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上海醫科大學蘇德隆教授誕辰100週年紀念冊
撰文 | 方益昉
前不久，蘇德隆教授親屬函邀，請我為其紀念冊撰寫文章。蘇先生是中國流行病學的奠基人之一，入室弟子眾多且成就斐然，我充其量只算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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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聆聽教誨，是在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新生入學典禮上，印象中的系主任蘇先生偉岸灑脫；當年的自己，正在為上醫招生辦將我調劑到衛生系而忿忿不平，錯過了與蘇先生一生追求的衛生防疫理念的第一次共振。
我從理性上認識蘇先生，真正走進其精神世界，嚴格說來要再等四十年，即全職從事醫學史和人文醫學專業之後。2020年初春，新冠流行之際，蘇先生的大弟子俞順章先生，從中山醫院病房中，透過網路為我回憶總結了數小時的口述史素材，我們共同整理出有關蘇德隆與預防醫學的大眾閱讀文字，發表在《文匯報》上[1]，為市民提供了一點精神食糧。我也第一次詳盡研究了蘇先生敢於當面答覆領導人諮詢的相關史料，當面直言血吸蟲病防治初稿方案缺乏科學性的往事。
1955年，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確定，“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進行防治，七年消滅血吸蟲病”。具體步驟是“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
1956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手，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
1957年4月2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衛生部初步制定15年消滅血吸蟲病計劃，但部分人聲稱農業生產需要和廣大群眾迫切要求，希望計劃提前。衛生部將原定規劃，改為7年基本消滅血吸蟲病。
1957年7月7日夜晚，毛主席在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技界、文藝界、教育界、工商界36位代表人士[2]。著名的流行病學家、一級教授蘇德隆是當時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血防九人小組辦公室及血防局顧問，也應邀參與座談。據他回憶，“那天毛主席坐在一張小圓桌邊談笑風生，問我，’訂了個七年之內消滅血吸蟲病的計劃，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說，’恐怕時間太短了。’毛主席又問：’十二年怎麼樣？’我說：’十二年比較好一點。’毛主席果斷地說：’那麼，農業發展綱要上就改為十二年吧！[3]’
所幸蘇德隆的少數派觀點，終於獲得首肯。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消滅血吸蟲病的年限調整為12年。
上述對話的歷史背景相當關鍵，這是公共衛生專家醫者天道的擔當。關鍵時刻直言不諱，是蘇德隆疫情之下以身作則的不二選擇和榜樣言行，也該成為每次公共衛生事件中，後輩醫者學人傳承發揚的精神核心。
前任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黃雨舜，上醫衛生系1963屆畢業生回憶恩師時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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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家領導人直言，反映出他內心深植的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最終展現於世人面前的，則是學術大師一生的直率真誠與無所畏懼。在重大醫學問題上，他從來就事論事講科學，而這樣的人格養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力。
1906年，蘇德隆出生於南京，自幼目睹母親長期勞作，營養不良，患有嚴重胃潰瘍的痛苦，包括一個妹妹因家境清貧，無錢買藥施救而病故的悲劇，為此他立志學醫。好在蘇德隆天性聰慧，學業出眾，僅靠獎學金和勤工儉學，最終於1935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國立上海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並贏得金質獎章。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於日軍入侵。蘇德隆立即應聘內地醫療防疫總隊，出任醫務主任及第一大隊長，負責戰地前方以及交通幹線沿路的難民防疫工作。他輾轉於武漢、衡陽、長沙、重慶、貴陽、桂林等地，進行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等急性傳染病及蝨患防治和調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撲滅了長沙、衡陽和桂林一帶流行的霍亂。
比較分析起來，上醫著名老教授中，國難當前不假以種種理由躲避在上海租界孤島，內遷歌樂山共度時艱者眾多，主動前往抗戰前線者包括蘇德隆、榮獨山等一級教授。他們甚至被編入準軍事單位，並在晚年為此付出程度不一的人生代價。現在看來，民族危機降臨時刻，醫學前輩義無反顧投身其中，與他們追求科學與民主的人格養成息息相關。
在學生時期，蘇德隆加入“中華自然科學社”，並長期擔任上海組織負責人，參與《科學世界》創刊，發表了數十萬字的科普文章，為服務大眾打下良好基礎。行醫後他自備摩托車，每週奔波於教育家陶行知創辦的“山海工學團”寶山大場農村基地，國民黨元老鈕永建創辦的馬橋俞塘民眾教育館，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趙家塘鄉村實驗學校等處，義務為學員講解衛生急救和疾病處理常識，同時為村民治病。所作所為絲毫不取報酬，自斷開業行醫的致富路徑。
此後，蘇先生先後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求學，曾師從諾貝爾生理學獎獎得主霍華德·沃爾特·弗洛裡。
新中國成立之際，他謝絕了導師弗洛裡院士的挽留，回國重建了上海醫學院衛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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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先生的人格魅力，不僅在於面對重大科學問題的直言不諱，更在於面對歷史的波濤時體現的智慧與膽識。
已故祖述憲教授遺作中提到[4]，1966年9月，蘇先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遇批鬥時，校內“積極分子”貼大字報，指出研究生與導師接觸較多，呼籲劃清界限。時為研究生的祖述憲，某晚去蘇先生辦公室，見其正寫檢查，學生比老師還要沮喪，但蘇先生卻對情不自禁抽泣的學生，反而言語安慰。大意是，外面揭發的材料沒有什麼重要東西，運動不會太久的。開會批鬥時，“你可以attack我，不要緊的”，對年輕人充滿諒解，對社會與人性洞察通透。
從大量蘇先生家屬的回憶中，我們也得以看見更加活生生的學術大師，從來不會屈服於外界干擾，以“疾風不終朝”自勉，堅信困難終將過去，活得通透瀟灑。
他白天掛牌挨鬥，利用在動物房養狗“勞動改造”的機會，偷偷做實驗。晚上回家繼續讀書工作，動員夫人和女兒，幫著一起做實驗。家人們一邊幫他謄抄稿件，一邊勸他好好休息不要再寫，以免再遭批判。但他認為寫文章就是休息，現在沒有人看，將來總會有用，科學終將戰勝愚昧。他利用這十年成稿二十餘萬字，文革後為主編新版《流行病學》所用。
1985年，蘇先生為我班大學畢業紀念冊，留下最後題字，“為了人民的利益，甘願獻出自己的一切”，未料恰似自擬墓誌銘與人生寫照，二天後蘇先生不幸遭遇車禍。學術大師身後潔淨，他拒絕違背科學原則，為醫學和人生留下最有價值的歷史借鑑。
本文圖片均來自上海醫科大學蘇德隆教授誕辰100週年紀念冊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1]俞順章，方益昉等“蘇德隆和上海公共衛生往事”《文匯報》2020年4月3日
[2]新華社：“毛主席接見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解放日報》1957年7月7日
[3]本報記者：“一次難忘的談話——蘇德隆教授的回憶”《解放日報》1978年12月20日
[4]祖述憲：《蘇教授影響了我的一生》，《九三學社》2016年（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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