說，等待的日子並不好過。出具結果的時間，推遲了一天又一天。“心裡七上八下的，都無心工作了。”
●王剛與侯永利的DNA報告，排除兩人的親子鑑定關係。講述者供圖
2024年12月17日，鑑定報告顯示，排除樣本所屬人侯與王剛存在親子關係。王剛很憤怒，雖然長期在外流落，但他也看重家庭和傳統。早年漂泊的經歷，讓他在對兒子的教育中，最在乎父親的“保護”責任，幾乎達到了溺愛程度，“孩子要什麼就給他什麼。”“我不允許任何人欺負我的孩子。”
他說，如果沒有發現這個真相，“影響的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我的後代，他們以後祭拜的是誰？”
最後，迷茫纏住了他，“又從零開始了，感覺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在那之後的幾天裡，為了找出蛛絲馬跡，王剛將當年認親的錄影帶拿出來反覆觀看。有一些端倪得以被重新發現。比如，認親以後，侯永利拉著他到親戚家認門、拜訪，有一個親戚直接將他們擋在門外，“你別來，俺不要你的東西。”
當年王剛只是簡單歸結為“鬧矛盾”，事過境遷，他似乎有點明白了，“當時覺得不近人情，伸手不打笑臉人嘛，現在看，人家可能知道了，在暗示你呢！”
得到DNA結果以後，王剛和朋友去了一趟滕州。意外來臨的真相，也讓他充滿戒備和警惕。面對侯永利，他沒有直接戳穿，多次婉轉地問到自己的“生母”，“為什麼這麼多年你都沒有告訴我媽媽在哪？”侯永利繼續以前的說法。
12月24日，從滕州返回鄭州，王剛沒忍住，打電話給侯永利，“我已經去做了DNA檢測。”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說“你讓我想想。”隨後便響起“嘟嘟嘟”的聲音。
那之後，王剛再也沒能打通這個電話。
對峙
王剛最後一次見到侯永利，是2025年1月3日。為了找到真相，王剛尋求媒體的幫助。那一天，在村口的超市旁邊，侯永利緩緩地出現。在現場媒體的直播間裡，他看起來精神頭不錯，腿腳還是不便，駐著一根柺子，套著毛線帽，穿著深色的襖子。
起先，侯永利很憤怒，在王剛看來，這種憤怒或許是因為“謊言被戳穿”，那時王剛甚至下意識地以為是自己的錯，“我覺得他生氣了，（甚至覺得）是不是我‘媽’欺騙了他？”當著眾人的面，王剛向侯永利磕頭道歉。
但後來，侯永利又表現得“仗義”——關於1980年代為何領養王剛，他公開表示，第一任養父在王剛三歲時，確診癌症晚期，於是將王剛託付給自己；至於2008年認親的動機，則是因為看到王剛一個人來尋親，太可憐了。
這些說服不了王剛。“我當時都25歲了，也成家立業了，有什麼可憐的？”
1月3日的這場對峙，王剛沒有得到關於身世以及領養、認親的答案。侯永利離開的背影很決絕，“就像這十六年沒發生任何事一樣，他也不再和我有聯絡。”
這也是王剛難以理解的地方。曝光以後，包括侯永利在內的侯家人，沒人感到抱歉。侯永利的女兒曾對王剛表示，“你是被你親媽抱著賣的，爸媽都是善良的，為了保護你，怕你受不了。”一位自稱是侯永利兒子的人在相關影片中評論，“（王剛）就是為了直播引流帶貨。”在王剛聯絡上他以後，他指責王剛，“當初就不應該認你”，“從此不要再打電話，不要再聯絡”。
最令王剛意外的是，和他關係最好的小妹妹也知道“部分真相”。這意味著，侯家人都知道，王剛不是親生的，“他們全家人都知道，但沒人告訴我。”
與侯永利對峙的同時，王剛也沒有放棄尋親。人到中年，他更想知道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答案。正是這次對峙，也讓後續的尋親有了一個突破口。在溝通的過程中，侯永利透露，王剛的第一任養父姓任，是安徽蒙城人，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做生意了。
2025年1月9日，在媒體的幫助下，王剛聯絡上了遠在海南的任家。曾經的任家養父否認了侯永利托孤的說法，“梁梁小的時候，我身體正健康，這個人說話太不負責了。”
多年尋親的過程中，王剛經歷過許多冷眼。從起先的洪家，到後來的侯家，都對他避之不及，“覺得我的出現打擾了他們的生活”，關於他的身世，更是遮遮掩掩。但任家不一樣，聯絡上的那一刻，任家養父親切地說，“是我的梁梁”，“我以為我的梁梁過得很好。”
梁梁，遙遠而陌生的稱呼，那是王剛小時候被取的名字，任家梁。
任家養父也直接給出了王剛身世的最後一層謎：你的媽媽姓劉，你的親舅舅都在蒙城。
●1月16日，王剛在安徽蒙城與生母擁抱認親。蔡家欣 攝
答案
2025年1月13日，DNA鑑定結果支援王剛與安徽蒙城劉女士的親子關係，42歲的王剛尋親成功。
在安徽蒙城，他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祖籍山東日照。而他的生父，早於2019年就因病去世了。這個訊息讓王剛遺憾氣憤。他多次提及，如果2008年侯永利能夠提供任家的線索，或許他還有機會見到生父一面。
在生母、任家養父對媒體的轉述中，關於身世，王剛也拼湊出了更為完整的“流動版圖”——
1982年，王剛在安徽蒙城出生。彼時父母剛來蒙城投靠親友，還沒來得及立住腳跟，只能將王剛送給任家。當時，任家只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在族譜上，他們延續“家”字輩，給王剛取名“任家梁”。在所有的名字中，這是王剛最喜歡的名字，“家梁，說明人家是要你延續下來。”
三年後，因為政策原因，王剛被短暫寄養到侯家。之後，侯家對任家宣稱，王剛跑丟了。
侯家到洪家的經歷還是一片空白。目前，王剛得到的一個訊息是，3歲左右到達侯家，一年以後，侯家有了自己的兒子。他猜測“我到他家一年後，他兒子出生了，（可能）他就把我處理掉了。”而那幾年，洪家和侯家都是一個單位內部的員工。
但王剛始終想不明白，2008年包括侯永利在內的侯家人為什麼要認下這樁親，從而讓尋親中斷？他只能猜測，侯家之後，自己的流轉過程中，或許存在一定的交易。
1月17日，王剛來到安徽蒙城認親。認親當天，蒙城的大姐公開表示要起訴侯永利，理由是他曾公開侮辱自己的母親是“小姐”、“未婚先孕”。王剛說，我只能選擇支援。事實上，他也糾結、猶豫，“畢竟有16年的來往，人是感情動物，我也不想他走進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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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安徽蒙城，王剛的姐姐在家門口布置了氣球拱門，歡迎王剛回家。蔡家欣 攝●1月16日，安徽蒙城家宴上，王剛在許願。蔡家欣 攝
安徽蒙城的認親，前後持續了四天。王剛每天的行程都很滿，祭拜父親，跟親戚吃飯，“這就是骨子裡的親情”。某種程度上，王剛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氛圍：
認親後，七十歲的母親將一件灰綠色的襖子披在王剛身上，那是她花1700塊買下的羽絨服，“讓兒子感到回家的溫暖。”她妥貼地問起尺寸、還有顏色是否合意，反覆強調可以更換。
王剛躊躇了一會，試探性地說，要不換成黑色的吧？母親和姐姐立馬起身。似乎對來自父母的親情有一絲真正的體悟，“要是換成以前，給什麼就穿什麼，哪敢開這個口？”
但粘合再精緻的裂痕，也會留下彆扭的觸感。一家人在客廳聊天、看電視的時候，二姐突然聊起小時候被大姐剪壞頭髮的事情，大姐撲著上來要打二姐，逗得所有人大笑。二姐最後加了一句，“吃的苦再多，也沒有小弟的多。”
王剛沉默了，他拿起手機，假裝不經意地撥弄。事後他坦承那一刻心裡的委屈，“我情願她們沒有講起這些，我會想，為什麼受苦的會是我？”
最大的不適或許來自母親。七十歲的老母親，眼神總是黏在王剛身上，在角落裡微笑地看著他。王剛很少會跟母親有眼神碰撞，只有他和母親的時候，他總是主動給自己找事情做，“我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又不知道要說什麼。”
在旁人的轉述中，他得知父親當年生病，養家、照顧父親之餘，母親還會跑到濟南去尋找他。但對於這段經歷，王剛搖了搖頭，“沒什麼特別的感觸，更像在敘述一個事情。”
四天的相處過程中，他一直在等待家人對他關於身世的完整交代。但沒人主動提及。“大家只是在熱情地對待我，好像要彌補我怎麼樣。”
他曾無數次想象過自己的身世，拋棄、拐賣、送養等。對他而言，最理想化的答案是，“人販子（拐走）的關係”，這意味著“大家都沒有錯，開開心心的。”
後來從媒體輾轉得知，自己是被送出去的，他只能用現實的處境來合理化這件事，“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希望有個父親，他也不在了。”似乎是下意識迴避衝突，他又反覆強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畢竟生下了我。”
42歲，他終於找回了那個最初的名字，他叫嚴洪星。
（為保護講述者隱私，文中侯永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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