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的名利從哪來?


文 | 褐色鳥群
從戛納失落回國後,賈樟柯賈導最近又因為在上海電影節發了一番“好萊塢電影對中國市場的吸引力降低了,是不是因為中國文化市場不能接受更多元的影視產品,導致文化影響力逐漸在喪失”的言論,將自己又送到了輿論風口浪尖。
說來奇怪,賈導在作品質量、電影票房、社會地位上,都算不上是中國導演的扛把子。即使在文青們那裡,他也難稱是top1。在更為廣闊的視野裡,比他資歷深、水平高的幾位大導,無論主營商業電影還是藝術電影,也都沒有這麼跳脫,乃至屢上頭條,頻繁將自己立於危牆之下。所以,賈樟柯的底氣到底從來哪呢?
答案曰:錢。而且並不是只有外國友人的投資,具體而言,他是巧妙地利用了歐美—第三世界、城市—鄉村、有產—無產這三組歧視鏈,賺得盆滿缽滿,名利雙收。歐美、城市、有產,這三組概念中的人,都需要想象一個弱者的形象。賈導恰恰瞄準的就是這批人的訴求。後者有在現實中唯唯諾諾,觀影后熱淚盈眶的生理需要。憑著這點,賈導一度順風順水,旱澇保收。
首先給予他名利的,自然是海外電影節和投資方。第六代導演中,誤打誤撞成為三大心頭肉,始終享受保送待遇的,有且只有他一個人。這與他的作品風格有著必然的聯絡。
第五代為“鄉村一代”,張藝謀們的歷史寓言和民族影像雖石破天驚,但講多了也令人乏味。第六代導演集體有多種風格,王小帥對知青和文革的迷戀,婁燁沉迷於城市的迷離景觀和紛亂的情慾,唯有賈樟柯最為穩定,隻身選擇“記錄”中國社會的橫切面。這對於西方而言,藉著三大電影節的放大效應,幾乎成了文化學者們審閱中國社會的固定視窗。歐美如同參觀動物園那般,需要觀看關心“動物”的成長,來滿足“人”對自身“文明”的自豪。
尤其是法國作為文化大國,文化推廣是當然的國家戰略。為人所仰慕的戛納電影節,不僅有著藝術皇冠的名頭,常為人所忽視的是其頗為龐大的電影交易市場,佔全球比例高達七成。不僅如此,自文藝復興以來奠定的文化底蘊,也讓法國人對自己的藝術品鑑能力頗為自信。
早年,法國文化部的南方電影基金,就哺育了不少中國“獨立”導演。近幾年,每年法國文化部都有高達數億歐的資金用於扶持合拍片。更不用說各種藝術節獎項、文化騎士勳章,幾近福澤了全世界的藝術家們。
以法國為中心衍生出一條獨立電影全球產業鏈。以賈導為例,日本的北野武,法國的mk2發行公司,中國臺灣的侯孝賢,中國香港的製作人周強,這些人幾近成了賈樟柯的貼身護衛。每有作品,紛紛出錢出工出力。mk2有全球的藝術院線發行網路,侯孝賢有著全球的藝術人脈,日本藝術電影扛把子北野武,則資金穩定,為人仗義。周強身為製片人,一手將第六代推向了全世界,專業能力頗強。
在他們的護航之下,賈樟柯一路攻城略地,片子還沒上映,就能收回成本。誇張一點,在北京房價只有兩三千的年代,北野武就直接給賈樟柯打了500萬。
自然,國內某些文化勢力,也對賈樟柯這塊金字招牌垂涎欲滴。第六代自新世紀後不久紛紛浮出地表,被各種勢力招安。其中看上賈樟柯的,則是中國久負盛名的上海某國營製片廠。自市場經濟浪潮之後,沒落已久的他們,也需要一個“大師”來坐鎮,延續電影香火。賈導本人也想有個“衣錦還鄉”的平臺和機會,和國有企業背書,來“浮出地表”。兩者遂一拍即合,開啟了在國產電影黃金年代裡的合作之路。
今日的上海電影不同於往昔。從前的上海電影,主要以勞工和民族的苦難為主題,今天的上海電影,已然變成了一個大城市的自話自說、自我正名的奇異產物。並且,頗為有趣的是,大部分以上海為主題的電影,導演基本都不是上海人。他們拍上海題材的作品的動機,則頗為投機取巧。給坐擁第一購買力,又有為數眾多的影迷群眾和廣泛文化影響力的上海拍電影,與其說是創作,不如說是既想要政府補貼和廠商投資,又想要在電影界的身份和地位,或者成為某種城市/區域電影的代言人。
不僅是歐美需要一個他者來塑造自身的優越感,所有發達城市也需要相對落後的鄉村,來維繫自身的優越感。正如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題指出的那般,上海文化的精髓在於“區分”。
於是,這些人拍出的電影,往往迎合了上海市民對自身的想象,要麼談悠哉悠哉的城市生活讓人自豪,要麼透過觀看“鄉下”來使得觀眾產生悲憫。這在最近幾年與上海資本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作品中並不罕見。《愛情神話》《繁花》是前者,《隱入塵煙》《Hello!樹先生》自然是後者。哪怕觀眾內部有身份懸殊之別,階級差距之異,在“城裡人”這一身份的庇護之下,大家最終能四海一家、闔家歡樂。
城市與“文明”不能劃等號,農村與“落後”也並無直接聯絡。但在時長最多不過三個小時的片子中,部分人選擇性描繪城市的良心,鄉村的失語和弱勢,已然成了中國“優秀”電影的套路,畫面上是如此,劇情上也是如此。城市觀眾最喜愛這種單一的區分。要他們自己揭個老底,是萬萬使不得的,相反,他們頗愛觀看別人“悲慘”的命運,以示自身的幸運。
在今天,有著這種價值觀的電影極為常見。影視評論界雖然有聲音極為聰穎地指出,一些導演近年來的作品,巧妙的利用了城市的身份焦慮,定製了一些抹黑鄉村和基層的作品。但是,與那些直接把心機寫在劇情裡的商業導演不同,賈樟柯的處理方式,因為有著藝術大師的牌頭,更加隱蔽,危害也更大。
要他真談上海,拍的《海上傳奇》則令人昏昏欲睡,不知所云。表面上看對扶持他的、熱愛他的上海有真感情,實際上比抄作業還要敷衍。要他拍他山西,有了海內外金主加持、旱澇保收的他,自從《三峽好人》之後,屁股已經徹徹底底挪了位置。由他主導發行的一系列青年電影也是如此,底層群眾要麼失語,要麼成了精神病患者,整日風情萬種,瘋瘋癲癲。如《山河故人》裡的老實巴交的礦工梁景東,一旦沒了退路,又需要城市來拯救,彷彿後者成了天地良心。
如果說賈樟柯有這種錯位認知,這倒還好,無關最根本的社會議題。城市與鄉村有著天然的背離和矛盾,影視作品講現代化程序中的哀歌和悲痛,也是他們使命中的一部分。城市中也有無產者,縣鄉中也有中產,一棍子打死總不好。歌頌城市的“先進”沒有錯,表現縣鄉的“灰暗”也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一旦主創躋身精英階層,回頭以憐憫的心態,將複雜的中國社會又簡化為,先進的一批人與落後的一批人的矛盾,那可就不太妙了。
這種泛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表面上是關心先進的“弱者”,從工業社會回望農業社會,有著悲憫和同情。如果我們考慮他拿了誰的錢,片子牆內開花牆外香,本人呼朋引伴的實際情況,那麼,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他實際上確實是“出賣”工農,乃至把人家當酒桌上的菜了。
有些人拿別人的錢是亂拍,整一些小資亂性旅遊應付交差。有些人拿錢是真拍,並且拍的迅速果斷又直接。很不幸,賈樟柯是後者。在這二十多年時間裡,賈樟柯幾乎沒有進步,一遍又一遍走出、回望山西,離開、回到鄉鎮,將自己想象的當下中國一次又一次拍出來,獻給西方電影節、城市和小資。
賈樟柯素以非職業演員、紀實手法、社會題材出名。早年確實以縣鄉邊緣人出名,影像粗糲,也有一定的影史意義。但是和大多數不思進取的藝術家一樣,賈樟柯在暴得大名之後,已經失去了作品原有的本真。電影節決定了他的故事題材,城市影響了他的敘述角度,而小資則是導致了他的審美價值,必然導向了常年疲於混跡名利場的他,根本無暇顧及真實的中國。題材和主題時常重複,甚至玩起了自我致敬。
將草莽英雄的世界粉飾為江湖,將一些情慾糾纏理解為兒女。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一旦失去了具體的年代和座標,就未免顯得浮懸和空虛。槍、大哥和痴情的女人,煤礦、縣城與悲哀的底層,這幾個符號來來回回折騰組成故事,伴以迪廳中閃爍的燈光和懷舊的歌曲,構成了他最常見的藝術風格。
這其實與時代變遷沒有什麼關係,讀過一些武俠小說,經歷過一些事情,看過一些新聞,也就有了這類俠義精神與江湖幻想。有評論稱其為“平民”色彩,實際上,我們回顧便可得知,在《三峽好人》之後,其作品中鮮少有角色可以稱為“平民”。若是要有,也是要故意突出一個“反抗性”,才會寫出一個被壓迫、壓榨的“平民”出來,可供觀眾就飯下酒,引以為談資,實際上卻毫無作用,甚至有顛三倒四之嫌。
在被某些評論譽為“當代水滸傳”的《天註定》中,周克華、鄧玉嬌、胡文海、富士康事件,當年四大社會事件閃亮登場。公安部A級通緝犯悍匪周克華,承包煤礦失敗怒而殺人的胡文海,又怎麼會是“平民“?而恰恰是最“平民”的富士康工人,導演讓人反抗的方式,是最真實無力的跳樓,全無之前三人手刃仇人的痛快。
對社會事件胡改亂改,對真正需要關注的平民又冷漠無情,對真正應該批判的地方,無動於衷。而刻意玩起了血漿與槍械,要他拍個富士康工人血洗血汗工廠,真正來個最徹底的反抗,“為民請命”以反映現實,倒是不敢,要扭曲人物動機、模糊立場,則是起勁。中國近年來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往往都是如此削足適履、文過飾非,而恰恰就是這些電影,卻偏受中國都沒去過幾回的評委、投資人的歡迎。
在平民立場上的扭曲,自然反應了作者最本真的面貌,一個以寫實主義出名的中國大導,拍小資產階級最愛的“萬惡的社會”“悲哀的人民”,第六代正在重複第五代的道路,失去了鋒芒,失去了影像上的革新,更不用談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了。小資產階級最愛“反抗”,並不是他們熱愛人民,而是他們生活雖豐富多彩,在符號之外,卻總是平庸而令人厭倦。
這也是為何第六代的主要受眾是小資的原因。他們標榜獨立先鋒,觀看他們,評價他們,均有一定的壁壘,這就構成了自我意義的增值和欣賞。而一旦他們真正去電影市場比劃比劃,情況又不太理想了。
賈樟柯本人頗為享受這種“江湖”之夢,除了小資,大部分觀眾對此並不買賬。從聲名鵲起到現在,賈樟柯在國內票房無一部過億,並且,受眾多為電影節、城市和小資群體。他們和賈樟柯的目標是一致的,想象中國,回望過去。真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的觀眾朋友,反而很少看他的作品,評分也不甚理想。賈導在一線城市擁躉雖多,然小資時常獨木難支。原因無他,無非導演本人脫離群眾太久,而享受生活又太快樂了。
坐擁海內外知己與高朋,自然不用操心影響不了基本盤的人民群眾。當然,粉絲和夥伴都會認為這是小小的波瀾,不必在意。大導這幾天闖了禍,負面輿論鋪天蓋地而來。本人坐懷不亂,照常在微博上發著參加的社會活動,以示氣定神閒。事已至此,他會不會想起,之前他自己說的一句臺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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