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鄉愁

城市生活的外地人們，你有多少年沒有在清明節回鄉掃墓了？

我上一次還是在2019年。這天之前，我還是一個金融人。這年3月21日下午，我在江蘇淮安談一筆貸款業務，談著談著，手機彈出來一條訊息，100公里外的鹽城市響水縣一座化工廠爆炸，狀況慘烈。大家收到訊息都沉默了，後面勉強談完。

一個多小時後，我走出門，春天的陽光都沉悶了許多。剛走到街上，我接到老家堂兄的電話。電話中他泣不成聲：快些回來，叔叔死了。

我的叔叔生於1970年，爺爺偷懶，就給他取名劉柒零。劉柒零在老家縣城一座名為製藥廠實為化工廠的工廠上班，就在響水化工廠爆炸後個把小時，那座工廠也發生了爆炸，當場兩死一重傷。劉柒零就是“兩死”中的一位，享年49歲。

我趕忙買了車票，連夜到家。首先面對的是談判，與工廠主和村委——這座工廠建在縣城城郊工業園，村支書也參了一股。事情並不複雜，那天下午劉柒零工作的車間鍋爐發生問題，劉柒零會技術，湊過去檢查，鍋爐突然發生爆炸，劉柒零當場被削掉半邊腦袋。我沒忍心去看影片，小叔叔和堂兄作為代表看了，當場痛哭。

事實清楚，沒什麼好說的，主要是談賠償。談判期間，去過工廠，各種訊息匯攏，我清晰地看到，在那座以成本為導向、以利潤為核心的制（化）藥（工）廠，發生事故是註定的。工人們去上工，等於是在不甚知情的情況下，去閻王爺面前抓鬮。劉柒零同志只是命背……

幾天後，談判結束，清明出殯。化工廠老闆趕過來送了5000元帛金。整個談判期間他都沒有現身，他是老闆，對遲早出事心知肚明，怕也早有準備。他親口告訴我們，建這樣一個工廠，在他的老家崑山需要三四百億，在我的老家卻只要三四千萬——我的家鄉和他的家鄉相隔不到八百公里，成本相差一千倍。

劉柒零就葬在他的父親——我的爺爺劉友牙身旁。劉友牙是公社時期的生產隊隊長，我出生幾個月後，他就因久病不治去世。14歲念高中前，年年清明都是大日子，我都要被父親、叔伯們領著去鄭重地掃墓。通常是花上半個鐘頭把墳頭和周邊的雜草除乾淨，然後點上鞭炮，燒上紙錢，墳前撒上白酒，獻上艾粿、肉之類的祭品。

父親、叔伯們說上一些“大家來看你了”“孫子孫女們都長大了”“日子過得還行”之類的話。大家再休息一會兒，分著把祭品吃了，一行人就浩浩蕩蕩地回家去。

14歲進城讀高中後，我就再沒有回鄉給劉友牙掃過墓了，要不是和親友們一起，都找不到他老人家的墓了。年年春去秋來，代代奔波謀生，那些過往，逐漸不再重要。

那年清明，我站在劉友牙和劉柒零墳頭，望著山坡下的村莊。送葬的親友們陸續都回去了，他們有的還要回家做飯，有的準備洗漱一下去附近工業園的五金廠、化工廠、鋸板廠之類的小廠子加班。

這轟轟烈烈、火急火燎的時代，終究要有無數沉默的人去承擔“發展”的成本。我清晰地看到，山坡下的那座村莊，我熟悉的那些人，他們其實有著自己的想法和聲音。他們不應該被無視，不應該面目模糊地、無聲地被塞進種種宏大。

青山如幕，雞鳴於塒，炊煙升起，有人在呼喚孩子回家吃飯。一種深埋在血液裡的、遙遠的鄉愁襲來。出走半生，歸來早非少年，但孩童時就種在骨子裡的那些種子，扒著條縫，就會長出芽。

那片我曾希望逃離的土地，那一個個逐漸陌生的名字，那一個個茫然卻鮮活的故事，等著我去記述和開啟反思。我選擇了退出合夥公司，重新拿起筆。寫啊寫，走啊走，想啊想的，發現要寫的東西、要走的地方、要去反思的事情越來越多。

六年後，就有了這本《大地上的中國》和“鄉村三部曲”。

中國人的鄉愁，大抵是相通的。

吳核在39歲那年，從新疆某團中校政委的崗位上覆員，成了一位音樂人。他出生在一個鐵道兵家庭，父母親跟著部隊，部隊則跟著鐵路延伸，所以他的家也就跟著鐵路，修到哪裡算哪裡。

“所以，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他說。

做了幾年音樂後，漸漸有了點名氣。由於杭州援疆的緣故，兩年前，他被邀請到新安江畔的之江村看看。

這裡位於杭州建德市，離千島湖不遠。千島湖清澈的湖水奔湧而出，流到之江村，遇到一個小小半島地塊的阻礙，拐了個“之”字形大彎，漸漸平緩。

清涼的江水遇上地表更高一點的氣溫，於是這裡常年霧氣繚繞，宛若仙境。早在一千多年前，孟浩然路過附近，就寫下“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詩句。

小村三面環江，四圍層巒疊嶂，過去交通極為不便。10年前要去村裡，更便宜的交通方式還是乘船。五六年前，鄉村文旅的春風吹到這裡，農民們在地裡種上油菜花。清明左右時節，連綿數十公里的油菜花，在青山綠水和白牆黛瓦的村落之間競相盛放，美得令人驚歎。

又所幸這裡離千島湖等各種景區還有相當距離，交通也不便，沒有被過度開發。“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今天去看，水墨般的之江便成了中國人記憶中鄉愁的典範，每個到這裡的人，心中都會被隱隱觸動。

吳核說，一下子，他就看見了心頭的那個安放之地。“此心安處是吾鄉”，不必再尋了，他看中了一棟半坍塌的夯土房，修復之後，成立了一個國風音樂基地。只是“基地”做著做著，慢慢變了味兒。

他和妻子劉靜驚訝地發現，旁邊村民宋淑芳的小院，每天都有一些阿姨聚在一起唱歌。唱得多是一些民歌或流行歌曲，唱得不算好，但很認真，風雨無阻。

其中一個阿姨剪了個寸頭，滿頭白髮。村裡人叫她“舅媽”，70多了，前兩年被查出胰腺癌，在杭州化療了六七次，醫生告訴她意義不大了，就選擇了回家，坐等最後的日子。“舅媽”不願意坐等，每天傍晚都來唱歌。

組織唱歌的宋淑芳，在杭州做軟裝定製生意，丈夫是個警察，女兒也在杭州工作，他們家常年不在村子——這個村莊，原本跟中國常見的僻靜村落一樣，中青年人紛紛外出做生意、打工，徒留老幼，日漸荒蕪。

宋淑芳家的房子，因為常年無人居住，平日黑魆魆的，荒草叢生，屋後的菜園更成了垃圾場，村民們每次路過她家，都趕緊加快腳步。宋淑芳自己，一回家也是趕緊把各個房間的燈光開啟，才敢待下來。家園已荒蕪如此。

如此，不歸便是，城市化便是，畢竟宋淑芳家在杭州、建德都有房子——這或許也是城市化主流的敘事語境。許是年歲大了，許是中國人內心都有的鄉愁，宋淑芳和丈夫還是回了老家，慢慢收拾，一趟兩趟地回來，拔掉雜草，裝上明亮的燈，收拾好菜園種上菜，故鄉的農民小“別野”，越來越像個真正的家。

剛回家的那段時間，她經常早上一開院門，就能看到門口放著的新鮮蔬菜。村裡人知道她剛回來，擔心她家沒菜吃，早上摘了菜，就給她帶一份。這鄉村順帶手的事兒，讓久居城市的她重新感受到“家”的溫暖。

宋淑芳是從成都外嫁過來的，性格活潑，熱愛點文藝。在家時間一長，她就想到唱歌，漸漸地，越來越多的婦女匯聚過來，她的院子就成了大家合唱的場所。

阿姨們的歌聲簡單，純粹，談不上技術，很多人字都不認得，更不肖說認譜、搞大合唱。吳核就簡單地指導一下她們。他沒想到阿姨們學得很快，而且越來越多的阿姨匯聚了過來。一聲聲的“吳老師”，讓他看到了更深層的“被需要”——人的社會價值，往往就起源於這“被需要”。

隨著關係的熟絡，他家門口，每天早上也開始有很多的新鮮蔬菜。吳核開始邀請阿姨們到他的“國風音樂基地”唱歌、訓練，他教得也越來越認真，還為阿姨們專門寫了村裡的村歌，又手把手教她們合唱。

阿姨合唱團，也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歌之江鄉村合唱團。

於是，每天晚飯後和下午，我們在之江村都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很多五六十、六七十歲的阿姨（週末還有七八歲的孩子），匆匆收拾好家裡的活計，就陸續趕到一個叫吳核的音樂人的“國風”原創音樂基地。不久歌聲響起，有村歌有民歌，一直唱到晚上八九點……

我們的家鄉，重新走到了希望的田野上。

吳核的妻子劉靜，作為一個新疆城裡人，從事的是心理教育工作。她根本受不了江南的潮氣，尤其冬天，沒有暖氣分外難熬，還有夏天的蚊蟲、農村的老鼠。她原本很有可能成為吳核駐村搞音樂的一大家庭障礙。

不曾想，兩年後，劉老師成了歌之江合唱團的“領隊”。吳核主要負責創作和指導，日常、直接的“教練”和陪伴工作，就交給了劉老師。劉老師還要做原本的心理教育工作，就成了基地和合唱團最忙的人。

除了學習唱歌，阿姨們還學起劉老師的衣著、打扮。原本素面朝天、灰頭土臉的阿姨，漸漸成了之江村一道亮麗的風景。她們學著劉老師，穿起漂亮的衣服，系起了絲巾，化起了妝。每天傍晚，幹完農活、家務活之後，漂漂亮亮地來到吳核的“村風”原創音樂基地，唱起那些快樂的歌兒。

“舅媽”身體依然不太好，唱久了就會疲憊，但她也跟其他阿姨一樣，穿起鮮豔的衣服，化著美美的妝，氣色越來越好。她唱得開心又認真，是每天雷打不動必到的鄉村歌手。更重要的是，城裡醫院對她的“宣判”，過去好幾年了，被她用歌聲回擊了回去。

宋淑芳在家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去杭州、建德住的時間越來越少。她的丈夫也快退休，漸漸選擇一起回鄉經營小日子。他們的私家民宿，接待城裡朋友、同事介紹的客戶，帶著他們深度遊玩，開得紅紅火火。而曾經吵著要離婚的城市分居夫妻，在故鄉獲得了治癒，美滿如鄉村的清晨。

合唱團的阿姨們，從一開始的不好意思唱、擔心唱得不好，到代表村裡參加各種表演、匯演，還拿過建德市的獎項。有一段時間，合唱團主要成員去北京旅遊，村民們連續幾天聽不到歌聲，都嘟囔著“村子不熱鬧了，太無聊了”。

而吳核原本計劃的“國風”，完全變成了“村風”，他也基本不再提“國風”。他甚至被一些阿姨私下叫作“恩人”。他說，他那原本飄在半空的藝術之路，也終於找回了“鄉愁”。

超脫了山水、風景、文脈，他們的鄉愁，在之江村重新凝聚、演化……

自晚清開始，中國人用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重塑了自身兩百年，漸漸將鄉土、鄉愁壓抑成劣根性、頑固落後、苦大仇深。

多少年了，中國人一談起“鄉愁”，就自動關聯起魯迅、山藥蛋派、黃土地、農民工，滿臉沉重。

時至今日，大可不必。今天，我們的國家，原定的“四個現代化”，除了農業現代化還差了點兒，工業、國防、科學技術，早已躋身全球數一數二。國家的現代化，已初步、基本實現。鄉村，經過21世紀以來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扶貧攻堅、鄉村振興，也已今非昔比。

比如，另一位接受訪問的合唱團成員蓮姐說，“吳核老師遠道而來都不在乎錢，我們更不在乎錢……以前萬元戶就了不得，現在村裡誰家沒個十幾萬、幾十萬存款”“我們來唱歌，要的就是開心。我唱得不好聽，也不要緊，我敢唱、我快樂就行了”。

這些年，走過許多地方，聽過許多聲音，發覺現在的鄉土、農民，內心需要的，往往是文化。只有文化能凝聚民心，片面談市場、產業，鄉村與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最終結果，只會為賦新詞強說愁，說起鄉愁愁更愁。

我的故鄉也是如此。她位於贛西北，經濟水平相比江浙差之甚遠，村裡存款幾十萬的人家和沒錢的人家，差不多一半一半，但即便沒錢的人家，過得也不水深火熱。

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城裡和外邊打工地的高消費、高支出，而家裡就算賺不到什麼錢，日子也還平靜，要買點什麼也還買得起，還方便。

我們對“鄉愁”的解讀，需要從物質欠缺年代的貧瘠、落後、苦大仇深，演化為鄉土、自身文化的迴歸、探尋和復興的，“新鄉愁”。

一個人能走得快，但要走得遠，需要一群人。一家企業、一個團隊如此，一個村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在過往那些工業化、城市化轟轟烈烈的年月，有人走了很遠，如我做房地產、金融時期的一些領導們、同事們；有人緊趕慢趕地趕著路，如我們80後一代城市中產，還能努力趕上個房地產、資產化紅利的尾巴；但更多的人，其實並沒有走出多遠，比如曾經流行的那句“6億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如註定還要回鄉的，幾億農民和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