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刊登出一篇雄文，義正辭嚴，痛批蘇修。
這都是真的。
把人“診斷”為精神病關入瘋人院，實行變相監禁和精神摧殘，是克格勃的慣用手法和拿手好戲。在前蘇聯，這是一項法律明文看不見但卻實際執行的非正式制度。七十年代，蘇聯人麥德維耶夫專門寫過一本書《誰是瘋子?》，揭露克格勃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本國公民的罪行，班班可考。這本書，曾被翻譯成漢語，以供群眾對蘇修進行批判。
為什麼要採取“精神治療”呢？因為契卡傳統的肅反和古拉格這種手段，已經不太合適。某些批評蘇維埃政府的社會名流，他們大都是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體育明星等等，在國內外享有聲譽，如果一一司法審判，政府形象也可能受損，而宣佈“患病”，必須進行治療，則是一個殺人誅心的巧妙手法。
據統計，僅1967年到1970年，“被精神病”的蘇聯公民有將近6萬人，平均每天就有53個。從1967年到1988年止，克格勃第五局手下共設有16個“精神病院”，一次性康復出院的“病人”超過80萬。根據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顯示，蘇維埃“心理性精神疾病診療所”註冊登記的病人數字總計為1020萬。這個國家，“病”了！
甚至中國有位著名的老革命，也在蘇聯遭受這種無妄之災。她是一名滿身彈片走完長征的鋼鐵女戰士，拋頭顱，灑熱血，獻了青春獻子孫，沒想到，盛年之時落入蘇聯人的設計。在這裡，她度過了人生中最暗無天日的幾年，直到1947年，才被好心人解救回國。
蘇聯精神病院的獨特用處
作者| 餘一中
精神病是一種精神疾病，本來與政治無關。但是統治者卻往往出於政治目的，把政治觀點和他們不一致的人看作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即精神病人。
斯大林因20世紀30年代“大恐怖”時期實行大規模的逮捕、審訊、囚禁和槍殺，搞得國內危機四伏，國外聲名狼藉，遂把罪責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敵”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身上，並用雙手同樣沾滿鮮血的貝利亞接替了葉若夫。斯大林還命令葉若夫扮演“自由主義者”的角色，清查製造“大恐怖”的各級“三人小組”的罪惡並懲辦相關的責任人，平反一些冤假錯案，嚴格今後的辦案程式，以便給人以蘇聯嚴格實行法制的印象。
要實行法制，就意味著蘇聯當局無法再隨意將批評領導和持有不同政見的人逮捕入獄或投入勞改營了。於是，把不服當局“管教”而又不具備構成犯國事罪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應運而生。1939年，貝利亞親自把喀山精神病醫院劃歸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喀山監獄管轄，從此蘇聯有了第一個監獄精神病院。
儘管按照蘇聯法律，在押的犯人轉送精神病院做強制治療須有法院認定，但據後來的檔案披露，關在喀山監獄精神病院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未經法院批准而由強力部門直接送去的。另外，當時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檔案規定，該監獄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國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國事罪，由此可以認定所謂犯國事罪的犯人，是被當局視作“社會異己分子”和“人民公敵”的人，也即和蘇聯普通公民不一樣的，認識到斯大林的“自由”“平等”口號的虛偽性，不願當“螺絲釘”和“馴服工具”的人。
把看著不順眼的人關進精神病院，對於當局是一件既維護了法制體面，又體現了人道主義，還免除了內務部門的偵訊之苦和司法部門的斟酌刑期之勞的大好事。於是，這種做法就從斯大林時代延續到了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安德羅波夫時代……所以後來在列寧格勒、加里寧格勒等地也開設了一些監獄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裡分設了專屬強力部門管轄的科室，以滿足當局日益增長的收押異己分子、維持穩定統治的需求。
而在領導蘇聯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並正在向共產主義邁進的領袖們看來，判定異見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魯曉夫說過的那樣極其簡單：“只有精神病人才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前途。”
在以精神病為名懲治異見分子的事業中，蘇聯的內務部（克格勃）等強力部門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難忘的體會。
若列斯·梅德韋傑夫是著名的蘇聯生物學家。他生於1925年，參加過衛國戰爭，是“解凍時期”成長起來的優秀科學家。還在20世紀60年代，他的《蛋白質的合成與個體發生問題》《生長過程的分子遺傳學機理》《李森科沉浮記》等書就已經被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為他贏得了世界聲譽。
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組警察來到他家，要帶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鑑定”和“住院觀察”，被梅德韋傑夫義正詞嚴地拒絕了。當時正好在場的梅德韋傑夫的同事們紛紛譴責警察的違法行為。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們是強力部門的，你們愛上哪兒告上哪兒告去。”說完，當著梅德韋傑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給他戴上手銬，送進了卡盧加市精神病院。
5月31日，強力部門把梅德韋傑夫關進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會知名人士，他們是：蘇聯科學院院士阿斯塔烏羅夫、恩格爾噶爾特，著名作家特瓦爾多夫斯基、田德里亞科夫等。他們致電卡盧加市精神病院的總醫師利夫希茨，抗議對梅德韋傑夫實行強制治療。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蘇聯科學界、思想界和國際社會為梅德韋傑夫獲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
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分別給勃列日涅夫寫信。薩哈羅夫在信中說：“梅德韋傑夫是遺傳學家兼政論作家，他是一個具有出色的、靈活而精確的思維的人，一個心地善良的人。”這樣優秀的人竟然被說成是“精神病人”，那麼“梅德韋傑夫的遭遇明天就會成為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的遭遇。”“這種沒臉說出真實原因卻毫無根據地變著法懲治人的做法正在成為時髦。”這些話道出了籠罩著蘇聯的“被精神病”恐怖。
在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梅德韋傑夫於6月17日被從精神病院裡放了出來。
如果說梅德韋傑夫的活動涉及政治和國際問題，那麼，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為個人私事而發發牢騷罷了，但即使這樣他們也逃不脫強力部門鷹犬的魔爪。
例如，一個名叫謝羅夫的人在街頭貼了這樣一份用打字機打的徵婚小廣告：“同志們，在民主德國徵婚廣告是可以在報紙上刊登的。虧了有這種廣告，在民主德國25歲以上的男女只有3%沒有結婚，而蘇聯卻是18%。蘇聯憲法保障發表的自由，可蘇聯並沒有發表的自由，所以報紙不刊登徵婚廣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徵婚廣告貼在電線杆上和院牆上了。”很快，警察來到他的工作單位，把他送進了精神病院。
因為蘇聯公民維權意識不斷增強，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醫生們的努力抗爭，1970年以後有關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見人士的訊息漸漸被透露到國外，引起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連“文革”中的中國報刊，也曾譴責過蘇聯政府用精神病院鎮壓蘇聯人民的罪行。
1977年於檀香山召開的世界精神病學大會，在審閱了專案組提交的關於蘇聯精神病治療領域受害者與施害者的材料並認定其真實可信後，通過了譴責蘇聯出於政治目的濫用精神病治療手段和藥物的決議。大會還停止了蘇聯神經病學家與精神病學家協會在世界精神病學組織中的活動。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民眾的自我意識覺醒了，社會變得開放了，許多禁忌被解除了。關於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異見人士的資訊被大量揭露出來。出於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療手段和藥物的做法似有收斂，但事情遠沒有結束，因為許多當年穿白大褂的罪犯並沒有得到懲處，政治強權也依然存在。據俄國媒體的報道，在地方上投訴精神病醫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動用精神病醫療手段壓制異議人士的。這說明精神病恐怖的陰影還在遊蕩，只是遊蕩的範圍縮小了而已。
或許，政治家們應當多一些寬容，即使你非常正確，代表了民眾的絕大多數，反對你的只是一小撮人。偉大的蘇聯作家高爾基和扎米亞金都曾自稱為“異端”“異教徒”，他們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歷史是由異教徒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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