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夫山泉創始人鍾睒睒表示,“我永遠不會做直播帶貨,我認為那些企業是平原型的,我的企業是垂直的,我有根。我也看不起那些直播帶貨的企業家,你可以做更有價值的東西”。

鍾睒睒所謂的根,是農夫山泉深入中國的經銷體系。消費者未必多忠誠,進店隨便拿一瓶而已。當然,我知道這個“隨便拿”,在市場中並不簡單。多給商家、渠道一些利潤,貨櫃上多擺一點,消費者心智上更信任一點,無數個一點,在中國這個巨大乘法器中,就能積累起巨大的優勢,獲得巨大的財富。這很難,需要卓越的企業家才能。
如今,水飲市場新品頻出,依靠“社交平臺+網紅+帶貨”,迅速而低成本地佔領消費者心智。農夫山泉當年披荊斬棘,在傳統渠道獲得的優勢,似乎正在被輕鬆替代。但農夫山泉銷售體系體量龐大,不容易改變。
這是鍾睒睒炮轟直播的商業原因。
不過,這並不重要。在這場爭論中,拼多多的低價也好,抖音的恩怨也好,都不重要。我想說的是,被忽略了的,但卻是最重要的,不是鍾睒睒的戰鬥,而是他所拿起的“批判理論”——中國首富頭腦中的經濟觀、市場觀。
一
鍾睒睒會認為,自己是實體經濟,而直播是虛擬的。這是他的底氣。
但他錯了。
農夫山泉的本質,不是製造。農夫山泉的根,也不是那些有形的渠道,而是消費者心智中的東西,是“有點甜”,是品牌。鍾睒睒作為企業家的本質,不是搬運水的工程師,而是營銷大師,資源調配大師,心智的調動大師。他的勞動是商業勞動。這和李佳琦、董宇暉、俞敏洪在直播間的勞動是一樣的。
那麼,怎麼確立他們這些勞動應該得到多少?
先來段理論,不難。很多人都告訴我,說我寫的文章,資訊太密,邏輯太快,不利於閱讀。這次,我揉碎了,慢慢講。
計劃經濟強調實物生產,蘇聯衡量經濟發展的方法就叫作“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 MPS)”,強調物質生產。
生產出來了,就要分配,分配的依據是,創造出來的價值多少。在計劃經濟觀念中,工人生產出實物,只有工人能創造價值。商業、企業家是不創造價值的。這個大家都學過,再複習一遍:商業資本家的利潤,是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
那麼,李佳琦、董宇暉、鍾睒睒,從計劃經濟觀點來看,都不應該賺大錢。這正是前一段流行的反資本、反市場、反民營企業的根本思想淵源——因為你不創造價值。

市場經濟的觀點則不同。
亞當·斯密說,“我們期望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師或是麵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特別關注”。換言之,當面包師為了自己的利潤,向市場售出了消費者認可的產品,那麼,他就提升了社會的總福利,市場就會給他應得的回報。也就是說,賺到了多少錢,就相應地為社會做出了多少貢獻。直播賺了很多錢,那麼,直播就相應地為社會做出了這麼多的貢獻。同樣的,這個邏輯,對鍾睒睒和所有的民營企業家也成立。
二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也是採取蘇聯的計量方法,後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中國轉用GDP。GDP最大的不同就是,承認市場中服務、商業創造的利潤,也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服務的含義很廣泛:建立營銷渠道、打廣告、積累品牌價值、促銷、企業家在辦公室運籌帷幄、網紅在鏡頭前賣力的吆喝,都在創造GDP。
這種計算方式,更合乎我們現在的市場常識的。打個比方,代工廠工人做一個包,愛馬仕的和白牌,工人勞動一樣,但最終售價能差幾千倍。多出的售價,源於商業服務,比如策劃、廣告、創意、商業計劃、市場調研、銷售、直播。這些行業的打工人和老闆的PPT,都是創造GDP的,而不是從生產線上的工人那裡分來的。
李佳琦5毛買來一瓶礦泉水,1塊賣出去,一小時賣了100萬瓶,他就創造了50萬的GDP。注意,這不是工人創造的。
採用了GDP來衡量經濟發展,分配製度也隨之而變。
最初,計劃經濟下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即“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然後,根據創造的價值進行分配。所以,在那個年代,市場行為賺錢,是犯罪,被稱為投機倒把。

1987年的十三大時,改革已10年,當時的分配製度已經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歷史轉瞬即逝,多年改革和理論探索靜水深流,當下,則是進一步強調“要健全和完善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知識、技術、資料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這裡包含兩層意思。
第一,除了勞動之外,諸多要素可以參與分配。具體來說,所謂網紅直播,本質上是基於知識、技術、管理、資料等要素的一種商業服務,自然也可以參與分配。第二,更重要的是,分配多少,由市場來決定。簡言之,市場中,你合法地賺到多少錢,都是合理的,不再判斷“你賺的錢,是不是超過了你創造的價值”。
有了政策層面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麼,以中國全球第二的經濟規模,就一定會出現富豪。這正是中國強大的表現。只有中美這樣強大的國家,才有這麼多的富豪。政策不會質疑富豪的合法性,不會質疑李佳琦、董宇暉賺到的錢,超過了其創造的價值。同樣的,也不會質疑鍾睒睒。現在,在民間輿論層面,看到很多這樣的質疑,但起碼,政策層面,沒有質疑,沒有批判。
三
然而,鍾睒睒自己質疑自己,自己批判自己。
政策給鍾睒睒開啟一扇窗,成就了他的財富和地位,但他質疑這扇窗的合理性。
他說“看不起那些直播帶貨的企業家,你可以做更有價值的東西”,其邏輯是:直播雖然很能賣貨,網紅也很能賺錢,但直播是“虛擬的”,低價值的。直播帶貨賺的錢,超過了它提供的價值。
當輿論問,一個企業家,一個網紅,創造了多少利潤、多少就業。這個問題,鍾睒睒、宗馥莉、俞敏洪、李佳琦、董宇暉都可以自豪地回答。但如果要追問他們獲得這樣的財富是否合理,是否超過了他們提供的價值?他們都很難回答。當下,這樣的提問正在升級,觀念席捲而來,鍾睒睒自己也加入了這個追問大軍。
雖然這個追問指向的是直播。但是,如果否定俞敏洪、董宇暉、李佳琦在直播間的商業勞動,理應獲得那麼多收入,或者認為是低價值的。那麼,同為“計劃經濟中不創造價值的商業勞動”,這個判斷必然也落到鍾睒睒自己身上。
鍾睒睒肯定不會認為自己的財富不合理,對自己的生意,他不會採取這樣的市場觀,但對其他的商業模式,就會不自覺地採取這套評價方式。
然而,社會不是由我們對自己的寬容構成的,而是由我們對他人的苛刻決定的。
這就像騎電瓶車的人,認為自己有這個自由,而穿和服應被禁止;而穿和服的人則認為,自己有這個自由,而騎超標電瓶車應被禁止。最終,他們都會失去自己的權利。

實際情況,似乎也正在如此發展。
就在當天晚上,我就看到這樣一段話:“鍾睒睒的“首富”是中國產業結構的恥辱。搬運天然水,這樣一個體力活兒,財富竟然超過了中國所有的科技公司。礦泉水本質是採礦,和挖煤採油沒有什麼不同,這是全民資源變成個人財富。”如果用“只有生產才創造價值,才有理由獲得報酬”的觀點去看農夫山泉,這是成立的。
鍾睒睒的“直播低價值”論,其實也是出於同一邏輯。
這就是鍾睒睒對鍾睒睒的批判。
四
正如我多次說過,人是觀念的奴僕。觀念,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一個人,讓一個人毫不猶豫、不知不覺的損害自己的利益,
鍾睒睒的市場觀仍然是舊的,所以,鍾睒睒才會缺乏敏感性地自己批判自己。
他會覺得自己很厲害,賺到很多錢,甚至覺得自己養活了很多員工,有功勞。但從根本上,在思想深處,他仍然懷疑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否認自己財富的合理性。
於是,“一個賣水的,憑什麼這麼富?”“首富,不應該是袁隆平,造火箭的專家嗎?”諸多質疑在前,鍾睒睒仍然會基於同樣觀念,發出強烈質疑:一個做直播的,憑什麼賺那麼多錢?應該去做更有價值的事。
某種程度上,這種觀念,就是仇富的根源。仇不仇富,某種程度上,並不是由一個人的財富決定的,而是由他的思想決定的,由他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來決定的。不認可市場經濟的合理性,邏輯上必然導向仇富——哪怕他是首富。
如果從中國四十年市場經濟改革中獲益的十四億人中之第一人,內心深處的價值體系、知識框架,都是這樣的,那普羅大眾,又會如何想呢?他們還有什麼理由不讓他退場呢?
鍾睒睒反對短影片演算法,但演算法其實也是每一個刷影片的人的好惡決定的。他們的觀念,決定影片的走向。首富和他們,分享著同一套思想體系。改革的阻力,也在首富的頭腦裡,在40年市場經濟改革最受益者的頭腦中。
此四十年市場經濟改革,最幽暗、最深沉,最艱難、最悲哀,也最可慟哭者矣。
我想起康熙王朝裡的一個情節。索額圖犯27款罪,最大的罪是勾結朱三太子,篡政謀逆夜襲皇家。
李光地說:皇上,此款大案,已審明查實,索額圖認了……
康熙大怒:他認,朕不能認啊!一個跟了本朝40多年的心腹大臣,朕的國丈啊!到頭來他居然想弒君!大清的臉面何在?!大清的體統何在?!

誰都可以質疑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可首富不能認啊!
市場有失靈的地方,貧富差距要彌補,商業模式要完善,這都沒問題的。但要認可“市場決定”的合理性,不能用計劃經濟的觀念,去質疑市場經濟中合法的商業模式。
五
知道從何處來,才能知道往何處去。
鍾睒睒親身經歷過改革的一切,但他或許沒有時間去細細思考過去的路。沒有時間去思考,他的財富與市場經濟理論的關係,他應該相信什麼樣的市場觀。
但鍾睒睒應該知道,他應該有正確的市場觀念。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都該抽點時間,仰望星空,想一下那些遠離紛擾的東西,那些市場經濟底層的東西。不僅因為他是首富,也因為他對中國社會的責任。所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家都應該知道,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也應該知道。無數改革家探索出來的道路,如果被視為理所當然,那麼,不知艱辛,就不會珍惜。

於是,四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成就的首富,從思想深處仍然是反對市場的。這是一個冷笑話,冷得深入骨髓。
最終,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未來的,正是這些思想深處的觀念。
所以,我寫下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批評鍾睒睒,我對他沒有惡意。相反,這是對鍾睒睒、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對中國的改革,最大的善意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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