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加拿大一位富豪–一家科技公司的老闆Avi Bryant在一家大型銀行財富管理部的會議室裡一語驚人。
負責Bryant 賬戶的投資經理並不滿意他提出的投資策略，因為這可能會讓他向加拿大稅務局（CRA）繳納更多稅款。然而Bryant回應說：“沒關係，我願意多交稅。”那位經理尷尬地笑了笑，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
Bryant承認，自己是個富人。30歲時，他將自己創辦的小型加拿大科技公司 Dabble DB（一款早期線上資料庫工具）出售給了推特（X的前身Twitter），之後他就與家人搬去了舊金山。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在矽谷幾家初創公司擔任高階技術職位，大多時間在BC省的Galiano島遠端辦公。他在40歲時已經退休，積累了足以支援其餘生所需的財富。
他說，自己的財富大部分來自於“運氣”。在離開推特後，他加入了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支付公司 Stripe，隨著Stripe估值大幅上漲，他的股權也大幅升值。
Bryant坦言，自己從一開始就擁有極大的幸運——他出生在加拿大。他不同意“白手起家”的說法。他回憶起父母上世紀70年代從美國移居加拿大，當時住在溫哥華一棟由市政府與聯邦政府資助建造的合作住宅中。
他的父母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擁有穩定的工作，而他自己也在溫哥華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後來憑藉政府資助的獎學金進入UBC。創業初期，他還獲得了公共養老基金的投資支援以及加拿大研發退稅補貼，用以支付大部分工資。
在他看來，正是這些社會資源構建了他財富積累的基礎。他反問：加拿大為他投資了這麼多，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回報？
作為一名科技企業家，他熟悉風險投資模式：多數初創公司都會虧損，但其中偶爾會出現類似Stripe這樣的大成功案例，其回報足以覆蓋所有其他失敗投資。Bryant認為，加拿大應該採取類似邏輯：國家應對全民進行普遍投資，而稅收的主體應來自那些有幸積累大量財富的人。
他和妻子如今是“加拿大愛國百萬富翁”組織的成員。該組織彙集了淨資產超過500萬的富裕人士，主張透過提高對富人的稅收來縮小社會不平等。
但現實是，加拿大在扶持人們實現財務成功後，卻在富人變得富有之後對其過度優待。理論上，加拿大實行累進稅制——收入越高，應繳稅率越高。然而，現實中最富有群體的有效稅率往往低於中產階級。因為富人可透過股票、房地產和初創企業投資獲利，這些渠道享有稅法上的減免。他直言：這並不公平。
他支援特魯多政府曾提議的提高資本利得納稅比例的政策，並主張進一步堵上富人常用的避稅漏洞，例如透過抵押股票貸款來長期避稅。他還呼籲限制自住房資本利得的豁免政策，認為雖然該政策本意是保護工薪階層，但也讓持有數千萬豪宅的富人免繳一分錢稅款。
此外，他建議對私人飛機和遊艇燃油課以重稅，以抵消其對環境的影響。他表示：“我並不是反對富人擁有這些奢侈品，但他們應當為此向社會補償。”
Bryant承認，這樣的觀點並不容易公開表達。他清楚這意味著要與很多鄰居和朋友“劃清界限”，甚至可能被科技行業同行孤立——他們中不少人都反對修改資本利得稅政策。他們聲稱，加拿大若取消稅收優惠，會導致人才和資本流失。但Bryant對此並不認同。
他指出，加州是美國稅率最高的州之一，卻仍是科技公司與人才的聚集地。這是因為加州擁有良好的教育、基礎設施和醫療體系，讓人們願意在那裡生活和創業。他強調：“富有的加拿大人若只想靠削減公共服務來避稅，顯然沒有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
他還指出，丹麥就是一個值得借鑑的例子。該國最高所得稅率為52%，資本利得稅也高達42%，整體稅收佔GDP比重達47%，遠高於加拿大的35%。但正因如此，丹麥擁有世界一流的福利體系與最低的貧富差距之一，也常年躋身“全球最幸福國家”前三名，而加拿大卻排在第15名或更低。
在他看來，若加拿大希望提升國民幸福感與生產力，稅收就必須有所提升。他建議加拿大重拾1970年代的非營利住房建設傳統，增加對科研的投資（尤其在美國削減政府科研支出背景下），並設立“永久版CERB”基本收入保障體系，在貿易戰等外部風險中給予工人支援。同時，應加大對幼兒教育和各級公共教育的投入。
Bryant也指出，慈善無法取代公平稅制。他本人也從事慈善，比如投資海洋電氣化專案，以推動船舶脫碳。但他強調，只有政府擁有足夠規模與公信力，才能真正實現全民福祉。
他總結說：“一個民主政府要求富人回饋國家，這是解決重大經濟問題的唯一正道。作為0.1%富人之一，我可以負擔得起納稅，也可以做慈善——兩者並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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