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卡門》首演海報

某年聖誕前夕，我與朋友來到西班牙塞維利亞。大街上張燈結綵，眾聲喧譁，一場狂歡已拉開序幕。遊客們交頭接耳，談論鬥牛。我在迷離的燈影中張望一個人影。那個人影描畫不清，但我隱隱覺得，時機一到，便會認出。朋友似乎也在張望。——誰？我們沒說。但那種默契錯不了：我們在尋覓同一個人影，一個波希米亞的幽靈。

聖誕當晚，我們沿著曲折幽深的巷子拐進一個小酒館——房東太太推薦我們去那兒看弗拉明戈舞。酒過三巡，光暗下來，曲子節拍愈發清越，我跟朋友默然不語。眨眼功夫，樂師跟前冒出一個女子，紅裙曳地，漆黑的頭髮盤在耳側，簪一大朵金合歡，眉眼低垂，一手叉腰，巋然不動。曲拍漸漸零落，只剩一拍迴響，彷彿深夜更聲。很靜，座中人如在夢寐。剎那間，女子眉峰一揚，兩道黑眸放出閃電，唇邊暗影浮動，笑意未明，手臂高舉，紅裙火一般飛起來。我們近在咫尺，那裙子幾乎拂過面頰。像事先商量好的，我和朋友同聲呼道：“卡門！”

這自然是一種幻覺。但這幻覺很真實——就在那個瞬間，在塞維利亞的紅衣舞女身上，我們尋覓的幽靈亮出了真相：一個虛構的角色從長夢中甦醒，用舞女的身體訴說關於自由的真相、關於愛情的真相。

愛情跟自由這兩樣東西，向來是矛盾的。要愛情，得犧牲自由；要自由，得掙脫愛情。好比兩個勢均力敵的高能粒子，一旦對撞，要麼湮滅，要麼撕裂環繞它們的整個時空。然而在卡門的身體裡，這兩種能量又是統一的：愛情與自由並行不悖，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彼此成全。當然，在她的身體和心靈中，愛情與自由仍然會發生對撞，一切仍會撕裂，乃至湮滅。那麼，要愛情，還是自由？——對卡門來說，這根本不是一道選擇題。她都要，也都敢要，並勇於承擔後果。總之，倘若真的存在愛情與自由的矛盾統一體，卡門就是。

2006年12月6日，義大利演員安娜·卡特琳娜·安東納奇在《卡門》中為觀眾獻舞

有兩個卡門：一個是梅里美小說裡的，一個是比才歌劇裡的。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以及歌劇《卡門》的兩位劇本作者，都是法國人，都生活在19世紀——文藝思潮的“浪漫主義”時代。從小說到歌劇，卡門的形象保持著一定的連貫性：潑辣，能幹，無拘無束，獨來獨往。這個角色很複雜。卡門生來熱愛自由，性格豪放粗獷，她能為強盜和走私販子刺探情報，還敢操刀在別人臉上劃個十字。“對於她那個種族的人來說，自由就是一切，為了少坐一天牢，他們會放火燒掉一座城市。”——小說裡的唐·何塞如此形容。在愛情上也是這樣：卡門不願受情人的糾纏，尤其不願意被人扒拉來扒拉去，她要自由地做她喜歡做的事，寧可為這種自由獻出生命。卡門還挺迷信。她用占卜來預測自己的行動結果，並對某些現象懷有神經質的宿命情緒：見一隻兔子從馬腳之間穿過，她就認為自己會被殺死；又從咖啡渣裡看出自己和情人將同歸於盡。一句話，卡門身上集中了波希米亞這個流浪民族的習性。她是一個“化外之民”，一個文明孵化之前的“初民”，跟那些被文明社會馴服的女子迥然有別。這個形象的魅力就在於此。

然而歌劇裡的卡門跟小說裡的卡門還是不同。讀梅里美的《卡門》，要找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關起門來一口氣讀完。這是一箇中篇小說（novella）——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說大致有兩類：傳奇故事和怪誕故事，《卡門》屬於“傳奇”，類似於我們“三言二拍”裡那種故事。在敘事上，小說比歌劇的時間跨度長得多。梅里美使用第一人稱：“我”是一名考古學家，在西班牙南部考察古羅馬“蒙達之戰”的遺址（公元前45年，愷撒在蒙達平原擊敗龐培，成為羅馬帝國首領），卡門的故事就是根據這期間的見聞寫成的。“我”先是遇到一個叫唐·何塞的強盜，跟他一起吃火腿、抽雪茄，又遇到一個波希米亞姑娘，就是卡門，“我”跟她聊天、抽菸、吃冰淇淋，陪她回家，請她給“我”算命。這時何塞闖入，跟卡門大吵一架；神不知鬼不覺地，卡門偷了“我”的金手錶……幾個月後，何塞殺死卡門，被判絞刑，“我”去探監。行刑前，何塞對“我”講出了他與卡門的愛怨情仇。

2015年12月16日，英國倫敦考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上演了歌劇《卡門》

故事扣人心絃，但自始至終，我們都是在聽一個考古學家不動聲色地轉述一個江洋大盜回憶他跟情人的往事，偶而還被捲進愷撒跟龐培決戰的塵沙。梅里美還不時跟讀者進行間接的對話，評判小說人物的行動。他以這種方法與人物和情節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是小說情節的目擊者或介紹者，敘述的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浪漫故事。這是梅里美作為小說家的高明之處。然而小說裡的卡門離我們很遠。故事講出來的時候，卡門已經死了。關於她的一切，我們都是從兩個男人口裡得知的，是借他們的眼睛來看的，好比透過兩隻無法完全對焦的鏡片觀察角色，總也瞧不真切。在“我”這個考古學家眼裡，卡門是個斜著眼睛看人的漂亮女巫，會用撲克牌、磁石和風乾的蜥蜴作法；她小巧、年輕、身材苗條，“每一個缺點都與一個優點相結合”，有一種“奇特的野性美”，尤其是她的眼神，“既能激起情慾，又很兇狠”。在何塞這個情人眼裡，卡門是溫順的綿羊，是小可愛、淘氣包，是端莊的聖母，是獰笑的魔鬼——取決於卡門對他做什麼。這樣的卡門顛倒眾生，可她跟我們似乎隔著一個世界。她要自由，可愛情在她心裡究竟算什麼，我們無從得知。

假如將梅里美筆下的人物直接搬上舞臺，我們會看到什麼呢？——一個精明的吉普賽女巫、一個殺人越貨的盜匪、一個冷酷的混世魔王（卡門的丈夫），這三位主角加上跑龍套的鬥牛士和一堆蝦兵蟹將，來演繹一段匪夷所思的傳奇。倒不是說梅里美寫得不好，而是說，他的寫法終究是小說的，而非戲劇的。“我”貌似在故事之中，實則遊離故事之外。卡門是個誘人的角色，但要讓觀眾真正進入這個角色內心，還需要別的手段。

比起梅里美，比才對主要人物的遭遇抱有更多同情。歌劇《卡門》掰開小說的殼，掏出裡面的瓤，做成一個更鮮、更濃的故事。情節刪繁就簡，角色去舊換新。小說裡的卡門原是有夫之婦，歌劇裡的卡門始終是自由身。小說裡的鬥牛士是個次要角色，歌劇裡的鬥牛士成了第二男主角；而第二女主角米凱拉則完全是新角色。這麼一改編，故事更富戲劇性，人物個性更加突出。音樂、唱腔和對白將角色直接推到我們面前，有好戲看了。

美國女中音歌唱家格拉迪斯·斯沃思奧特（Gladys Swarthout）飾演卡門

第一幕第五場，卡門與愛情同時亮相。她向悶不作聲的何塞投去一瞥：“我何時愛上你？我也不知。也許永不，也許明日，但絕非今日。”接著高唱：“愛情是一隻不羈的鳥兒，任誰都無法馴服，（……）愛情是吉普賽人的孩子，無法無天；如果你不愛我，我偏愛你；如果我愛上你，你可要當心！”後一句一唱三嘆。這便是那支如雷貫耳的詠歎調“L’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它的旋律改編自西班牙作曲家Sebastián Iradier創作的一首哈巴涅拉舞曲“El Arreglito”（最初發表於1863年；比才本以為它是一支民謠，弄清其來歷後，在《卡門》初版曲譜中註明了此曲出處）。比才親自為這首曲子作詞，反覆修改，直到滿意。歌劇上演，觀眾席裡坐著尼采，聽了這支詠歎調，尼采大為興奮，說它喚起了古希臘神話中的“Eros”：任性、促狹，使人精神錯亂。這實在是一位具有古典氣質的哲學家獨有的藝術直覺，敏銳而精準。Eros是“性愛”，是對某種東西或任何東西的“愛慾”，是愛神阿佛洛狄忒之子愛若斯，是一個偉大的神、甚至最偉大的神。Eros到底是什麼？從柏拉圖到弗洛伊德和榮格，一直爭論不休。在尼采這裡，事情豁然開朗：Eros就是卡門。尼采成了《卡門》的第一位戲迷。這太好了。

光唱歌尚不足以表現這個“Eros”的本性。還要跳舞。哪個吉普賽姑娘不會跳舞呢？在歌劇中，當卡門唱歌跳舞時，她身上的Eros也又唱又跳。這很有趣，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跟一種原始、抽象的概念重疊，跟神話和戲劇重疊，她在挑戰你思考，她究竟是誰？她總是試圖在她身邊的人中激起回應——或挑逗，或操縱，或只是為他們表演。每個人都受到卡門的影響。他們愛她，或為她煩惱。整個歌劇就是關於人們如何與她發生反應的。文明社會跟她無關，彷彿她來到世間，就是為了顛覆文明的秩序。她是一個局外人，但又是這一切行為的中心。那個年輕計程車兵何塞就被捲入了她的軌道。他對她的愛最終導致了兩人的毀滅。

1903年，法國阿爾勒競技場上演了喬治·比才的歌劇《卡門》

《卡門》是卡門的故事，也是何塞的故事。何塞曾有一位相好的姑娘，叫米凱拉，兩人來自同一個村莊。米凱拉跟卡門截然不同，是她讓何塞想成為一個好人、好丈夫，擁有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卡門卻將何塞抽離出他所熟悉的世界，越拖越遠。一幕接一幕，樂曲完整地刻畫了何塞的命運：從一個忠於職守計程車兵到逃兵、流浪漢，再到走私販子和強盜，最後淪為兇犯。第一幕，他只是個單純的鄉下人，跟米凱拉“琴瑟和鳴”。比才特意為他倆編排了法國浪漫舞曲，來表現這對青年淳樸的愛情。他倆有一段挺長的二重唱（“Parle-moi de ma mère”），感人至深：米凱拉從鄉下捎來何塞母親的信，並送上一個吻，這一吻使何塞想起了遙遠的故鄉。劇本上寫道：“米凱拉踮起腳尖，親吻何塞；他望著她的眼睛，一陣沉默。”這也許是整部歌劇中最溫柔的時刻，再不會重現。米凱拉害羞地走開，留下何塞一人讀信。末了，他唱：“別怕，母親，您的兒子會聽話；我愛米凱拉，我將娶她為妻。”一邊唱，一邊從懷裡掏出卡門丟給他的花——此時，花使他聯想到的是個“下流女巫”。

第二幕，何塞的歌聲變糙了。為卡門蹲了一回牢，故鄉回不去了，美好的鄉村愛情也凋謝了。何塞日益迷戀卡門，這一幕結束時，他的感情已經失控。遠方傳來警哨，何塞要回去值班，卡門嘲笑他，他急了，再次掏出她給他的花——此時，花對他來說就是愛情信物。他向她表白：“我惟有一願：再見到你，卡門，再見到你！只要你出現，只要你看我一眼，噢我的卡門，我就是你的奴隸！卡門，我愛你！”這樣肉麻的話，唱出來就那麼優美，聽起來彷彿無法逃避的命運，卻又完全不能預見。整支詠歎調（“La fleur que tu m’avais jetée”）呈現一種漫無形態的旋律。在比才寫出此調之前，沒有誰能構想這樣的旋律，即便是瓦格納也不行。

2015年10月16日，英國倫敦考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上演歌劇《卡門》

然而卡門不要愛情奴隸。她要的是愛情自由。她要何塞跟她一起離開，縱馬山林，過逍遙人生。她唱：“廣闊天地，隨心所欲，整個世界都是你的疆域；還有一樣高於一切，令人陶醉：自由！自由！”“噢上帝！”——何塞絕望了。到第三幕，何塞好比籠中困獸，即便門已敞開，他也拒絕出籠。他困在自己的良知、嫉妒和絕望裡。最後一幕，何塞的曲調愈發冷峻、堅決。現在，他跟卡門一樣，成了宿命論者。為了贏回卡門的愛情，他會再求她一次，如果她拒絕，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在何塞的愛情歷險中，還有另一個角色：他的情敵、鬥牛士埃斯卡米洛。“為你，我們來痛飲一杯。”——第二幕裡，埃斯卡米洛唱著《鬥牛士之歌》（Chanson du toréro），豪情萬丈地登場了。這支詠歎調的旋律早已傳遍全球。橄欖球運動愛好者對它再熟悉不過。你還會在一級方程式賽車和世界汽車拉力錦標賽頒獎典禮上聽到它。比才自己卻對這支曲子嗤之以鼻：“不過是坨屎。”比才言重了。陳腐的是鬥牛士這個角色，而不是他的音樂。再說，哪個吉普賽姑娘不會愛上鬥牛士呢？成全卡門的愛情自由，少不了這麼個角色。什麼是愛情自由？就是有愛的自由，也有不愛的自由；有愛這個人的自由，也有愛那個人的自由。如此簡單。

《卡門》於1875年3月3日在巴黎喜歌劇院首演。像馬斯內和奧芬巴赫這樣的巴黎音樂界名流都來了。恰好在同一天，比才被正式授予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位。那時他還年輕。不幸的是，三個月後，比才就過世了。他沒能活到親眼見證《卡門》征服世界——這還是花了些時間的。歌劇首演之夜，觀眾大為震驚，他們從未在舞臺上看過這種東西。評論家也很惱火：這既不是奧芬巴赫式的輕歌劇，也不是瓦格納式的樂劇，到底算什麼？但也有明白人。柴科夫斯基就寫信告訴朋友：“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卡門》都是一部罕見的傑作。它表現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音樂成就。”

2017年7月，奧地利佈雷根茨藝術節前夕，歌劇《卡門》在排練中

柴大師的話錯不了。《卡門》的樂曲縱貫古今，涉及各種歌劇音樂，甚至預演了未來的風格。比才從未去過西班牙，卻能創造一套令人信服的樂曲，既喚起那個真實的西班牙，又呈現一個虛構的、歌劇世界中的西班牙。他還借用古巴、非洲和其他地域的音樂。《卡門》實際上是整個世界的一種微縮景觀。這是這部歌劇永恆魅力的一部分——它是每個人的故事。

巴黎首演不久，《卡門》來到維也納。瓦格納和勃拉姆斯都來捧場。勃拉姆斯看了不下二十遍，說他會“走遍天涯海角去擁抱比才”。那之後，《卡門》走遍了天涯海角。在德國，這部歌劇尤其受歡迎。那位“鐵血宰相”俾斯麥在近三十種不同的場合看過演出。連尼采也難得謙遜地說：“當比才同我講話時，我就成了一個更好的人。”

我是在看到歌劇最後一幕時想起尼采這句話的。它始於一個盛大的場面，終於一場決鬥。背景裡的鬥牛聲刺激著何塞去執行他的計劃。大結局緊扣在卡門與何塞身上。然而這已不再僅僅關乎一個致命的女人和一個瘋狂的男人。這是整個世界所有對立的能量在發生對撞。卡門本身也成了一個宇宙。不同的唱腔詮釋過這個角色，不同的角色演繹也留下了痕跡。她可以是冷酷的、不可企及的，可以是叛逆的、桀驁不馴的，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反社會的。她是一個革命性的女子。從來沒有一部“標準版”的《卡門》，每一次演出都是一種全新的經驗。卡門雖“死”，《卡門》卻永葆青春。它活在五光十色的真實世界和曲折幽微的心理世界；它發生在某個虛構的西班牙，也發生在世間任何一個地方，發生在我們內心深處。《卡門》是普遍的。

2017年，《卡門》再一次登上佈雷根茨音樂節的舞臺，瑰麗無比的水上舞臺，有著蔻丹手指和撲克牌的遊戲隱喻，使得舞臺建成之初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愛情是一隻不羈的鳥兒……”每次看完演出，哼著這支詠歎調的旋律，我眼前總會出現一個畫面：一匹馬馱著一個強盜和他的情人，馳騁在藍天下。這種想象或出於梅里美的小說，或出於比才的歌劇。但它很快就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畫面：一匹馬馱著一個黑紗紅裙的吉普賽女子，立在獵獵風中。像那個塞維利亞的弗拉明戈舞女，愛情是她的獨舞，不需要強盜或鬥牛士。人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卡門，但只有卡門能實現真正的愛情自由。當然，前提是她擁有獨立的人格。至於代價是什麼，我們再清楚不過。

著名音樂評論家勳伯格（Harold C. Schonberg）將卡門比作“一個女唐·璜”：寧死，也不願失信於自己。有幾分道理。然而那個唐·璜，終究還是文明的產物。卡門不是。她的愛情自由是一種原始信仰，簡練、完整、邏輯自洽，一如悲劇，一如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