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們在應對悲傷時有所進步嗎？悲傷如何融入數字世界？它是否已被以下現實改變：網際網路無所不在；捕捉和記錄一個人的音容笑貌，有成千上萬種方式；即便人已經去世，社交媒體賬號也存續？死亡噴子橫行，臉書（Facebook）紀念館問世，坎耶·維斯特將金·卡戴珊的已故父親製作成全息圖送給她作為禮物——在這樣一個時代，為一個人悲傷意味著什麼？

透過《悲傷播客》，我意識到悲傷新世界的存在。數字哀悼者（這是我對他們的稱呼）會大大方方地向我展示他們的手機螢幕—已故親人的照片，這對他們而言再平常不過了。而我是一個有形世界的悲傷者。

我父親於1998年去世，彼時，網際網路尚未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谷歌還要五個月才建好，距離臉書誕生還有六年，距離優兔（YouTube）出現還有七年。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對父親而言，不啻為一個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新世界。

按照官方的說法，我算是“千禧一代”。但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意味著我一隻腳留在撥號上網的嘈雜、笨拙世界，另一隻腳則邁入了元宇宙。我還記得社交媒體出現以前的生活，記得初次聽聞無線網際網路這一概念時受到的身心震動（拿著筆記型電腦在家裡走來走去，喊著“這裡也有網”）。

我是20世紀的遺物，我出生那會兒是家用錄影系統、磁帶和手寫信的時代。我的悲傷無法儲存在數字世界裡。對我來說，只有那些記憶和有形的物品才能讓我感知父親的存在，比如度假時他給我買的一個玻璃蘑菇、我坐在他肩上的拍立得相片、一張寫著“讓我們討論一下這個吧！愛你的父親”的座機賬單。

我的悲傷是老式、機械、過時的。如果在谷歌搜尋框裡輸入父親的名字，不會跳出任何資訊。

我在寫這章的時候又搜尋了一次，萬一呢，我不禁想……也許他就在這裡，在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但他不在。他的生活和我的悲傷都儲存在有形的世界裡。我所有的數字檔案都是從模擬原件那兒轉移過來的，右上角的紅色日期戳仍清晰可見。他的家不在數字世界裡。我沒法檢視他的簡訊或接收語音郵件。他的聲音好像外語，他那兒記錄事情的方式與我們不同。

直到開始與數字哀悼者交談，我才發現自己的儲存模式簡直老掉牙了。

他們向我描述了儲存記憶的各種方式。我這才意識到，自從父親去世以來，世界早已改變。現在，我們能將對逝者的記憶儲存在很多地方。數字哀悼者無須將逝者的每個生活瞬間都牢記於心，他們需要的只是備份驅動器，或一部帶 32GB記憶體的手機。他們在這些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型裝置中儲存了資訊、電子郵件、語音筆記、照片、影片、社交媒體檔案和網站，還在網際網路上儲存與逝者有關的海量生活記憶。

他們還能在專門的網站或應用程式上分享走出悲傷的心路歷程，記錄每個階段的情況，朋友們都可以關注；或者逝者本人在生前可能也寫部落格、錄製播客，記錄自己走向生命終點的感受。瞧，有這麼多儲存記憶的備選方案，你可以放心了吧。

數字哀悼者擁有豐富的儲存方式，這令我困惑。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位老奶奶，看著一輛花裡胡哨的汽車飛馳而過，趕緊抓牢自己的草帽，對著車尾捲起的塵土喊道：“哦，天哪，它跑得比馬還快！”是的，數字哀悼者什麼都有了；只要他們想，就能隨時隨地“訪問”離去的親人。我真嫉妒他們！撥通手機號，就能聽到逝者的語音留言；訪問照片牆（Instagram）主頁，就能看到他們還“活著”。這一切對我來說就像魔法，我做夢才能擁有這種數字悲傷。

我沒有任何類似的數字片段，可以用來拼湊還原父親。

我有什麼呢？在母親家那個閣樓的深處，有一個褪色、落滿塵土的紙箱，裡面有我哥哥十八歲生日時的錄影帶。如果我想再看父親，就得爬上梯子，鑽進閣樓（看見蜘蛛也得忍住別叫），然後找到那盒錄影帶，接著，上網買個播放器，插上電源，最後把帶子放進去。我會看到一段有關卡丁車場的搖搖晃晃的錄影，它是用 20 世紀 90 年代的攝像機拍攝的—百個藍色和紅色的輪胎堆在一起，讓這裡看

起來不那麼像北環路附近的改裝倉庫。

哥哥當時剛成年，他和他的朋友們都穿著綠色的連衫褲工作服—自我感覺就像一級方程式賽車手，而不是一幫半大小子。我時不時出現在鏡頭裡。

那年我十四歲，頭髮剛梳過，看起來很蓬鬆——還沒人告訴過我捲髮不能這麼打理。鏡頭裡的我在微笑，和這些小大人一樣的大男孩在一起，我興奮壞了。接下來，鏡頭轉向賽道上的卡丁車比賽；男孩們喝著啤酒，大喊大叫，雖然他們表面故作輕鬆，但顯然都對這次跳出沉悶的倫敦郊區生活興奮不已。

接著，父親出現在遠景中，他頭髮烏黑，髮際線已經開始後移。他沒看鏡頭，而是望著賽道，看起來有點嚴肅。他臉帶笑意，正專心看著比賽。有時，他也會和男孩們一較高下，並且絕不留情。最後，他們舉行了頒獎儀式，宣讀獲勝者的成績，父親得了冠軍。他站在小領獎臺上第一名的位置，旁邊站著我哥哥——他得了第二名。一個從十八歲就開始開車的男人，決定在兒子生日這一天打敗他。父親獲得的獎品是一瓶廉價的香檳，他搖著香檳瓶，酒噴得到處都是。大家笑作一團，用我不太懂的語言開著玩笑。

我們的朋友在場時，父親經常讓我們很尷尬，他堅信父母的職責（要我說，這簡直就是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讓孩子們難堪。哥哥和我沒法一笑而過。每次他這麼做，真是讓我們無地自容。但那天是個例外，他表現不錯，沒整什麼么蛾子。他看起來挺放鬆的。我猜，當時他心裡的那個大男孩應該也感到很愜意吧。

我知道這就是我將看到的，因為最後我也確實爬上閣樓，找到了那盒錄影帶。後來，我做了數字轉換，免去了煩瑣的閣樓之旅。開啟電腦，父親就出現在螢幕上，甚至都不需要再連一根延長線——他肯定會對此感到無比驚訝。二十年過去了，我看著影片，意識到我不光記得拍攝那天的情形，而且一直都還記得這段影片的存在。

就在他去世後不久，也就是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看過了。當時，我看到它就在電視機旁，恍惚間，我已經把它放進播放機並按下了播放鍵。

他出現在螢幕上的那一刻，我意識到他再也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世界裡了，我感到痛苦，心如刀絞，這太殘忍了。

大概一年後，我在清理《紅矮星號》和《黑爵士》的影片時，又看了一遍，因為我當時看到那熟悉的字型—他在錄影帶的白色標籤上寫的鉛筆字。在那之後，我就把錄影帶收起來了，我不想在不經意間再度看見它。

可事實證明，那一切早已烙印在記憶深處，只要我想，就能在腦海中回放。影片的每個細節都融入我的意識之中——如果我想再看到那個活著的他，就只能如此。

我只剩這段記憶了：那裡有他和我，沒有悲傷。

起初，我很嫉妒數字哀悼者。特別是當我把自己用來承載記憶的剪貼簿與他們的記憶相比時，本就悲傷的我更是被推向了憤怒的極限，因為他們擁有的比我多得多—更多的時間、關愛、希望、運氣。一句話概括，他們擁有更多對逝者的記憶。但當這種感覺逐漸減退後，我才明白自己最真實的感受還是悲傷，以及記憶無法數字化的失落感。

我最為父親感到遺憾的一點是，他從未真正體驗過數字時代—他肯定會愛死這個時代。他痴迷於與人溝通，甚至在家裡搭建了一個內聯網（算得上MSN原型），以便他、哥哥和我互相發信息。（可我們仍喜歡用老辦法—喊叫，“茶好啦”，要是對方沒聽見，我們還會生氣。）

他把一個尋呼機、一部車載電話、一個掌上電腦，還有一些奇怪的六邊形磁鐵粘在一塊白板上—就是那種用來實施頭腦風暴的白板（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醒，給我展示他的成果，就好像要我和他一起制定戰略—可我只是一個穿著泰迪熊睡衣、昏昏欲睡的十歲孩子啊）。

如果他能看到社交軟體，很可能會興奮得暈過去。如果他能活過2000年，他肯定也會像個白痴一樣排隊購買新上市的蘋果手機，他還會有自己的照片牆和推特賬戶，他也會真心認為領英是個有趣的地方。

但他沒能活到千禧年，所以我只能用笨拙的方式記憶過往生活的點滴。我得使勁兒想象他穿著“世界跑步者”套頭衫開心地笑著，彼時我就坐在他的肩膀上。因為捕捉到這個瞬間的拍立得相片

已經嚴重褪色，所以我只好把它從我的佈告板上取下來。我不忍心看到它一點點變皺、消失，一切有形的實體都難逃此命運。我不想再一次失去他，再一次悲傷。有時，我會發現一張他用來給我留言的電話賬單，我就那麼盯著它。我想起我們過去常常討論家庭事務，倒也沒什麼特別的，比如我是他的女兒啦，我打太多電話啦，諸如此類。你可能會說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有時我想，正是由於這很平常，因此比數字時代賦予的任何東西都更直擊心靈。

我相信，正是因為我的悲傷植根於一個凌亂的模擬世界，所以我很少有機會看到那些讓我想起他的事物，也就不會常被刺傷。如果我想找到他，重新揭開傷口，得費點時間和精力，更別提那些灰塵了。

我寫下這些，也是為了讓與我處境一樣的朋友放寬心：這種困境並非沒有好處。雖然那些記憶年代久遠，但效力絲毫不會減損——記憶不必非得高畫質、虛擬才珍貴。

你珍視的物品和關於逝者的所有記憶，都值得被愛、被欣賞。我們有時稱之為“悲傷中的過渡物品”，它們會在我們消化悲傷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某種程度上，逝者就蘊含在這些物品裡，就像小孩子時刻需要一條毯子提醒自己是安全的。微小的物品也可以承載愛、童年以及那個人離世前的一段美好時光。

我有一個玻璃蘑菇，它是小時候父親送給我的—藍綠色玻璃上有個彩虹般的漩渦，就像浮油一樣。不知道是在土耳其還是馬耳他買的。我記得那是一次一日遊，我走出酒店，走進那家商店，在琳琅滿目的貨架上一眼就看到了它，心想“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東西了”。

我告訴了父親，他要給我買。他難得這麼認真地聽我說話，接著，就為我買下了它。我簡直開心極了，我擁有了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今天，它還擺在我的桌子上，提醒著我：我有一個父親，他很愛我。

悲傷久了，我漸漸意識到，很多記憶的存在，是為了讓你時刻記得你被愛著並且愛著別人，只是這些情感的表達方式可能很複雜。與父親有關的物品差不多可以放滿一個紙箱，它剛好裝下二十年來我對他的思念。

東西雖然不多，但說實話，足夠了。

起初我只看到，數字哀悼者享受源源不斷的記憶儲備。但與他們交談後，我認識到了自己的天真——難道記憶越多就越好嗎？那些語音留言、電子郵件、個人資料頁面，都無法治癒悲傷。那個人去世的事實並未改變，可悲傷仍伴隨點贊、短影片和超高速寬頻存在著。隨著與現代悲傷者交談的深入，我開始理解這個新世界複雜的一面。一個大活人要想玩轉社交媒體已經夠難了，更何況還在為親人哀悼呢。

“死亡技術”是指對死亡和悲傷的技術控制。該詞最早是由死亡學家卡拉·索夫卡博士在20世紀90年代初創造的。她的研究課題是網際網路如何幫助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體驗悲傷。進入21世紀後，物質世界和數字世界開始爭奪優先權。網際網路不再是我們偶爾訪問的地方，而是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個人去世，意味著他同時在現實世界和數字世界中消失不見。

記者兼作家黛博拉·奧爾於2019 年10月去世。此後不久，推特刪除了她的賬戶和所有內容。她在平臺上釋出的評論被刪除，就連她和朋友之間的聯絡—多年的往來郵件、有趣的資訊等也被刪除。

簡言之，在數字世界結交友誼的所有記錄被抹去，從此她在現實世界和網路空間徹底消失了。我曾如飢似渴地讀過作家、學者一類名人的信件，這種偷偷潛入他人思想的活動給我帶來了很多樂趣。

在我看來，這些信件躲過火災或被丟入垃圾桶的命運而倖存下來，可稱得上奇蹟了。但儲存工作通常由作者的相識完成。進入數字世界後，我才意識到真正為我們所擁有的內容實質上少得可憐。記憶已經變成平臺的財產，如果平臺想刪除它們，那我們基本上什麼都做不了。那麼，我們將如何緬懷數字時代的偉大作家和傳播者？難道博物館展覽能直接把他們的推特密碼給我們，讓我們登入進去隨便看嗎？

我們的生活越是數字化，我們耗在這些平臺上的時間就越長，以至於最後，我們要在這裡哀悼逝者。

如果哪位名人去世，推特標籤很快就會被追加——今天，我們大都透過這種方式得知某人去世。還有一種更可怕的情況：你看到有人上了側邊欄的熱搜，便瘋狂點選，只是為了確保他們其實沒死。

想想看，人們若是從社交媒體上得知親人死亡，該有多麼震驚和痛苦啊！對此，索夫卡博士舉了以下例項進行說明：美國四名高中生在一場車禍中喪生，其中一名學生的母親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趕到醫院急診室，只見孩子的老師迎了出來。

原來，社交媒體已經報道了這場車禍，死者的同學知道誰在車裡、誰沒有回簡訊。隨後，死者的名字在社交媒體上傳開，大家都知道遭此橫禍的人是誰，所以老師在孩子母親尚未了解情況之際就趕到了醫院。

至於以這種方式獲知死訊是減輕還是加重親人的痛苦，我們很難量化。但這種方式無疑能快速傳達那些難以開口的悲慘訊息。數字世界的悲傷才剛出現，我們都不太習慣，仍在學習如何去適應，而在這個過程中，犯錯是不可避免的。

網際網路的一個恐怖之處就是網路噴子——這種形式的霸凌可能演化至惡劣的程度，有的人甚至在遭受網路攻擊後自殺。

其中，最可怕的一種因素是“死亡噴子”，他們拿逝者開玩笑，嘲笑逝者，發表可怕的言論。臉書的紀念頁面可能會被這些死亡噴子“接管”，他們嘲笑死者的外表，標籤上充斥著醜化其死亡方式的表情包，就連其他人在網上分享的悲傷也不能倖免。2011年，英國一個網路噴子製作慘死青少年的表情包和優兔影片，結果被判刑。

這種網路行為的增加，最終導致大型社交媒體公司改變關於死亡和喪親的政策—誰會想到有一天這些政策竟會與悲傷產生交集呢？2012年發生的一起特殊事件，促使臉書對其指南做出重大修改。在此之前，該平臺允許任何人透過釋出訃告鎖定賬戶和紀念。

事件經過如下：一名十五歲的女孩在德國被火車撞倒身亡，她的母親想要登入女兒的賬戶，可因為有人已經鎖定她的賬戶而未能成功。於是，這位母親訴諸法庭，擔心女兒在事發前受到了欺凌，想看看女兒去世前誰給她發了簡訊。

該母親一審勝訴，但上訴法院駁回了該判決，裁定私人資料權優先於父母的權利。女孩的父母再次上訴，二審判決又被推翻，理由僅僅是女孩與臉書之間的合同在她去世時就終止了。

我想，在她十幾歲建立賬戶時，父母肯定沒有預見到會出現這種複雜的情況。

正是類似的情況迫使我們正視數字世界的本質，它的的確確是個世界。兩位參加我播客的嘉賓都談到，自己透過臉書得知父母去世，當時他們與家人都不怎麼聯絡了，其中一人與父親的關係疏遠，另一人從小被收養，剛剛得知自己的生母是誰。

二人都從一個用來了解朋友最新動態的平臺得知父母去世，並對此感到震驚，這訊息來得猝不及防。臉書不該承擔醫院候診室的職責，但它已然如此，還不止於此。它變成了一個大市場，所有相識、相交的人在那裡交換或無聊或重要的資訊。

臉書關於死亡和悲傷的另一項政策變更是，使用者可以指定某人為“遺產聯絡人”，該人負責監管逝者的主頁。遺產聯絡人可以選擇將逝者的主頁變為紀念頁，以便逝者的相識分享過往經歷和照片；他們也可以選擇維持原樣，就像使用者還活著一樣，人們可以繼續與使用者互動，甚至請求新增使用者為好友。

如果使用者真想指定某人擔此重任，可能也會告訴當事人這一決定。如此一來，社交媒體公開承認其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即迫使我們思考自己去世後會發生什麼。

啟動一場關於遺產聯絡人的討論，可能引發另一場關於遺囑或葬禮的更大規模的討論。只要允許這種想法進入我們的數字心靈，我們就會不由自主地開始思考自身的“數字遺骸”，這個詞語的創造者也是死亡學家索夫卡博士。

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經簽訂了遺產聯絡人服務合同，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瞭解這項服務。

此時此地，如果我們尚且無法談論自己的葬禮計劃或臨終關懷等事宜，我們真的準備好處理數字世界的身後事嗎？

資料專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教授提醒：“我們不知不覺就積攢了大量數字記憶，而又總是懶得去刪除它。當記憶變得廉價和容易時，忘記卻變得昂貴和困難了。”對許多數字哀悼者來說，這可不是個假設性問題，他們如今不得不在這個新奇的世界及其帶來的各種複雜局面中尋找出路。

在數字時代，喪親者確實受益匪淺，有一個龐大的線上社群幫助數字哀悼者渡過難關。

自我 2016 年建立《悲傷播客》以來，社交媒體上湧現了大量幫助人們走出悲傷陰霾的賬號。它們大都提供色彩鮮豔的圖片、易於閱讀和理解的幻燈片，教你如何與他人談論自己的悲傷，如何應對各種節日，如何處理隔離期的悲傷。有些賬號只是簡單地分享相關的故事、圖片、表情包和塗鴉。

你只需關注“悲傷”、“悲傷之旅”、“悲傷與失落”和“悲傷糟透了”等標籤，就能發現這類賬戶。每個月，我都能看到新增大量設計精良的賬戶，它們的資訊圖透露著巧思。這群人不怕談論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恐懼，數字哀悼者可以自由出入這個世界。

我採訪過一名Z世代哀悼者，她說一生都在上網，所以很清楚什麼時候應該離開，包括離開數字悲傷社群，這對她來說易如反掌。當然，這裡還存在一種危險，即將巨大而複雜的痛苦狀態濃縮成一張張易於理解的幻燈片和圖示。要知道，悲傷可不是一項內容，而是一段過程，並非單純依靠粗體字和撞色設計就能解決。

但數字化的確擁有治癒的力量——它可以讓你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參加葬禮，在紀念館發表講話，甚至和彌留的親人告別。這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幾年都得到了驗證。

如若沒有這些技術，許多人可能會錯過親人的遺言，給本就痛苦難耐的局面再添創傷。2021年，英國教會開展了一項線上調查，結果表明過去一年70%的人無法到現場參加葬禮，40%的人透過直播的方式觀看了葬禮儀式。

2020年12月，一條有關美國重症監護室準備iPad的推特帖子在網上瘋傳：一排螢幕被架高，以便患者進行最後的“數字化”告別。這無疑是數字時代令人震驚的悲傷縮影，同時展示了技術賦予我們的力量—新冠疫情到來前，沒人預測技術有朝一日竟會派上這個用場。

現在，我們只需登入視訊會議軟體，就能觀看葬禮儀式，甚至死亡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把遺言提前錄好，以便子女以後觀看；也可以輕鬆記錄死亡或一段美好時光。而過去，這些記憶終將隨著衰老而消逝。

每當想起埃米莉捕捉那一刻的勇氣，我仍深受感動——她在那種情況下依然思維清晰，透過疾病看到了未來。有時候，數字世界帶來的治癒確實比傷害多。今天的年輕人比我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物品來懷念逝者，對此我深感高興和欣慰，不過我僅有的一點記憶對我而言也同樣珍貴。

孩子們可以不斷按下播放鍵，觀看很多段影像，他們可以一直看，一次次回放那個畫面。他們會問：“我跟這個人長得像嗎？”“這個人是誰？”他們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2020年，跟我關係很近的一位朋友突然去世。

我在翻閱收件箱時，忽然發現我們倆最後的通訊，看著這些郵件，我忍不住崩潰了。我重讀了一遍郵件，回憶著當時的對話，看著她的那些話語，又不禁笑起來。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真是天真透頂。接著，我仍把它們留在收件箱裡，當作最珍貴的信件。

我以前從未遇到這種情況，可我知道不能把它們歸檔，至少現在還不能，也許，我還可以給她發郵件打個招呼？當我不小心在電腦上看到她的名字時，我很難過，但同時感到一絲暖意，因為曾經與這樣一個美好的人相識。我很欣慰電腦裡和廚房裡留著與她相交的記憶——她送給我的威爾士愛勺就放在廚房的一個裝滿筆的杯子裡。我時不時看到這兩個世界裡的她，想起這個美好的人曾經出現在我的生命裡。

現代哀悼的本質並未改變——仍是哀悼，儘管科技提供了大量曾經做夢也想不到的懷念方式，但事實上數字悲傷也是悲傷。數字世界所能提供的只是另一個寄託哀思的地方。

不管你抓著不放的是一張紙，還是無數條推特，你內心渴望抓住的都是那個人。數字世界固然能為你提供更優質的聲音或影像，但它並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活生生的那個人。無論是在數字世界還是在現實世界，我們苦苦追尋的只是一種留住那個人的方式。這就是真相：在那個人離開後，找尋他，想要填補那個空位。

那就帶上這些記憶吧，帶上你所需要的一切繼續生活下去。允許自己保留一些能讓你感到那個人依然存在的東西——無論是藏起來的信件還是永遠都不會刪掉的語音郵件—這樣，你就能在悲傷中繼續生活下去。東西就在那裡，但同時你必須在沒有他的世界裡生活——只要你能保持平衡。這麼做一點問題都沒有。他仍以各種方式與你同在，這讓你感到喜悅，當你需要記住、想要記住的時候，他就在那裡。

他在那裡。

一直都在。

卡里亞德·勞埃德 著；脫泠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11月

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