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OpenAI召開發佈會，推出了全新的語音模型Sky，並讓一個酷似影星斯嘉麗·約翰遜的性感女聲為其配音。人們很快意識到，釋出會上提到的電影，似乎就是那部著名的電影《Her》，它講述了人類與人工智慧相愛的故事，由斯嘉麗·約翰遜為其中的AI系統配音。釋出會結束後，當觀眾們還在回味技術的快速發展、徜徉在夢幻的未來時，約翰遜本人打破了這個幻想，她憤怒不已，要求OpenAI立即撤下Sky的聲音。

之所以在文章開頭介紹這起事件，是因為在這篇2024年度人工智慧盤點中，它如同一個精巧的鏡面球隱喻，折射出我們時代關於AI的各個面向。比如Deepfake問題、科技發展中的女性處境、AI時代的版權紛爭、各行業與科技界的糾紛，以及——大科技公司那根深蒂固的傲慢心態。在對政治生態、就業市場和社會心態的討論之外，我們也將視野繼續延伸至還未被大科技公司完全染指的領域，諸如藝術創作，並從中看到人工智慧未盡的潛力。

今天，AI已經逐漸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成為任誰也無法忽視的存在，我們的未來將會走向何處？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夠為你帶來一點啟發。

在2024年，你還分得清真與假嗎？如今，AI生成影像像洪水和垃圾一般氾濫，它們有時真假難辨——今年3月，當人們瘋狂猜測凱瑟琳王妃的現狀時，英國王室放出一張美滿的全家福，卻被網友懷疑經過P圖潤色；有時也因過於粗劣而引人發笑——蛇年春晚吉祥物巳升升疑似由人工智慧生成，因長相酷似“大青蟲”遭到嘲諷。根據外媒《Wired》的觀點，我們正在進入“深度懷疑”的時代，這表現為對公眾對媒體報道的真實性持普遍懷疑態度，也導致了一個相反的結果：即使一件事情真實發生過，人們也可以隨意聲稱它從未發生。

AI生成內容並不僅是擾亂視聽，而是切實地影響到了全球政治。2024年是選舉大年，美國、印度以及英國等數十個國家將票選出新政府。年初，在印度尼西亞選舉中，一段Deepfake影片“復活”了已故總統蘇哈托：這位前領導人正襟危坐、侃侃而談本屆大選，一些印尼人在X（前Twitter）上發聲認為，讓其復活無異於對公民的愚弄。2月，美國出現了模仿喬·拜登聲音的Deepfake電話，規勸選民不要在初選中投票。媒體紛紛預測，隨著11月美國大選臨近，AI技術的運用可能會更加超乎想象。

美國大選之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釋出了大量AI生成圖片，比如讓哈里斯和一群共產主義者站在一起，頭頂巨大的錘子和鐮刀；讓泰勒·斯威夫特裝扮成山姆大叔（“黴黴想讓你投票給特朗普！”）；又或者是讓特朗普本人英勇地走進洪水，緊緊抱著一隻鴨子和小貓（“保護我們俄亥俄州的小動物！”）。除此之外，極端右翼分子也開始利用AI創作煽動性的圖片或歌曲，X上出現了許多偽造的圖片用以驅趕移民。

普渡大學的政治科學家在對2024選舉週期進行研究時發現，雖然有些AI內容應用了Deepfake技術，但它們大多並不是為了以假亂真、欺騙民眾，而只是為了諷刺和娛樂，作用類似於政治漫畫。“一眼假”並不意味著這些圖片是無害的，畢竟，譁眾取寵一直是煽動支持者的有效方式。重點在於，人工智慧改變了傳播的本質——它提供了一種最新的強大媒介，人們透過這種媒介表達強烈的情緒和信念，並團結更多志同道合之人。同時，雖然人工智慧尚且沒法直接左右選舉結果，但這項技術已經削弱了美國人互相信任的能力，與其說被欺騙著相信什麼，不如說已經淪落到什麼都不相信的地步——除了自己感覺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色情犯罪也是Deepfake帶來的巨大隱患和威脅之一。今年8月，一個名為“Telegram Deepfake受影響的地區/學校清單”的X賬號發帖，揭露了數百個韓國大學、中學的名單，稱在校師生都是深偽色情的受害者。事實上，早在2021年，“首爾大學Deepfake性犯罪”事件的加害者就已經被送上了法庭，在此之後，相關犯罪反而愈演愈烈。出於對韓國媒體集體沉默的失望，韓女們開始翻譯受害者經歷並在全球範圍內發文求助，也包括中國的社交網路微博，“韓國新版N號房”等話題8月末衝上微博熱搜。在海外媒體的壓力之下，韓國本土才開始大量報道本事件，並倒逼韓國政府做出反應。

事件看似已經平息，但澎湃思想市場的文章提供了另一視角。作者認為，韓國社會事件的流程經常與所謂“高分”韓國電影異曲同工——深刻的社會現實背景、戲劇性的衝突，最後以“立法”昇華主題。然而，韓國的立法往往強調性暴力事件中的“暴力”元素，導致Deepfake這類性犯罪很難定罪。此外，韓國的藝人肖像權規範並不嚴格，更看重藝人的推廣和曝光。哪怕韓國女藝人一直以來都是深偽色情的最大受害者，但“假的”被法律等同於“無害”，這在無形中也塑造和影響了社會對於深偽色情的看法。

文章還指出，2018年，同樣深受深偽色情影片影響的美國女星斯嘉麗·約翰遜公開表示不會追責，因為影片是假的，不會對她造成實質性傷害。當時間來到2024年，事情又有了變化——5月，OpenAI釋出新模型GPT-4o，不僅對響應速度和質量做出提升，也升級了多媒體互動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與名為Sky的模型即時語音聊天，如執行長山姆·奧特曼所說：“就像電影裡的人工智慧那樣。”活動結束後，奧特曼釋出推特，內容僅有一個詞：“Her”，而“電影般的人工智慧”指的似乎就是2013年電影《她》中由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的人工作業系統。

對此，約翰遜稱自己感到“震驚、憤怒和難以置信”，並在一份宣告中表示，去年奧特曼曾聯絡她擔任ChatGPT的配音，但她因個人原因拒絕了，卻沒想到以這種方式被欺騙。事件發生後，諸多媒體以不同角度進行了評論：比如指出其中折射出的大科技公司的厭女症與性別偏見；比如認為這意味著人工智慧與創意產業的關係日益緊張，約翰遜事件只不過是此類法律糾紛的開始。

為何不（那麼）計較深偽色情的斯嘉麗 ·約翰遜，會在若干年後對聲音遭到模仿勃然大怒？當然，其中有著語境的種種差異，但最為重要的或許是OpenAI事前聯絡約翰遜，卻最終“背刺”的行為。正如《衛報》評論所言，人們感覺“自己的選擇自主權被技術剝奪了”，而約翰遜之爭凸顯了人們對人工智慧“信任的崩潰”。

科技作者查理·瓦澤爾進一步提出，這場爭吵實則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黑暗內心：這項技術建立在盜竊資料的基礎上，並透過一種世界觀為依據來充分合理化，即科技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太重要，足以改變世界，以至於無法顧及到版權和歸屬權這些“平庸”的問題。就其本身而言，這似乎又是一個科技公司無視道德、肆意妄為的例子，它也是生成式AI交易的一個縮影：不管你願不願意，這一切都正在發生。

肉眼可見的是，AI的能力的確正在呈指數級增強。如果說ChatGPT在剛誕生時仍代表著新鮮感，今年，這一工具走進了更多人的日常。據Axios報道，截至8月底，ChatGPT的全球周活躍使用者數超過2億，是一年前的兩倍。在中文網際網路上，調戲ChatGPT、鑽研新奇的prompt、利用ChatGPT寫論文或安排日程的分享貼也非常受歡迎。

僅以OpenAI為例，除了在今年釋出了面向普通使用者的GPT-4o，該公司還推出了處理更復雜問題的模型o1（12月，最新版本o3已經推出）。OpenAI表示，o1模型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資格考試中的得分為83%，而之前的GPT-4o得分僅為13%。業界普遍認為，這說明人工智慧不再只會“快思考”，而是擁有了“慢思考”的能力，代表著AGI（通用人工智慧）正規化的一次大升級。

只不過，在業界為之歡欣鼓舞的的同時，一些隱憂也浮上水面。多年來，OpenAI的名字暗示著該公司所做的事情是開放的——2015年剛剛成立時，它的願景也確實是成立一個非營利性的人工智慧實驗室，以制衡商業性質的谷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越來越不透明，今年9月，OpenAI考慮徹底改革公司結構，成為一家營利性企業。

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工智慧的安全問題成為了是備受關注的焦點。許多專家擔心，以OpenAI、谷歌、微軟、Meta和Anthropic等公司為首的科技行業正在競相開發強大的人工智慧，而安全可能會被擱置一旁。今年3月，曾與山姆·奧特曼一同建立OpenAI的馬斯克，也對該公司提起了訴訟，稱OpenAI正在開發越來越強大的AGI，目的已經變成了盈利，而不是為了造福人類。目前，已經有數位高管宣佈離開OpenAI。自從去年11月，聯合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韋爾 （Ilya Sutskever）離職並創立了一家名為 Safe Superintelligence（安全超級智慧）的公司後，今年4月，關鍵安全研究員簡·雷克（Jan Leike）也在GPT-4o推出幾天後離職，轉而加入競爭對手Anthropic，他在X的推文中表示，離開是因為“過去幾年裡，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經不再重要，光鮮亮麗的產品更受重視”。

即使是對AI行業不太關心的路人，也大概聽聞過這家公司一系列的“宮鬥”，甚至連山姆·奧特曼本人也由於“不夠坦誠”而被董事會解僱（而後又迅速恢復CEO職位）。雖內幕仍撲朔迷離，但是“要安全還是要發展”的議題一直位於風暴中心。在媒體眼中，奧特曼的公眾形象也逐漸從才華橫溢、和藹可親，轉而變得矛盾、狡猾而不誠實。一方面，奧特曼內心深處希望對人工智慧進行監管，他喜歡引用奧本海默的話，擔憂這項技術會最終危及人類；但是另一方面，他卻一直在推動放鬆監管，並且以極端的方式追求權力。對許多人來說，導致信念崩潰的導火索，就是前文提到的斯嘉麗·約翰遜事件。

事實上，奧特曼本人形象的撕裂和轉變，或許只是人工智慧業界在資本主義格局下的某種必然。正如介面文化對政治學教授吳冠軍的專訪中提到的，資本主義依賴於外部，它一定要開闢新的市場。當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飽和，空間上的外部市場已不存在，資本就必然要流向新技術。在這一格局下，即使科技巨頭“真心希望”加強監管，也無法阻擋AI的快速發展；即使OpenAI的高管因安全問題投奔別家公司或乾脆自立門戶，也很可能無法停下各企業間AI“軍備競賽”的腳步。

另一邊，擔憂於人工智慧的危害、對OpenAI頻頻發起訴訟的馬斯克，則選擇公開支援特朗普，希望利用政府的力量實現自己的願景。在年初還傾向於懷疑特朗普的馬斯克，逐漸成為了一名狂熱的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信徒。特朗普勝選後，他在多個場合與馬斯克形影不離，還宣佈馬斯克將領導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負責削減政府支出、精簡政府部門。

多家媒體談到，馬斯克想要成立效率部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聯邦政府不要干涉他的事業，把政府作為自己的利潤中心，藉此合法化神經鏈公司Neuralink的腦機植入、推出新的火星探險計劃，並用SpaceX發射火箭。評論文章《馬斯克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直接指出，這種做法的背後，是矽谷壟斷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神話：既然人工智慧等技術可能會毀滅人類，但發展技術又不可避免，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一位傑出的精英加以利用，並由此拯救人類。

馬斯克與特朗普政府的聯合，只是矽谷集體轉向共和黨的一個縮影。7月成為特朗普競選夥伴的萬斯（J. D. Vance），之前是一名矽谷風險投資人。

有媒體指出，矽谷的進步主義政治需要追溯到二戰之後的“反文化運動”，一群不滿於現狀的年輕人離開舊金山灣區，來到深山建立公社，但他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政治動員，而是寄希望於科學技術實現社會改變。後來，PayPal創始人彼得·泰爾等叱吒科技界大佬繼承了這一思想遺產，認為技術自由不應受國家政府的約束。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時的科技樂觀主義正好契合了矽谷的經濟利益，所以矽谷和民主黨自然結成了聯盟。然而，民眾和監管機構逐漸意識到，曾經承諾去中心化、數字烏托邦的矽谷，反而佔領了壟斷地位，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平等，於是矽谷巨頭開始投奔對科技監管更放鬆的共和黨。相比之下，民主黨在今天反而成為了更“保守剋制”的那一方。

在今年出版的著作《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資訊網路簡史》中，歷史學家、暢銷書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指出如今的困境：關於科技威脅的討論才剛剛開始，左翼和右翼對技術的態度並沒有根本上的分別，反而是瞭解技術的精英們擁有了真正的權力。

驀然回首間，那些曾經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和邊緣化、象徵著思想前沿的矽谷極客們，已然成為了社會主流；矽谷信奉的那些時髦口號——比如Meta（前Facebook）的格言“打破常規，快速前進”，或者未來主義詩人馬裡內蒂的詩句“創造，而不是沉思”，也開始意味著對不夠“進步”的普通人的拋棄和壓榨。正如政治學者本傑明·巴伯在1992年就曾預言的那樣：

在這個高科技的商業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看起來特別民主。它既適合監視，也適合自由；既適合新形式的操縱和秘密控制，也適合新形式的參與；既適合扭曲、不公正的市場結果，也適合更高的生產力。消費社會和開放社會並不是同義詞。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是婚姻。

赫拉利把這種轉向稱為“矽谷的技術威權主義”，並進一步論證了AI技術本身對這一威權現狀產生的影響。在他看來，儘管民主政體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取得了成功，但這種成功其實脆弱又短暫。民主與獨裁之間的衝突與其說是道德層面上的，不如說是資料處理系統層面上的，民主將處理資訊的權力分配給許多人，而獨裁者將資訊集中於一個地方。今天，人工智慧可能會將優勢轉向後者，這是因為人工智慧使集中處理大量資訊成為可能，如果不考慮隱私問題，將十億人的資訊集中在一個數據中顯然更有效率。如果有關民眾的決定是在機器的黑箱中做出的，那麼在未來，選民和政客都無法理解背後的邏輯，民主也會停擺。

根據調研機構QuestMobile的統計，截至2024年3月，中國的生成式App月活躍使用者超過7380萬，其中，抖音旗下的豆包和百度的文心一言月活使用者突破了千萬，與之相比，ChatGPT同時期的月活躍使用者已經超過1.8億。在未來，迎接我們的或許是愈加分裂的數字帝國，而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叢林，所有人都要面臨成為捕食者還是獵物的選擇。

雖然科技業界的明爭暗鬥看似與普通人無關，但是看著別人興奮地談論著區塊鏈和機器學習，說著讓人惱火的“黑話”，你或許會有一種感覺：未來正在與自己擦肩而過。

這種感覺並不罕見，隨著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技術發明，人們也越來越擔心人工智慧對人類勞動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是，許多工作崗位將被掌握AI技術的工作者——甚至直接被AI——所取代。另一重影響有些隱蔽，但也同樣重要：AI系統中的資料資訊正是來自於人類的勞動成果，這些資訊價值連城，但是資訊的創造者往往並不會因此獲得報酬。

首先是就業問題。隨著工作不穩定性的增加，赫拉利預測，2050年將會出現一個“無用階級”，到那時，民眾面臨的不再是被剝削的困境，而是“不被剝削”的困境，也就是說，作為勞動力不再被市場所需要。

根據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於今年4月釋出的報告，人工智慧浪潮給就業崗位帶來的影響，已經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秘書、行政和電話客戶服務這類事務性工作受到重創；第二階段，文案寫作、圖形設計等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將受到波及。麻省理工學院和麥肯錫一致預測，到2030年代，大約30%的工作會面臨自動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由於機器翻譯的準確度在迅速提高，外語學習變得越來越沒必要；1月，英國作家協會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翻譯人員因為AI失去了工作。與文科生的“慘狀”形成對比的，是擁有人工智慧技能的工作變成了香餑餑，根據普華永道的一項研究，英國僱主願意為需要AI技術的工作支付14%的工資溢價。

與這個趨勢相一致的是，AI公司外包出去的人類勞動也從較低門檻的資料標記員，開始過渡到門檻更高的機器訓練員。有媒體的報道《時薪20美元，人工智慧背後的零工做題家》看到，2017年，科技公司Scale AI（它的客戶包括OpenAI、Meta等巨頭）的外包工作還主要分佈在菲律賓、肯亞等發展中國家，透過僱傭低廉勞動力來對資料進行標記，著作《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稱之為被光鮮科技業刻意隱藏的“幽靈工作”。後來，隨著機器學習程序的加快，Scale AI開始搜刮更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在全球僱用一群人文學科或寫作相關領域的“零工做題家”，用知識餵養機器，訓練出能夠使用多國語言的AI。

其中也包括中國的文科學生以及身處海外的華人留學生。由於時薪誘人，辦公地點不限，還能運用擅長的知識，這對暫時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來說，是理想中的數字遊民生活。被排除在人工智慧浪潮之外的人文科學學生，也因此有了一窺行業內部的機會。然而報道指出，現實遠非這麼理想——當全世界的工作者投入到這份兼職，而平臺的任務數量有限，導致僧多粥少，做題家經常面臨無題可做的窘境。不透明的規則和不穩定的收入來源，也讓工作者和平臺處於嚴重的權力不對等中。在某種程度上，赫拉利所說的“無用階級”已經成為了現實。

在勞動力之外，還有勞動成果和資料的問題。OpenAI的工程師James Betker曾在個人部落格發表文章稱，AI模型之間的質量差異不在於架構、引數，而完全取決於資料集。那麼，是誰擁有大量資料呢？答案是新聞業和出版商。去年11月，《紐約時報》對OpenAI提起訴訟，稱該公司在構建系統時大量抓取了《紐約時報》的資訊，卻未經許可或付費。《紐約時報》的擔憂在於，使用者在ChatGPT得到了想要的內容後，就不再有動機點開新聞來源；並且，由於人工智慧的“幻覺”問題，ChatGPT可能會傳播錯誤的資訊卻最終歸咎於媒體。

今年，情況又發生了些許變化。就在某些媒體加緊捍衛自己的版權時，自知人工智慧趨勢無法抵擋的新聞與出版行業，也開始與科技公司尋求合作和妥協，希望獲得一些商業優勢。比如，OpenAI已經與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等達成了協議，允許其內容用於訓練大語言模型，作為回報，新聞出版商將獲得一筆報酬。

即使出版商決定與AI業界合作，旗下的作者也很難買賬。7月，學術出版集團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與微軟簽訂了一份協議，同意對方使用自己的資料庫，此舉在學術作者群體中引起震動和憤怒，他們並未被告知這項交易，也無從選擇退出。

除了出版界，文藝界也展開了對人工智慧侵權的大規模抗議。以音樂界為例，今年4月，包括碧梨·艾莉什（Billie Eilish）、麻辣雞（Nicki Minaj）在內的200名知名音樂人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要求科技公司承諾不開發模仿或取代人類詞曲作者的AI工具，信中寫到，當人類藝術家的成果被用來訓練AI，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大量的AI生成的聲音取代了藝術家的作品，這將極大稀釋支付給藝術家的版稅。信中還特別指出，他們並不提倡徹底禁止在音樂中使用AI，而是呼籲負責任地使用這項技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作者有著頗為一致的態度——他們拒絕的並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強加給自己的技術，這反映了近年來興起的“新盧德分子”的態度。盧德分子原本指英國工業革命初期，抗議工廠利用機器壓低工資的工人，經常被描繪成盲目憎恨技術、落後於時代的負面形象。但是最近，越來越多來自科技圈、藝術文化界的人士開始自稱盧德分子，這個詞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也指出，即使是19世紀的盧德分子也並不反對進步，他們反對的只是剝削。

今天，新盧德分子已經遍地開花，由工人、學者、活動組織者、作家等群體組成了日益壯大的隊伍。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正切實遭受著人工智慧的影響和衝擊。不可否認的是，時光無法倒流，當技術的潘多拉魔盒已經被開啟，我們也必須更新思維正規化，這就引向了這篇盤點的下一個主題：在AI時代，“版權”“創作”等概念到底意味著什麼？在提出反對和制裁之餘，藝術家們又是如何與AI合作的？

終於，我們可以來到還未完全被科技公司染指的藝術領域，並提出那個永恆的迷思：AI能夠創造藝術嗎？

自去年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稱ChatGPT本質上是對網路資料的“模糊影像”和“壓縮軟體”後，今年8月底，科幻作家特德·姜再次發表了文章《為什麼人工智慧不會創造藝術》，觀點大致延續了此前的立場。他認為，藝術作品需要創作者在各個尺度做出無數選擇，並投入大量的辛勞和汗水，然而人工智慧的“創作”僅僅基於簡單的prompt（提示），當它填補人類沒有做出的選擇時，結果往往是乏味平淡的。特德·姜還談到，作品之所以打動人，是因為它源於真情的交流，可是大語言模型並不具備交流的意圖。

幾天後，《大西洋月刊》迅速發表反對文章，稱特德·姜的看法是錯誤的。反駁文章指出，藝術不應該用汗水來定義，歷史上的許多優秀藝術品都脫離了人的努力和意圖，比如隨機潑灑的石版畫、安迪·沃霍爾的大規模生產作品。並且，模型輸出和畫布前的勞作之間並不存在二元對立，在創作的許多階段，人工智慧都能提供幫助。文章最後的觀點尤其耐人尋味：數字演算法與生物演算法原本就是不同的存在，雖然AI做不到人類的“真情”，但是AI也能反過來做到人腦做不到的事情。

這場論戰看似只是圍繞AI與創作的探討，背後卻可以說是兩種本體論的差異之爭。當特德姜側重於捍衛藝術的“人性”，《大西洋月刊》則是站在“後人類”的位置，以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將AI納入藝術視野，正如文章寫到的那樣：“特德·姜的觀點是真的，但並不具有革命性（It’s real. But it isn’t revolutionary）。” 同時，當特德·姜更注重現實處境，比如科技公司對生成式工具施加的種種限制、使得ChatGPT無法成為更好的寫作工具，《大西洋月刊》更傾向於抽象地看待AI的未來。某種程度上，兩篇文章也有不謀而合的部分：如果人類與機器的合作足夠理想，還是有可能創造藝術的，比如特德·姜提到的、電影導演Bennett Miller使用DALL-E 2生成的影像。

無論爭論的結果為何，進入2024年，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投入了與AI的合作。去年，當代藝術家蔡國強開發了名為cAI™的人工智慧模型，透過藝術家本人的作品檔案、網際網路資訊對其進行深度學習。今年7月，蔡國強團隊用AI動畫的形式重現了在巴黎奧運會未曾實現的煙花創意，並稱之為“cAI™成長為煙花大師的重要培訓”；9月，在洛杉磯紀念體育場，該團隊與cAI™合作了白天煙花《WE ARE：為PST ART所作爆破計劃》。AI之外，蔡國強長期應用在作品中的另一項技術——無人機——在12月的泉州表演中發生意外、紛紛掉落，蔡國強對此的回應是：“cAI™可能也會覺得，我們人類有太多難以抵禦的事情。”

蔡國強對AI的立場有明顯的“後人類”傾向，他在多個場合表示，AI是更加高維的存在，比人類離神明更近。如果AI取代了人類藝術家，那說明人類文明也到了該結束的時候，如果替代不了，我們也將飛躍成為更好的人類。這令人想起吳冠軍在著作《再見智人：技術-政治與後人類境況》中的看法，人類或許只是技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載體，是人工智慧出現前的序曲而已，智人能否跨過這道坎並發展至下一階段的文明，取決於我們能否擁有後人類視野，並迭代自身的智慧。

與AI展開合作的還有電影界。自從Sora成為業界的熱議話題，許多以AIGC為名的影片節展和競賽紛紛湧現。12月，大模型“可靈AI”與包括賈樟柯、董潤年、李少紅在內的9位導演發起了“中國首個AIGC導演共創計劃”。今年北影節也設定了AIGC電影短片單元，動畫短片《致親愛的自己》（To Dear Me）最終獲得了最佳影片獎，講述了一個女孩不斷追求愛卻不被珍惜的故事，影片用一顆蒲公英作為隱喻，花瓣在經歷了丟失和散落後，又被女孩找回，象徵著重新獲得愛的力量，整體基調悲傷又充滿希望。根據《動畫學術趴》的導演專訪，這部短片的畫面實際上是“轉描”的結果，比如需要實拍素材、二維手繪作為基底，再經過AI的轉繪和最佳化。《致親愛的自己》或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特德·姜與他的反駁者都是正確的：我們可以藉助AI實現難以實現的技術突破，同時保留其中的人性與真情。

電影界對AI的應用，也帶領我們進入了ChatGPT這類大語言模型之外的另一種模型，即能夠生成世界的模型。《騰訊科技》的報道指出，今年12月之前，世界生成的關注度並不大，但是隨著谷歌的Genie 2模型，以及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團隊的World Lab開發的模型的釋出，這一話題再次引起熱議。簡單來說，你可以扔給AI一張平平無奇的照片，生成一個可以進去閒逛的3D世界，它既符合物理規律，又能即時響應。

用李飛飛的話來說，“我們不僅想要能夠看到和說話的AI，還想要能夠行動的AI。”雖然這聽上去和已經過氣的元宇宙頗為相似，但是世界生成模型解決了硬體技術的突破，意味著元宇宙的暢想不再遙遠。然而另一方面，我們面臨的“深度懷疑”與真假之辯，或許也將不再停留在語言和影像層面，而是展開至整個世界層面。

在科學界，人工智慧也在今年彰顯了它的影響。10月8日與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了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與化學獎得主，它們都與人工智慧領域有關。物理學獎由美國科學家約翰·霍普菲爾德（John Hopfield）和英國裔加拿大科學家傑弗裡·欣頓（Geoffrey Hinton）獲得，以表彰他們利用 “物理學工具開發了強大機器學習的方法”。化學獎則頒發給了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戴維·貝克（David Baker）、谷歌人工智慧公司Deep Mind的科學家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和約翰·江珀（John Jumper），三名科學家透過人工智慧模型AlphaFold，根據氨基酸序列成功預測了超過2億種蛋白質結構，被瑞典皇家科學院表揚為“實現了長達50年的夢想、開啟了廣闊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其一，這表明諾獎委員會的表彰方法不再侷限於“物理學”、“化學”的固定類別，而是看到了跨學科背景學者的潛力；其二，雖然委員會在頒獎時對人工智慧做出了肯定，卻沒有提及ChatGPT等更主流的AI趨勢，而是完全把重點放在科學家的研究上，這也說明了委員會的立場：人工智慧將改變世界，但這不應該與大科技公司的預言混為一談。

事實上，被稱為“人工智慧教父”的傑弗裡·欣頓，去年已經離開了谷歌，且經常警告AI聊天機器人的危險，比如產出大量垃圾內容、允許獨裁領導人操縱選民等，而這些已然成為了現實。欣頓在某次採訪中指出，當技術變得比人類更聰明，這在很多方面都是好事，比如帶來醫療保健和環境預測的大幅改善，以及生產力的提升，但也要擔心事情失控的威脅。

在環境與醫療方面，這種技術的兩面性十分突顯。欣頓設計出了一種讓程式從資料中檢測模式的方法，這種方法促成了後來的機器學習革命，讓天氣預報、藥物發現、可再生能源研究包括粒子物理學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天氣預報為例，傳統的預報需要建立一個數字三維網格，從而模擬大氣的狀態，但是AI的預報方法完全不同，它可以統計和分析大量資料，再從中尋找出模式，大大提升了準確度。

弔詭的是，科技行業本身又在大量消耗資源，加劇著氣候危機。《衛報》的一篇文章提醒我們，人們往往會有一種錯覺，認為科技進步是在現實中不存在的虛擬空間進行的，比如聽上去虛無縹緲的“雲”，但實際上，“雲”所使用的基礎設施造成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商業航班還要多。例如，熱門歌曲Despacito在Youtube上的點選量達到50億次，它消耗的能源相當於每年40000戶美國家庭的供暖能源量。雖然科技公司已經在購買可再生能源，但是一方面，人工智慧模型訓練仍然要大量依賴於化石燃料；另一方面，當最大的公司致力於購買可再生能源（比如亞馬遜公司），其他企業可能會被迫轉向化石燃料，因為並沒有足夠的清潔能源可供使用。一個更重要的悖論是，即使人工智慧行業正在推動技術進步，希望使用更少的算力來訓練大模型，也並不會導向更少的電力消耗，因為相同的電力會被用來製造更好、規模更大的人工智慧系統，這正是行業的佼佼者們——比如GPT-4o和Claude3.5正在做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於今年釋出報告稱，我們應該像對待氣候變化一樣緊迫地對待人工智慧。

醫療方面的科技進步也存在這樣的悖論。今年3月，馬斯克的腦晶片初創公司Neuralink在X釋出影片，直播了首位植入晶片的癱瘓患者用一臺筆記型電腦下象棋的場景，而馬斯克的想法不止如此，他希望未來的人類大腦可以直接從計算機中獲取知識，實現人機共生。這當然是值得歡呼雀躍的進步，但是一個單靠技術進步無法解決的難題是，我們還沒有就如何分配醫療保健資源達成共識，在科學產品化的過程中，如果保險公司不予承保，它就無法惠及廣大的消費者，因為很少有人能自掏腰包支付這些費用。而如今的情況是，許多殘疾人甚至缺乏進入社會所需的基本支援。在未來，到底是誰能夠實現“超人類”夢想，這想必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介面文化今年對哲學家汪民安的採訪提到的那樣，技術既是良藥也是毒藥，人們一方面竭盡全力地發明救人的藥物，另一方面也在竭盡全力地製造殺人的戰爭武器。而人工智慧的現狀告訴我們，它也是毒性與藥性並存的——醫學方面，AI能夠幫助醫生開藥和預測癌症；軍事方面，大量AI自主武器和無人機已經湧入了俄烏和巴以衝突的戰場。

不過，就像本文回顧的那樣，人工智慧的兩面性更加複雜而深遠。在尤瓦爾·赫拉利看來，AI應該被視為”外星智慧”（Alien Intelligence），它高深莫測而令人恐懼，人類無法解釋為何AlphaGo會下出一步令人費解的棋，因為人工智慧已經擺脫了人類思維的限制，探索到了圍棋這一偉大技藝的隱藏領域；在未來，人類也將無法解釋人工智慧做出的各種決策，當關於人們的決定是在黑箱中做出的，我們就會被危險的人工智慧所吞噬。但是當我們轉換視角，AI也將成為小說家珍妮特·溫特森口中的“另類智慧”（Alternative Intelligence）。在介面文化的專訪中，她謹慎而樂觀地告訴我們，人工智慧本身是令人興奮的存在，它是非二元論的，沒有性別、膚色和人類的雜念和偏見，

哲學家拉圖爾的《棲居於大地之上》提出，哲學在這個時代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哲學才能防止各種模式相互摧毀——本文的梳理看到，這種“相互摧毀”在人工智慧時代已經是多麼普遍。溫特森談到，當AI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而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時，它的影響才是意味深遠的。當它不再被貪婪和權力所驅使，而是受智慧的驅動，人工智慧才能真正成長為美好的事物。如今，往往是前者佔據了優勢，但是我們仍然能夠選擇改變這一切，不然，在人工智慧戰勝人類之前，我們很可能就已經毀滅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