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影像如何進行公共表達？《洗頭記》在東京紀錄片電影節

2024年12月初，東京紀錄片電影節在東京新宿舉行，華語紀錄片《洗頭記》和《Republic》成功入圍。

《洗頭記》由凹凸鏡DOC參與制片。影片講述疫情期間一位被困家中的父親（導演本人）為改善與兒子的關係，主動為兒子洗澡洗頭的故事。3歲兒子有“俄狄浦斯情結”情結，對母親過於依戀，而對父親莫名抗拒，致使父親有些嫉妒。疫情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修復親情的機會。

在日常的瑣碎中，偶爾的爭吵、短暫的分離、給兒子吃藥、帶兒子做核酸檢測等生活細節，兩人的關係變得逐漸牢固。與此同時，這位具有深厚中國傳統觀念的父親慢慢意識到在教育兒子方面的缺陷。

東京紀錄片電影節期間，凹凸鏡DOC採訪到《洗頭記》的導演康世偉和製片人米本直樹，聊了聊東京紀錄片電影節，中日紀錄片，以及私影像如何進行公共表達。

《洗頭記》海報

凹凸鏡DOC：這次去參加東京紀錄片節最大感受是什麼？

康世偉：這次去東京只去了週末2天，是我行程最短的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極短的時間接受太多的資訊。我最早知道這個電影節是2019年，我當時在東京製作我一部影片的後期。間隙，鐵木真公司的房滿滿導演帶我去東京紀錄片節看她的短片《出櫃》，這部片子獲得了最佳短片獎。當時的觀影體驗是滿口山東話的人物配著日文字幕，理解起來比較困難。

東京紀錄片電影節規模不大，但專業度很高，往往都是骨灰級“票友”才來買票觀影。畢竟東京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人們並無太多閒心關注現實生活之外的現實。由於這個影展不是“國際”電影節，只針對日本本土觀眾，因此所有影片都帶日文字幕，而非英文字幕。

康世偉在東京紀錄片節與工作人員的合影

凹凸鏡DOC：米本先生呢，作為《洗頭記》製片人參加東京紀錄片節是什麼感受？

米本直樹：對日本觀眾來說，這是一部外國電影，同時它也是一部非常私人的電影，所以我很高興這部作品得到認可和賞識。

凹凸鏡DOC：您應該多次參加東京紀錄片節，日本紀錄片創作者對東京紀錄片節評價如何？

米本直樹：東京紀錄片電影節是一個剛剛成立7年的新電影節。不僅有日本的紀錄片製作人，許多海外創作者也參加這個電影節。然而，在日本紀錄片仍然不是很多人感興趣的型別，我希望有更多觀眾來參加這樣的電影節。

東京紀錄片節等候入場看《洗頭記》的觀眾‍‍‍‍‍

凹凸鏡DOC：你的《半世緣》去過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而且是日本鐵木真電視公司簽約紀錄片製片人。請講講你和日本紀錄片行業的淵源和故事。

康世偉：最早的淵源是2017年我在臺北的“世界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上拿了“東京紀錄片提案會邀請獎”，那次在臺北就認識了米本直樹先生和劉珊珊女士，然後當年就去日本參加Tokyo docs。

實際上很多年前我就認識NEP（NHK Enterprise）的製片人今村研一先生。2017年參加完Tokyo docs之後，今村先生就以製片人的身份代表NHK收購了《半世緣》的日本版，因此我2018年夏天又去東京做《半世緣》的電視版《心中的詩人》的剪輯。

那段時間，我和米本直樹，劉珊珊，華蕊芳他們常一起玩，也在東京認識了一些朋友。我還推薦我當時工作的高校川大錦江學院19歲的本科生的紀錄片參加TOKYO DOCS中的“亞洲之彩”（Color of Asia）專案，併成功入圍。2018年秋天，我幫我的本科生再次去東京提案（本來該他去的，結果他跑美國留學了），過程中又見到米本和珊珊，一起喝酒加深了認識。

2017年康世偉去東京提案紀錄片專案現場

2018年年底劉珊珊作為導演來成都拍一部名為《新興文化在成都》的紀錄片。他們拍攝了三個人物唐蕾（成都搖滾教母），毛繼鴻（時尚業企業家），李龍（畫家）之後，發現現有的三個人物不足以支撐影片的時長。劉導突然想到我也是成都人，抱著“找不到人拍就拍朋友吧”的心態，他們就來拍我，作為繼音樂、時尚、繪畫後的一個影視符號。《洗頭記》中那段影片就擷取自《新興文化在成都》中來我家的採訪。

鐵木真公司簽約製片人主要針對我幫他們把《爆走風塵》推向國際市場這回事，當時簽約作為中方製片人，責任是把這個片子繼續往國際推。當然，為了加強合作，後來我也陸續推薦了好幾個中國導演的片子給日本，基本也獲得了他們認可。

2019年，米本直樹先生再次邀請我去日本製作《廣場上的舞蹈》的日本版《被遺忘的舞者》，以鐵木真公司的名義收購了這部影片，並在NHK WORLD（日本國際傳媒）播出。那次，也認識了日本專修大學專門研究中國歷史的土屋昌明教授，並邀請我的影片去專修大學分享交流。

2018年東京提案，認識朋友加深友誼

凹凸鏡DOC：米本先生為什麼會參與《洗頭記》製片工作？

米本直樹：2017年，我在CCDF（全球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見到了康導演。他的紀錄片《半世緣》參加了提案，我對這個作品非常感興趣，並想辦法接觸他。那一年，我們再次在Tokyo Docs（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見面了，還找了個地方一起喝酒。從那時起，我們加深了友誼。

我加入《洗頭記》的製作，是因為當每個人都因疫情而過著封閉的生活時，我認為有可能在各國分享同樣的感受。當然，康導獨特的幽默感也是我加入專案的重要原因。

2019年《被遺忘的舞者》在東京剪輯

凹凸鏡DOC：我記得此前《爆走風塵》你也是製片人，這部片子現在情況如何？和日本創作者合作有什麼特別感受。

康世偉：《爆走風塵》最開始是2020年疫情的時候，劉珊珊和高倉天地導演找到我，讓我做攝影師，拍攝疫情中的卡車司機。生活不易，我很快接單。拍完之後，我認為這個題材很有國際潛力，而非一部日本本土的片子，因此打算把它推到國際上，我很快給導演畫餅並說服了他，這也符合導演想走國際路線的期待。當時《爆走風塵》這個提案專案幾乎把東亞地區所有提案大會的大獎都拿完了，臺北，東京，廣州等等，挺風光。

但是，過程中導演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同時也有經費上的困難，導致預期後來並未實現。鐵木真公司當時為這部片子已經投入了很多錢，由於需要長期跟拍，又是長期沒有回報的情況下，這個專案不可能一直走獨立製片式的“持久戰”風格，而拿到錢最簡單快速的方法就是找NHK，成為NHK的一個“收編”專案。

因為這片子2017年的前傳《暴走風塵》（2017年叫《暴走風塵》，2020年叫《爆走風塵：疫情中的卡車司機》，2024年叫《新·爆走風塵》，是三部片子）在日本口碑很好，也拿了大獎。有了前面的積澱，憨厚的NHK就又掏了腰包。因而《新·暴走風塵》還是一部日本紀錄片，並未真正走出國門。當然，這部影片最終獲得了2024年第40屆日本ATP（全日本電視聯盟）最佳紀錄片獎，也是可喜可賀的事。

2020康世偉開始作為《爆走風塵》的攝影師參與，後續又以中方製片人身份參加多個提案活動

凹凸鏡DOC：《洗頭記》是一部私影像，私影像紀錄片在日本容易被接受嗎？日本私影像紀錄片的創作如何？

米本直樹：日本也有私影像，但我不確定它們在日本是否更容易被接受。我認為這取決於電影本身。正如原一男導演的《前進，神軍！》這個案例所示，許多電影中都有明顯體現導演存在的跡象。目前，一部名為《我們應該做什麼？》的紀錄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部電影由一位兄弟拍攝了20多年，講述了他的姐姐開始出現精神分裂症症狀，他們的父母拒絕承認殘酷的現實，並阻止她去看精神病醫生的故事。

凹凸鏡DOC：《洗頭記》是在疫情中發生的故事，讓私影像具有很強公共性，日本觀眾看到疫情場景能感同身受嗎？

米本直樹：我認為我們可以感同身受。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日本。但我們特別同情撫養孩子的困難和美好。在東京紀錄片電影節的展映上，一位母親在談論這部電影的感受時碰巧哭了。這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凹凸鏡DOC：《洗頭記》因為涉及公共議題，讓影片更有豐富性。你覺得私影像應該如何進行公共表達？

康世偉：

我覺得私紀錄片應該介入公共語境。否則就是家庭錄影，自己放在硬盤裡等老了悄悄拿來回憶的。並不是說家庭錄影沒有價值，而是另一種價值。私紀錄片的第一關鍵詞是“紀錄”，而紀錄片本身就有公共傳播的性質，加上“私”這種限制性的意蘊，就有些自相矛盾的味道。然而，這也正是私紀錄片的魅力，因為它比公共題材的紀錄片具有更多獵奇性，有一種欲語還休、欲擒故縱的誘惑力。

此外，我拍《洗頭記》除了解決父子關係這個“私”問題之外，還想分享一種價值觀和教育觀。我認為“教育”不過是想讓受教育者按照教育者設計的思路成長。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規訓行為是一種自我意淫，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互相影響，共同成長的兩個人。如果二者之間帶著愛的話，便有了珍貴的情感糾葛。

凹凸鏡DOC：此前你的紀錄片《紅孩子》受很大的關注，談談你紀錄片創作和中國的緣分？

米本直樹：我在大學主修中國文學專業。當時，我讀了王蒙的小說，對這個國家（中國）的複雜性和人們面部表情的戲劇性就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這讓我加入了一家名為鐵木真（Temjin）的公司，該公司製作了許多中國紀錄片。我對人們的非理性命運很感興趣，並且我認為在中國有很多這樣的情況。當我製作一部關於四川地震的紀錄片時，我也強烈地體會到了這種荒謬感。

凹凸鏡DOC：我知道你一直特別喜歡米本的《紅孩子》，米本也是《洗頭記》最早的參與者，為什麼這麼堅定的邀請他加入？

康世偉：我喜歡《紅孩子》是因為題材和表達手法，米本導演把一個嚴肅的政治話題消解得很有趣，也很生動，這是他的導演功力。但我邀請米本先生參與《洗頭記》製片工作和我喜歡《紅孩子》沒關係，主要是私交的原因。

一方面，我認為《洗頭記》作為教育話題，更多可能引起東亞觀眾的共鳴，而非歐美觀眾，因此我把前期做的片花（trailer）給米本先生看。另一方面，當他看了片花後，雖然很喜歡片花的感覺，但仍然提出疑問。他無法想象成片究竟什麼樣？什麼點可能打動日本觀眾？其實大多數紀錄片專案在前期都有這個問題，這種情形下，米本就不是透過片花來判斷，而是他對我的瞭解。他認為我無論是做片子還是做人都有某種幽默的風格，從他個人來講，是欣賞這種風格的，因此他很快便堅定地加入到團隊，我們一起現身提案，入圍了國內兩個紀錄片提案會。

《洗頭記》原名《在疫情中沐浴》在新鮮提案大會上的陳述

凹凸鏡DOC：在東京經常有一些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放映活動，你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瞭解多嗎？日本現在還有獨立紀錄片概念嗎？

米本直樹：每年我都會舉辦一場名為“Docu Memento”的紀錄片活動，我遇到了來自日本專修大學（Senshu University）的Masaaki Tsuchiya（土屋昌明教授），他向我介紹了許多中國獨立電影。之前，我們放映過徐童的《挖眼睛》和王我的《沒有電影的電影節》。然而，我覺得我對中國獨立電影的認識也不是十分深入。日本也有“獨立”的概念，但在許多情況下，它只意味著“自籌資金、自行製作”，也就是沒有資金或發行商的意思。

2024東京紀錄片節放映場地外

凹凸鏡DOC：我看網上對《洗頭記》的評價在形式和技巧上都比較認可，但對於內容卻有兩極化的現象，有人看了覺得溫暖，有人覺得難受，兩派人甚至互相爭論。但你作為導演怎麼看？

康世偉：一方面，我看網上有很多評價說這部影片很“爹味”；另一方面，映後有陌生觀眾和朋友找到我，說：“別理豆瓣那些人，其實你一點都不爹味，相信我，他們才有問題。”聽了那麼多評價後，我完全是懵的，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爹味”是啥意思。

但很明顯，兩夥人流露出對立的立場。一方面，同一部影片文字，不同觀眾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也不稀奇。我猜測或許因為價值觀，生活經驗，倫理認知等方面的異同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所以我在想，這或許正是紀錄片的魅力，和劇情片不同，紀錄片跟我們的生活世界直接相關。

《洗頭記》導演一家

例如，米本直樹的母親在現場看了之後就告訴我她很感動，老母親說影片讓她回憶起幾十年前，米本小時候，她也是這樣給米本洗頭的，遇到過同樣的問題，犯過同樣的“錯誤”，畢竟當爹媽的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兩位日本觀眾在映後提問的時候哭了，一位是中年母親，說影片讓她感受到了溫暖，另一位是即將當父親的中年人，說影片給了他對幸福充分的期待。

此外，紀錄片不同於家庭錄影“報喜不報憂”，正因為這部影片真實得很徹底，甚至更偏重“衝突”“犯錯”等戲劇性（內容上屬於負面）表達，提供了強烈的代入感，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觀眾的情緒，激發他們對內容做出判斷，而忽略了影片的技巧和形式。無論怎樣，我很好奇“非爹味”是一種什麼感覺，說不定我能在生活中再演一遍。

康世偉導演與製片人米本直樹在《洗頭記》映後交流現場

凹凸鏡DOC：你最近在創作什麼新專案？未來還可能拍攝中國題材嗎？

米本直樹：我目前正在進行一些我不能告訴任何人的“秘密專案”。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拍攝家鄉一條名為“地獄谷”的古老酒吧街，它有70多年的歷史，但這個地方很快就會被拆遷並重建。飲酒過量有時對健康有害，這當然也不是好習慣，但人們仍然喜歡喝酒，而且“地獄谷”就是最後僅存的一個社群（老酒吧街）了，我想把它記錄下來。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再次來中國拍紀錄片，但我認為我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人今天的處境。

凹凸鏡DOC：可以透露一下新專案計劃嗎？

康世偉：和米本同志一樣，新計劃保密。不過，我之前有個計劃還沒完成，就是關於拍攝“灰塵”的計劃，還處於拍攝中期，大致屬於詩意模式紀錄片，暫命名為《塵埃帝國》。

關於導演：

康世偉

文學博士，紀錄片導演，日本鐵木真電視公司（東京）中方製片人，廈門理工學院教師。代表作包括：《輪迴情》、《廣場上的舞蹈》、《暴走風塵》等。作品曾獲歐洲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華盛頓華語電影節“最具社會價值獎”、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提名、華語音樂影像志“最佳導演”獎等。執導的紀錄片在加拿大國家電視臺CBC，日本NHK，鳳凰衛視等媒體播出。

關於製片人：

米本直樹

主要為NHK導演和製作紀錄片。他在日本獲得過很多獎項，包括代表NHK電視紀錄片最高榮譽的ATP最優秀獎和銀河獎等。他主要關注人類故事、文化和社會問題。他還透過紀錄片《紅孩兒》（Red Children）與德國和臺灣進行國際合作，與亞洲電影人合作，同時在NHK世界頻道製作了《亞洲透視》和《亞洲色彩》等不同版本。

劇照、海報由片方提供

採訪者：沙丘

編輯：張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