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網)12月18日，全球化智庫(CCG)與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釋出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7)》(以下簡稱“報告”)。根據教育部最新資料，2016年，我國留學回國人員43.25萬人，超過8成留學生學成後回國發展，較2015年增加了2.08萬人，同比增長3.97%。中國作為最大的留學國，持續影響全球留學的發展狀態。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簡稱IIE)“Project Atlas”研究資料，2016-2017學年，世界八大留學目的國接收高等教育國際學生總數達3533999人，較2015-2016學年增幅稍有下降(0.04%)。同時，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較上一學年增幅下降3.7個百分點，而英國僅上升0.3個百分點。相反，中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三個國家的國際學生持續增長。中國繼續保持第三大留學國位置，2016-2017年接收高等教育國際學生442773人，同比增長11.4%，較上已學年增幅上升5.9個百分點。
報告顯示，工作和移民政策是影響留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歐美髮達國家為國際學生提供了通暢的發展途徑使其能吸引大量國際學生。報告主要從美國、英國和德國三個OECD國家的工作和移民政策具體分析了政策對留學發展的影響。美國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特朗普就任後頒佈的一系列政策，以“禁穆令”、H-1B簽證制度、移民制度等針對國際勞工和移民為代表的政策改革對留學發展影響最大。特朗普時代，國際人才政策雖然縮緊，獲得H-1B簽證人數的增長則相對緩慢，但引進高階人才的核心沒有任何變化，國際高階人才競爭愈發激烈。
英國因為經濟低迷使其在留學、工作和移民政策做出了相應調整，以至於留學生在結束學業後透過工作簽證留在英國的可能性持續降低。2017年11月，為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優秀人才和發展創新產業，內政部宣佈將T-1簽證的數量增加一倍。
相比較英國和美國由於留學移民政策緊縮導致國際學生增速下降，德國憑藉發達的經濟、先進的學科技術水平和獨特的文化受到國際學生、尋求職業發展機會的年輕人和移民的青睞，但其2016年開始對工作籤政實行打分制，收緊的移民政策趨勢顯現。與此同時，由於德國政府大舉接收難民，德國社會內部矛盾加劇，對吸引留學生和國際人才發展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CCG調查顯示，從2012-2015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主要留學目標國家不但呈現出留學博士生佔該國在讀博士生群體較高比例的情況，而且還在所佔比例上出現了連續增長。例如瑞士達到54%，較2012年連續三年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美國作為留學大國，其留學博士生佔比從2012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8%，增長了9個百分點。
留學博士生比例的持續增加，為發達國家在專業學科領域帶來源源不斷的創新力量，而對高階人才的來源國家來說，如果不能形成有效人才迴流或者人才環流，也意味著存在高階人才的流失的風險。
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中國仍然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家的最主要留學生源國。據統計，中國留學生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留學生的比例超過30%，佔韓國和日本留學生比例更是達到57.3%和49.3%;而在歐洲一些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雖然中國留學生佔比並未超過10%，但也是該國最主要的留學生源國。從中國留學生佔比變化情況來看，2016年中國留學生在各主要留學國家的比例變化基本不大。其中，澳大利亞、瑞士佔比增幅較大，分別為6.2和6.86個百分點;日本、韓國和俄羅斯佔比有所下降，降幅分別為6.6、4.7和6.3個百分點。可以看到的是，雖然中國留學生在日本、韓國和俄羅斯佔比下降，但並沒有影響中國作為最主要留學生源國的排名。
報告指出，我國中學留學生數量在世界主要留學目的國中佔比較高。根據IIE《Globally Mobile Youth》報告資料，2016年在美留學的中學生中來自中國的學生達到33275人，佔美國該學年國際中學生總量的41%，較2012-2013學年增長了48%，超過了學位學生和交換學生總數12%的增長速度。此外，中國中學留學生在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國際中學生增速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學學生的平均增速，英國和澳大利亞國際中學生的數量佔比分別為55%、23%和54%。
IIE報告指出，中學留學生持有F-1簽證與J-1簽證的變化情況，表明了該學生群體更青睞於獲得美國中學文憑的意願，而他們當中有約69%的學生計劃在中學畢業後申請高等教育學校。
報告分析還指出，雖然近半數海歸認為自身的競爭力高於國內同類學生，但海歸群體的劣勢仍然明顯，65.9%的海歸受調查者認為不瞭解國內就業形勢和企業需求是阻礙其工作發展的主要問題，45.3%的海歸受調查者認為不適應國內人情社會，難以獲得發展機會，41%的海歸受調查者認為不熟悉國內市場環境是影響其求職的主要原因。
海歸調查報告指出，當前海歸群體的出生年代越來越集中在1980-2000年之間。在受調查的海歸群體中，90後回國的海歸佔受調查者數量的53.3%，80後回國的海歸佔受調查者數量的42.3%。因此，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1980年後出生的人普遍為獨生子女，出國留學對於家庭的影響相對較大，回國發展有很大的因素與家庭團聚有關。
由於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實力日益壯大，作為中國公民，民族榮譽感和自豪感與日俱增，其中，有62.7%的海歸對出國以後更加熱愛祖國的看法表示認同，對於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團結有著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隨著留學的平民化發展以及大規模“海歸潮”的到來，曾經光鮮亮麗的海外文憑也已經不再是就業的穩妥保障。褪去“光環”後的海歸正在面臨著就業壓力的嚴峻考驗，海歸就業進入“青銅時代”。一方面，留學教育大眾化使得留學的整體質量出現下降，一些“野雞大學”湧現，也造成留學生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等諸多方面的嚴重損失;另一方面，留學產業化發展迅速，留學服務機構成為很多學生申請國外學校的好助手，但也有依賴留學服務機構的情況發生，使得準留學生對於留學申請過程沒有良好的瞭解與體驗，對於學校選擇與未來的發展沒有自己明確的規劃，造成留學成本與留學收益不匹配;此外，國內人才市場越來越注重求職者的工作能力與經驗，僅憑藉在國外的學歷已經無法成為求職的穩妥保障。
面對海歸就業的“青銅時代”，留學生和準留學生需要深入思考留學的價值與意義。一方面，留學並不是萬能的，留學僅僅是透過另外一種方式或者渠道來獲取知識和技能，所以對於出國留學需要有準確的定位，即透過留學希望獲得哪些成效，有哪些方面可以提升;另一方面，留學前及留學過程中的規劃必不可少，社團活動的參與、實習機會的把握以及社交能力等都應當是留學生在良好地完成學業的同時，需要重點關注的發展機會。面對越來越國際化的中國市場，僅依靠留學文憑而“裸歸”的海歸群體，可能會在就業發展階段遇到更大的困難。
報告中，CCG還建議留學生及家長應該樹立客觀、成熟的留學價值觀，留學生及留學家庭應該理性選擇和規劃留學，而社會也需要對留學生有更多的包容。海歸特徵的就業、創業和大資料研究的綜合服務平臺的搭建也顯得尤為重要。對留學生而言，應該不斷提升自我保護意識，同時，家長也需要培養子女的獨立生活能力、關注孩子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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