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季（以下簡稱《與惡1》）播出。這部劇在豆瓣上由49萬人打出9.4分，成為當年評分最高的華語劇集，拿下第54屆中國臺灣電視金鐘獎。
就不久之前，《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二季（以下簡稱《與惡2》）迴歸，導演和編劇均是第一季原班人馬，切入口依然是惡性無差別殺人事件。
《與惡2》收穫的關注度和口碑都遠不及第一季，質疑的聲音主要集中在“故事線太多太雜”“氣氛過於壓抑”。
在這些批評背後，恰恰藏著創作者更大的野心。《與惡2》不只聚焦個體的惡和傳媒失範，還用犀利的筆觸展露了政客的虛偽與不同階級難以調和的矛盾。
每個身處其中的個體只是向惡念邁出一小步，卻共同構成面對惡意無能為力的社會環境，一次次拉近著我們與惡的距離。
01.
混沌的惡
《與惡2》依然以隨機殺人事件開篇，有心理問題的嫌疑人胡冠駿在超市縱火，最終造成5人死亡，12人受傷。
男主角馬亦森是公立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原本工作順利家庭美滿，對待最難相處的精神病患，他都有用不完的耐心——直到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大火中喪生。
第一集開場，頭髮打綹面容頹廢的馬亦森，就準備開車撞死害他家破人亡的犯罪嫌疑人胡冠駿。
《與惡2》將主角放置更極端的場景之中，原來生活一直在正軌執行，受到患者和同事尊敬的好醫生，離惡的距離也不過近在咫尺。
面對無差別殺人事件帶來的傷害，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尚且會展露人性的混沌，還在成長過程中的小孩子就更容易誤入歧途。
男孩羅譽的爸爸是刺死法警的殺人犯，但因醫師診斷其患有精神疾病，最終被判無罪。羅譽一家因此頻繁被人砸門、扔冥幣，本就貧窮的一家人難以維持正常生活，羅譽的媽媽不堪重負，留下一封遺書生死未卜。
羅譽自尊心很強，他自知有個殺人犯父親，也承受了許多來自長輩的白眼，想自己賺錢養活妹妹。但他還沒有成年，只能違法幫別人取錢，最後又被警察抓捕。
馬亦森和羅譽都不是對社會懷有強烈惡意的犯罪者，甚至稱得上天性善良，不願主動傷害旁人，只是不管他們原本過著怎樣循規蹈矩的日子，還是隨時可能被生活逼到牆角，不得已鋌而走險。
新一季《與惡》同樣展現了許多配角流露出的細小惡意，和馬亦森、羅譽不同，這些配角的所作所為未必違法，卻依然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有媽媽明知兒子吸毒後，自欺欺人地強調自己的兒子沒有吸毒，還威脅醫師再汙衊自己的孩子，她會去法院把醫生“告到死”。
有丈夫不滿意妻子失業的哥哥借住自己家，頻頻在吃飯時大聲責怪大舅哥能力太差，一事無成。
還有更廣泛的、模糊的惡，藏在電腦後面的謾罵聲中，或者對殺人犯家屬的攻擊和討伐裡……
這些彌散的惡意或多或少由人性的墮落拼湊而成，但更多時候，劇中所謂“惡人”作惡的根源，只是在逼仄生存空間下不得已的騰挪：ta們的人生已經足夠壓抑，稍微挪動一下，都會不小心壓到別人。
02.
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除了展現個體位於善惡模糊地帶的選擇，《與惡2》沒有停止向更深處發問，甚至比起第一季對新聞倫理的追問，第二季的筆觸更加冷峻，觸及更復雜的問題。
劇集最先展現的是醫療體系的無力。許多有心理問題的患者諱疾忌醫，不願看病，第一集中有人找到馬亦森，詢問醫生自己無論如何也勸不動朋友來醫院看病，醫生能不能上門問診。
給犯罪嫌疑人胡冠駿做精神鑑定時，對方絲毫不配合，醫生也束手無策；診斷孩子患有精神疾病，孩子的奶奶卻認為只是孩子媽媽沒有教好，小孩哪有什麼毛病。
從家屬到患者本人對精神疾病的誤解，給醫生的工作增添了太多負擔。
醫療資源同樣短缺，每個醫生都忙得腳不沾地，院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醫療能做的還是很有限，長期還是要靠家屬，靠社政。”
《深淵迴響：一位法醫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手記》中，與罪犯打交道30年的格溫醫生說：“犯罪嫌疑人能夠接受這樣的專業治療，算是社會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進步，不過諷刺的是，他的受害者和遭受案發現場衝擊的目擊者都不太可能得到這樣的待遇，而且要不是因為犯了罪，他也大概永遠不可能得到。”
《與惡2》的情節和格溫醫生的講述如出一轍。公共醫療資源有限，在現行制度下，只能照顧到群體中的極端個例，如犯下殺人惡行的犯罪嫌疑人，而更廣泛的受害者，卻無法得到更好的醫療關照。
但就算醫生想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專業治療，也會遇到重重阻力。當醫生判定犯罪嫌疑人患有思覺失調症，應該考慮無罪釋放時，全社會都在指責醫生“為殺人犯開脫”。
醫生只能自辯：“鑑定是基於專業，又不是為了符合社會期待，政治不應該凌駕於專業。”這也引出《與惡1》沒有直面的房間裡的大象——政治。
醫生的本意是，公眾的態度會影響到選票，所以相關政策制度方不應該因為公眾期待就否定醫生的專業診斷。
而《與惡2》呈現出的政治生態中，絕大部分政客最在意的都是選票的去向，比起推動制度進步，他們更願意去菜市場拜訪當地民眾，勸說大家給自己投票。
主創團隊借角色之口，講出他們對政治生態的洞察。《與惡2》中老辣的政客多次嚴辭犀利，教導後輩應該如此行事：“不作秀選民怎麼知道你在幹什麼？好的政客也是好演員。”
“政治好聽點是資源分配，難聽點是處理人性的貪。”
在這樣的環境下，理想主義的政客高政光主張廢除死刑，試圖推動具體的制度改善，最後卻被政敵發起“滅光行動”，呼籲民眾投票罷免高政光。
許多支援“滅光行動”的民眾並不是出於理性的考量。有選民因為自己停車的罰單沒有被高政光銷掉，就大力支援罷免高政光。
醫生無能為力，政客八面玲瓏，選民懵懵懂懂。每個人都出於自己的立場，更在意麵前的切身利益，而忽略了遠方的哭聲。
漢娜·阿倫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提出“惡的平庸”這個概念，她詳細記錄了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受審過程，發現艾希曼作為猶太人屠殺的主要執行者，拒不承認犯下的罪責，不是因為他多麼邪惡，而是因為他“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只是執行上級命令。
漢娜·阿倫特這樣描述被審判者的心理：“當被告請求原諒，說自己當時不是作為個人，而純粹是作為國家公務人員在行動，說，任何一個身在其位者都會如法炮製，那麼，就好像一個罪犯在引用犯罪資料說明每天每地發生了許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資料的要求去做事——因為即便你不做，總歸是有人要去做的。”
“把個人變成行使職能者和統治機器上赤裸裸的齒輪從而對其去人格化，是極權統治機器的本質，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回到《與惡2》中，主創人員刻畫了一個足夠龐大複雜的體系，置身其中的個體雖算不上真的作惡，只是自視平庸，更關心眼前的利益，最終他們把自己都變成無能為力的小小齒輪。
醫療從業者認為要改善問題，需要政治制度和家屬、社工的努力，政客則想讓嫌疑人在醫療體系內獲得更多支援，部分民眾則認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大家沿著既有的軌道混沌執行，最後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就和許多社會問題一樣，像皮球一樣被各個體系踢來踢去，沒有著落。
03.
“我誰也接不住”
《與惡2》的基調當然是灰色的，層層疊疊的惡和不作為籠罩著每個人的生活，但是最後給沉重的劇情帶來亮色的，其實是那些微小的善。
編劇呂蒔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第二季想討論的話題是“接住”。“許多基層工作者包括公共衛生人員、社工、未成年人保護機構，都在努力接住這些孩子，但制度過度分工、橫向聯絡不足、資源有限，導致很多時候還是沒有接住。”
渴望復仇的馬亦森最終沒有釀成大錯，不是他自己懸崖勒馬，而是他每次剛要採取行動，都會被身邊的人恰到好處地“接住”。
馬亦森情緒最低落的時候，同事和發小都來找他吃飯，想和他玩桌遊，監督他按時吃藥。
犯罪嫌疑人胡冠駿剛好來到馬亦森工作的醫院做心理鑑定。院長察覺到馬亦森的情緒瀕臨崩潰，時刻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每次發現馬亦森稍有不對，院長就給同事發訊息，讓同事阻止馬亦森做出難以挽回的錯事。
心灰意冷時，馬亦森曾經自嘲過：醫生總想接住病人的所有負面情緒，直到不幸降臨到自己頭上，他才發現“我們什麼都接不住”。
但和馬亦森的自嘲恰恰相反，就算身處絕望中，馬亦森也從未停止履行作為醫生的責任。
羅譽被警察釋放後，馬亦森害怕羅譽再做傻事，專門買了炸雞送上門。羅譽不願意開門，馬亦森就在男孩家門口坐了一整晚。
羅譽和嫌疑人胡冠駿的成長經歷互為映象，他們都缺乏家庭關愛，家裡有一個兄弟姐妹，胡冠駿小時候曾確診多動症，羅譽則成長於“神經病的孩子”“殺人犯的孩子”的嘲弄聲中。
只是在二者的成長過程中，胡冠駿的情緒一直沒有被社會“接住”，而羅譽遇到了願意伸出援手的老師和醫生。
這也是主創團隊試圖向觀眾散發的善意，就算冷冰冰的制度有時會將受傷的人拒之門外，身在其中的個人依然可以做點什麼，改變點什麼。
哲學學者周濂在一場活動上分享，日常生活的錨點來自私人生活，來自一個非常小的共同體。面對巨大的、難以解釋的惡，微小但堅定的善意就是那個解法。“我們要回到這樣的日常生活當中，去尋找讓自己感覺有溫度的、內心篤定的、真實的連線。有了這個起點之後，我們可以不斷地拓寬共同體的邊界，然後與世界達成真正的連線。”
《與惡2》導演林君陽曾說過：“戲劇最大的能量，是讓觀眾在觀劇過程中，停下來想一想。”
導演也把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放進了劇集中。第二集裡馬亦森和高政光在羅譽家門口相遇，一個理想主義的政客，一個落拓失意的醫生聚在一起，兩個人身上都纏繞著數不清的煩心事，卻還試圖幫助一個殺人犯的兒子。
馬亦森苦笑著說：“還沒改變這世界。”
高政光接話：“改變自己比較快啦。”
參考資料：
《深淵迴響：一位法醫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手記》｜格溫·阿謝德 艾琳·霍恩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漢娜·阿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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