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主要看點之一當然是巴黎。
馬術運動員將在凡爾賽宮比賽，沙灘排球比賽將在埃菲爾鐵塔的陰影下進行。如果天氣允許，游泳會在塞納河中。
但很難想象有哪一項活動能像週五的開幕式那樣向巴黎致以崇高的敬意。
足球巨星齊達內舉著聖火穿過巴黎的咖啡館和滑板公園，然後在一條地鐵隧道中將聖火傳遞給一個蒙面人，後者將帶領聖火越過屋頂，穿過滑索，到達特羅卡德羅的奧運大熔爐。與此同時，“萬國巡遊”沿著塞納河 3.7 英里長的河段乘船行進……
500名舞者在巴黎聖母院的腳手架和周圍屋頂上表演，Lady Gaga在羽毛扇舞者的簇擁下用法語無懈可擊地演唱，鋼琴家Alexandre Kantorow在雨中彈奏拉威爾，瑪麗·安託瓦內特王后抱著她剛剛被斬首的、會唱歌的頭顱唱著：“貴族們，我們要絞死他們”，隨後，重金屬樂隊 Gojira 用刺耳的電吉他聲撕裂了巴黎的夜晚……
在中央電視臺轉播的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我們還看到：
全身幾近赤裸、塗成藍色的“酒神”，歌手Philippe Katerine躺在水果和鮮花的花冠上，唱著“當你全裸時，把武器藏在哪裡呢”，含蓄地提到了自己的身體部位。金髮碧眼的變裝皇后Piche四肢著地，隨著創作歌手Gala的“Freed From Desire”（擺脫慾望）的鏗鏘節拍匍匐前進，她長期以來一直是對抗恐同的代言人。還有一場menage à trois的開端，從圖書館開始，在氣氛真正熱烈起來之前，門被砰地一聲關上了……
WOW…
自由，誰比得過巴黎？
巴黎舉辦了最華麗、最多元、最能體現LGBTQ+的開幕式並不令人意外。如果不是這樣，似乎就辜負了法國首都作為豐富多彩的人類家園的自豪。
而且不僅僅是推陳出新，巴黎完全扔掉了那些條條框框，向人們傳達了一個資訊：自由必須沒有界限。
爭議最大的是那場LGBTQ+的“最後的晚餐”，DJ 兼製作人Barbara Butch是 LGBTQ+ 的標誌性人物，她稱自己為“love activist（愛的活動家）”，她頭戴銀色頭飾，看起來就像一個光環，在塞納河上的一座天橋上，在遊行運動員（包括那些將 LGBTQ+ 定為罪犯的國家的運動員）上方，她讓party熱鬧起來。變裝藝術家、舞者和其他人兩側。
這個場景讓人想起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被很多人認為是在嘲弄基督教，“使徒們由異裝癖扮演”。但是藝術總監Thomas Jolly解釋說“我的願望不是顛覆，也不是嘲弄，最重要的是，我想傳遞愛的資訊、包容的資訊，而不是分裂的資訊”。
有法國網友解釋說，“La Cène”（最後的晚餐）、“La scène”（舞臺）和 “La Seine”（塞納河）在法語中的發音完全相同，玩的就是這個諧音。
有些人不能接受在如此“正經”的全球盛會上表現得如此“輕浮”，“每一場全球盛事，哪怕是體育賽事，都當成同性戀狂歡來體驗，又有什麼意義呢？”
好吧。
整個巴黎開幕式能看到不少文藝致敬元素，比如圖書館出現的那9本書，從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到莫里哀的《華麗情人》，比如塞納河上的10座金色雕像，致敬法國曆史上的10位女性。而就電影來說，開場的堵車鏡頭——《玩樂時間》、幾個人帶著火炬登上小船——《歌劇魅影》、圖書館的兩男一女——《祖與佔》、還有《小王子》、《月球旅行記》、《火車進站》、《神偷奶爸》等等。
早在 1895 年，巴黎就放映了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儘管盧米埃爾兄弟是在里昂拍攝的）。巴黎仍是歐洲最大、最活躍的電影業的發源地，除美國外，法國的電影出口量超過任何國家。
如果開幕式你沒看夠，這些電影也能帶你穿越巴黎，而且沒有一個是規規矩矩的。
01.
C’etait un Rendez-vous（1976）
《約會》
8分鐘的影片上映後，導演被警方逮捕
一場戲，一鏡到底。沒有對白，沒有追逐，看不到作為主角的汽車或司機。然而，克勞德·勒盧什（Claude Lelouch）的《約會》令人熱血沸騰。多年來，這部影片的創作一直籠罩在神秘之中，它是如何製作的，影片中出現的是哪款汽車，駕駛者又是誰。它的背景故事被誇大，甚至被捏造，它被賦予了神話般的色彩。自 1976 年首映以來，《約會》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一個傳奇。
克勞德·勒盧什拍攝完《愛能否重來》（Si C’était à Refaire）後，還剩下 1000 英尺的膠片。這正好足夠拍攝一次穿越巴黎的歡樂之旅，從太子妃門到聖心大教堂，途經整個城市：凱旋門、協和廣場、加爾尼耶歌劇院、香榭麗舍大道。這是一個汽車發燒友夢寐以求的巴黎之旅。勒盧什在汽車前部安裝了一個攝像機，在黎明時分飛馳穿越巴黎，讓我們像坐在車內一樣看到他急轉彎、衝向公共汽車、汽車、行人、鴿子，並闖了 18 個紅燈的全過程。
長期以來的信念是，《約會》裡出現的是一輛法拉利，這加劇了有關賽車手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itte）曾駕駛它並達到每小時 200 英里的傳言。但實際上是導演勒盧什駕駛他自己的梅賽德斯-賓士 450SEL，並在事後配音了一輛法拉利 275 GTB 的聲音（儘管有人認為它的同步效果很令人信服，但也有人認為它並不完美）。
老電影經常會加快播放速度，使汽車看起來比實際速度更快，但勒盧什放棄了這種常見做法。在《約會》中沒有攝影機的花招。據勒盧什稱，他確實達到了每小時 142 英里的速度。他並不是獨自完成這一壯舉：他的攝影師與他同車，操縱遙控器控制攝影機的光圈。他還有一名助手，負責在他從盧浮宮的裡沃利街入口駛出時告訴他是否有車輛或行人。但助手的對講機壞了，勒盧什盲目地衝出了隧道。在拍攝期過程中沒有人受傷是個奇蹟，而勒盧什本人則稱他的拍攝方式“完全不道德”。
紀錄片導演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 Symons）指出，如果《約會》拍攝失敗，有人在拍攝過程中受傷，這部影片就會被埋沒，勒盧什也會受到排斥——“但他沒有。他做到了，他成功了”。
影片上映後，勒盧什被警方逮捕，他告訴警方，當時有一名 F1 賽車手在開車。關於《約會》的一個流傳已久的傳言是，勒盧什在拍攝該片後被關進了監獄，但這並不完全屬實。他曾被逮捕過，一名警官還沒收了他的駕照，但後來又還給了他。勒盧什告訴西蒙斯：“警察局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對我說：‘如果影片沒有經過任何剪輯或特效，那麼闖紅燈肯定是真的。所以，如果闖紅燈是真的，我應該把你的駕照拿走 18 次’。他問我要了駕照，我給了他，他看了看說， ‘你知道嗎，我的孩子們很喜歡你的電影。我拿了你的駕照，現在還給你’”。
《約會》是汽車發燒友的放縱幻想，是柏拉圖式的理想兜風，完美捕捉了絕對自由的感覺。2009 年，勒盧什向羅馬尼亞《花花公子》解釋說：“我拍攝這部電影，是作為對這一瘋狂時刻的獻禮。這部電影是我人生的象徵。我們做了很多被禁止的事情，就像我在生活中經常做的那樣”。在短短八分鐘令人興奮的時間裡，這種瘋狂讓人感同身受。《約會》對街頭賽車以及之後的賽車和追車電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也是一部真正不負責任的魯莽電影，但它並非沒有浪漫，也並非沒有賭注。C'était un rendez-vous 翻譯過來是“這是一次約會”，而勒盧什有一個目的地和目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準時見到一個女人，勒盧什當時的女友。“電影最棒的地方就是能講故事，一個要去見一個女孩的男人可以冒不必要的風險，因為他不想讓她等待”。
02
Zazie dans le Métro（1960）
《扎齊坐地鐵》
父母憤怒地把他們的孩子帶出了電影院
新浪潮導演中，雖然戈達爾、特呂弗和瓦爾達經常被討論，但路易·馬勒卻很少得到應有的讚譽。
改編自雷蒙·格諾1959年的同名小說，馬勒豐富多彩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傲慢的十歲女孩扎齊的故事，她在地鐵罷工期間在叔叔加布裡埃爾的帶領下出發探索巴黎。
作為對勒內·克萊爾（René Clair）1925 年的電影 《Paris qui dort》 的致敬，這部影片將現實與夢境、詩歌與鬧劇、紀實與虛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加布裡埃爾在埃菲爾鐵塔的一部電梯上喃喃自語：“整個巴黎都是一場夢，扎奇是一場遐想，而這一切都是夢中的遐想……”
《扎齊坐地鐵》在很多方面都很反常。它製作於新浪潮時期，卻不是一部新浪潮電影，尤其是因為它改編自一本名著。(馬勒在影片開頭讓人物嘲諷地說：“這是新浪潮！”）
馬勒為了配合作家的語言活力和超現實主義幽默，採用了大量的技巧，既回顧了早期電影，又展望了現代主義電影製作，包括影片的加速和減速、跳切、快速剪輯、滑動背景、尺度的突然變化以及絢麗的色彩。這只是他的第三部長片，也是他的第一部彩色電影，比他之前的任何作品都更具實驗性。事實上，他的實驗有時可能過於極端；特效有時接踵而至，速度太快，以至於無法全部接受，失去了喜劇效果。
影片在火車站開始和結束。這激活了外省人滿懷希望地發現大都市的特質，而扎奇只想去坐地鐵的想法立即削弱了這一特質，而地鐵工人的罷工又破壞了這一特質。
她的到訪引發了一場橫跨巴黎的瘋狂之旅，旅遊城市與巴黎人的城市發生了碰撞。地標性建築被有計劃地命名和放錯位置，遊客們滑稽地從旅遊大巴上走下來。
人物的活動軌跡與城市的地形地貌相得益彰：《扎奇坐地鐵》中的巴黎是由旅遊景點（埃菲爾鐵塔、協和廣場、跳蚤市場）、神聖的超現實主義景點（布拉迪通道）和標誌性的電影外景地（塞納河畔、貝爾西橋）組成的雜燴。
地鐵罷工在書中只是一個笑話，在這裡卻成為展示城市交通擁堵的絕佳藉口。馬勒巧妙地將協和廣場被五顏六色的車輛塞滿這一視覺幽默的源泉轉化為對汽車日益侵蝕城市生活的評論，這比戈達爾的《週末》和塔蒂的《玩樂時間》要早得多。
儘管視覺效果奇特，地理環境混亂，但外景拍攝的 “現實效果”意味著我們看到的仍然是 1960 年的巴黎。馬勒因此實現了超現實主義者的目標——讓夢想、幻想和情色產生於日常生活：布拉迪通道的建築、橋樑和拱廊的形狀、跳蚤市場的物品。城市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影片美學計劃的原材料。
《扎奇》這部電影可能是一場夢，但當涉及到扎奇這個角色時，現實效應再次侵襲。這是一部以一個十歲女孩為中心的喜劇，但卻帶有黑暗、荒誕的基調和超越年齡的性意識暗流。1960 年，人們看到憤怒的父母將他們的孩子拖出電影院，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看的並不是一部“兒童電影”。
在影片中，扎齊對性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她不知道夜間從事變裝工作的加布裡埃爾是否是“荷爾蒙雌性”，但她卻毫不猶豫地使用髒話（"Mon cul!"），直截了當地對成年男子說她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女人。
20 世紀 50 年代的法國正經歷著一場文化革命，尤其是在女性地位方面。在戰後性別重新調整的背景下，經歷了德國佔領的創傷之後，法國的年輕女性前所未有地走到了文化生活的前沿：其中包括歌手朱麗葉·格蕾科（Juliette Gréco）、小說家弗朗索瓦絲·薩岡（Françoise Sagan）、電影明星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她們成功地打破了禁忌，挑戰了長期以來規範女性生活的規則，喧鬧地佔據了公共領域，而這一切仍然受到當時保守風尚的束縛。
雖然扎奇明顯更年輕，但她正是這樣一個不守規矩的少女：她無所畏懼，傲慢無禮地回擊，盯著人們和鏡頭，擁有智慧——這體現在她對大人的譏諷和她那句著名的last line中，即在這兩天裡她“變老了”。
03
Cléo from 5 to 7（1962）
《五至七時的克萊奧》
即時穿越巴黎左岸
現在是 6 月 21 日下午 5 點，一年中最長的一天，流行歌手克萊奧去找塔羅牌占卜：她會死嗎？這一天，她將收到癌症檢查結果。
在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這部無與倫比的生活片段的其餘部分中，我們即時跟隨她（螢幕上的一分鐘等同於敘事中的一分鐘）穿越巴黎左岸。傳統的故事片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跳躍式的，而瓦爾達則不同，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 “戰場”：每一秒都在堆積，每一步都有跡可循。
我們跟著她離開算命先生，走過蒙帕納斯的咖啡館；走進一家帽子店，儘管現在是夏天，她還是買了一頂昂貴的冬帽；乘坐計程車前往她的公寓；走過寬闊的豪斯曼林蔭大道，來到蒙特蘇里公園，在那裡她遇到了一位從阿爾及利亞前線休假計程車兵：另一位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再活一年的巴黎年輕人。
克萊奧自身的死亡深深地籠罩著她的旅程，影片在探索巴黎的過程中也異常地強調了這一點。最終，她發現恐懼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生自滅的，但正是透過穿越最典型、最日常的場景，緩衝了她最終確診的訊息。她在尋找頭腦空間，也在尋找身體空間。
這是一部令人驚歎的嚴謹、精確的影片，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如此，以至於觀眾可以繪製出克萊奧的精確路線圖，並考慮以旅遊的方式在左岸重現她的旅程，直到最後一秒，就像今天的左岸一樣。
《五至七時的克萊奧》在新浪潮中問世，似乎體現了六十年代所有年輕電影運動的主要執念：喚起永恆的當下，以持續的強度閃過。瓦爾達摒棄了倒敘的手法，將我們帶入克萊奧生命中這寶貴的九十分鐘裡令人窒息的當下時態。
在影片的最後時刻，儘管克萊奧的命運尚未完全決定或確定，但她還是得到了釋放：進入了寧靜，進入了愛情，進入了一個現在看來可能的未來，超越了時鐘驅動的日常生活的秒對秒的牢籠。
04
Le Joli Mai（1963）
《美好的五月》
和平初春的巴黎，並不美好
這是 1962 年 5 月巴黎和巴黎人的寫照，這是與阿爾及利亞停火後的第一個和平之春，也是法國 23 年來第一次沒有捲入任何戰爭。這部影片有數千名演員，包括詩人、學生、貓頭鷹、家庭主婦、股票經紀人、競技舞蹈演員、一對戀人、戴高樂將軍和幾隻貓。
Le Joli Mai 以“獻給幸福的人們”這一看似歡快的獻詞開場。但當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 和皮埃爾·洛梅（Pierre Lhomme）這部抒情而不乏爭論、哀婉而不失活潑的電影散文以“1962 年 5 月——當時被一些人稱為‘和平的第一個春天’”的巴黎為主題時，這段獻詞就會顯得像是一種攻擊。
獻詞結束後，我們彷彿透過望遠鏡，立刻看到了巴黎標誌性的屋頂，以及一個女人毫不停歇地爬上屋頂的嬌小身影。遠處教堂低沉的鐘聲、超凡脫俗的管絃樂音群、斷斷續續的短波無線電訊號和急促的警笛聲交織成令人焦慮、略帶科幻色彩的音軌，在這種音軌的襯托下，畫外音以鬼魅的散文筆法，描述了一位遠方旅行者眼中的巴黎，這位旅行者回到了 “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看看同樣的鑰匙是否還能開啟同樣的門，光和霧、憤世嫉俗和溫柔的比例是否還保持不變，貓頭鷹是否還在黃昏時鳴叫，貓是否還生活在孤島上”。
影片的大部分內容都濃縮在這篇介紹性文字和隨文附帶的無數精緻的灰色影像中。採訪物件幾乎都是陌生人，但Marker還是把他們放在畫面的中心，給他們必要的時間和空間來揭示他們內心的矛盾和複雜性。他解釋說，他們是巴黎這個舞臺上的演員，要想知道這座城市發生了什麼，就必須仔細觀察他們。在眾多生動的肖像畫中，最能打動人的是被教會派到流水線上工作的神父。起初，他對這些工會工人很不適應，認為他們是不信神的共產主義者。但當教會決定結束試驗時，他拒絕離開。“社會必須改變，這樣人類才能更幸福”，他開始相信這一點。“在那之前，我沒時間關心上帝是否存在”。
除了透過影像和畫外音喚起人們對巴黎的回憶（ Marker 希望將巴黎作為他個人的時間膠囊）以及街頭人物肖像外，還有幾組動作蒙太奇，其中一些還引入了當代新聞片段。反阿爾及利亞恐怖組織領導人拉烏爾·薩蘭（Raoul Salan）將軍因叛國罪受審，法院外的示威遊行與驚心動魄的爵士舞片段並置，進而引出與罷工工人的對話。螢幕外的採訪者問其中一位工人：“你如何看待未來？” “Pas joli, pas joli, pas joli”，他回答道。“不樂觀”。
和平初春的巴黎並不美好。種族主義和暴力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結束。這座城市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古老的街區或被貴族化，或被夷為平地，其長期居住的居民被送往令人望而卻步的高樓街區。
這是一部關於世界變得歇斯底里時的最美城市的電影。(在拍攝Le Joli Mai時， Marker 利用週末空閒時間拍攝了他最著名的短片La Jetée [1962年]，這是一部穿越時空的冥想片，暗示我們已經內化了未來的法西斯主義）。“只要貧窮還存在，你就不是富人。只要絕望存在，你就不會快樂。只要監獄存在，你就不自由”。Marker 透過畫外音說。
在影片的籌備說明中，Marker寫道：“這部名為Le Joli Mai的影片希望將自己作為一個魚缸，供未來的漁夫向過去撒網。讓他們從虛無飄渺中分辨出哪些留下了真實的印象”。
良倉今日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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