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罕見，形勢生變，中美俄同步投票的特殊意義……

1、24日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對“烏版”決議案的歐洲修訂版本投下反對票，被國內及歐洲的左派視為拋棄了美歐共享的民主價值觀，和俄羅斯、白俄羅斯、朝鮮、蘇丹等國站在了同一陣線。

2、這份安理會涉烏決議獲得10票贊成，中美俄投了贊成票，英法等國投了棄權票。這份安理會涉烏決議獲得10票贊成，中美俄投了贊成票，英法等國投了棄權票。這是俄烏衝突三年來中美俄首次同頻，這在幾十年來的安理會投票史上也較為罕見。

中美俄同步投票的特殊意義

文/綺蝶

來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一向對聯合國及安理會等多邊機構持懷疑態度，認為其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損害了美國的主權、經濟和安全利益。但他又不完全否定聯合國及安理會的作用，反而將其視為宣講“美國優先”政策的平臺、引導國際輿論風向的工具，比如他曾在第一任期借安理會指控外國干涉美國的選舉。再次執政的他更願意利用安理會達成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標。2月24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0票贊成、0票反對和5票棄權通過了一項由美國提出的有關結束俄烏衝突的決議草案（第2774號決議）。該決議向俄烏衝突造成的生命損失致哀，重申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和平解決爭端的宗旨，呼籲儘快結束俄烏衝突，實現持久和平。

這份安理會涉烏決議獲得10票贊成，中美俄投了贊成票，英法等國投了棄權票。這是俄烏衝突三年來中美俄首次同頻，這在幾十年來的安理會投票史上也較為罕見。冷戰結束前，中美蘇曾在涉及海灣戰爭的聯合國661號決議上投下贊成票，冷戰結束後，中美俄共同支援一項安理會決議的情況比較少見。除了9·11事件第二天中美俄一致贊成透過譴責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安理會決議外，中美俄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上從未同步過：2003年的美國對伊戰爭的決議案表決，中俄反對；2011年的利比亞決議，中俄棄權；2011年以來的敘利亞內戰，中俄多次否決安理會決議。

▲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曆年行使否決權的情況。（聯合國官網）

在當天早些時候的聯合國大會有關俄烏衝突的決議草案投票中，美俄、中美也罕見同步投票：在烏克蘭版本的決議草案表決中，美俄投了反對票；針對美國版本的決議草案，英法德等歐洲國家提出三份修正案，美俄一致投了反對票。第一份修正案L.13要求使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字眼，第二份和第三份修正案基本上要求加入或修改相關內容，強調烏克蘭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等原則。前兩份修正案，中國投了棄權票，第三份修正案，中國投了贊成票。但有意思的是，在三份“歐版”修正案獲得通過後，經修正的“美版”決議草案付諸表決，並以93票贊成、8票反對、73票棄權獲得透過。中美投了棄權票，俄羅斯投了反對票。

聯合國大會決議不具約束力，更側重全球對俄烏衝突的看法，反映不同陣營的政治立場。安理會決議則具有約束力。和多年來安理會投票格局相比，儘管此次涉烏決議案投票的背景和動機有所不同，但中美俄能在安理會協調合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意義。

第一，美國“象徵性”重啟安理會功能。十多年來，尤其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安理會在俄烏衝突、巴以問題、敘利亞危機等多個議題上的投票均因俄羅斯或美國的一票否決而陷入癱瘓。此次中美俄投贊成票，是三年來首次在安理會層面透過涉烏決議，意味著該平臺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上的作用再次被啟用。特朗普雖然排斥多邊機構，但他也看重安理會的一票否決權，重視透過該平臺推動美國優先的議程。在安理會24日的投票前，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兼臨時代辦謝伊（Dorothy Shea）表示，現在是讓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迴歸其建立宗旨的時候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包括和平解決爭端。她還提到，美國的決議草案‘簡潔優雅–象徵性地向和平邁出了簡單的第一步’，簡短的三個段落呼應了《聯合國憲章》的精神”。

第二，美國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正在靠向中俄。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的涉烏決議投票，反映了美歐在俄烏問題上不斷加深的裂痕。美國對解決俄烏衝突的立場越來越趨向於中俄立場。過去三年，民主黨領導的美國政府聯合歐洲盟友在政治和軍事上強烈支援烏克蘭，俄羅斯則硬碰硬，堅持“特殊軍事行動”的目的訴求，包括要求烏克蘭去納粹化、政府更迭以及拒絕加入北約等。中國則保持中立並持續勸和促談。此次中美俄三方立場罕見一致，共同支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涉烏決議草案，說明他們就政治解決俄烏衝突找到了利益交匯點，短期目標一致。這也是三個大國實用主義的體現。在談及俄烏衝突爆發的原因時，現在的特朗普政府也開始強調其“複雜性”。？

第三，打破美國外交上所謂的“民主VS威權”的敘事。24日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對“烏版”決議案的歐洲修訂版本投下反對票，被國內及歐洲的左派視為拋棄了美歐共享的民主價值觀，和俄羅斯、白俄羅斯、朝鮮、蘇丹等國站在了同一陣線。但事實上，美國此舉完全呼應了之前副總統萬斯慕安會演講凸顯的美歐價值觀分歧，更多體現的是特朗普以更加務實的方式，繞過意識形態分歧解決棘手問題。這種做法拋棄了過去四年民主黨在外交上注重的“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有助於緩解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俄、中美在涉烏問題上的對抗性。拜登執政後期基本上將所謂的中國“援俄”問題同雙邊關係掛鉤，聯合歐洲盟友加大在科技、安全等領域的對抗。

這種由對抗到合作的轉變離不開中美俄三個大國對最新時局的判斷和利益重估，但時機還是來自特朗普再次執政，得益於他在外交上採取的交易型政策。中國保持中立的同時加大了勸和促談的力度，包括第一時間對美俄重啟和談表達支援。俄羅斯支援這一決議，主要是它看到了特朗普的姿態轉變，以及這份決議草案中對俄有利的模糊空間，比如，安理會決議沒有譴責俄羅斯、沒有提到俄羅斯“侵略”、也沒有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原則。這為接下來的美俄談判留下了足夠的餘地。

中美俄在安理會層面的合作也可能是短暫的，至多是大國權力平衡的一次微調，本質上無法改變全球秩序撕裂的趨勢。原因有三：一是從聯大決議草案和安理會決議草案的投票來看，中美俄大國仍然主導議題，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仍然不被重視；二是英法投棄權票凸顯了歐美在對烏、對俄政策上的分裂，如果特朗普持續“親俄”，歐洲可能被迫尋求更大的戰略自主。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意味著西方同盟體系就此瓦解，更何況特朗普只是希望歐洲國家加大自己的防務開支；三是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始終講究利益至上。俄烏衝突的根本矛盾未解，短期內也難解，加上中美俄在全球秩序、規則等其他議題上的深度分歧，此次三國在安理會合作只能說是特定背景下的暫時利益交集，而非三方戰略格局的根本性轉變。

但值得肯定的是，中美俄在安理會的罕見合作為加速俄烏停戰談判提供了關鍵助力，也為三方在能源安全、防核擴散等其他議題上開展的對話提供了可能性。在當前國際秩序碎片化、解決方案匱乏的背景下，三國若能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與政治壁壘，將為務實合作開闢新路徑。對中國而言，這不僅是為推動俄烏和平貢獻力量，也為其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