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經濟不好,有些地方的醫院、公交系統都發不出工資了,有些人失業了,很多家庭的收入降低了。社交媒體、新聞報道、影視作品都不難看到這些社會現實,不過我覺得,多流於表面,有情感、有細節,但沒有對經濟危機對家庭帶來的苦難的深刻洞察。
危機對家庭有什麼影響,對父親、母親、孩子有什麼樣的影響。家庭應該怎樣渡過危機,又會留下哪些永久性的傷痕。最近讀的一本書,給出了更細緻、深刻的答案。
30年代的“大蕭條”是20世紀美國人最為難忘的痛苦經歷之一。《大蕭條的孩子們》是一本這方面的名著。作者埃爾德以1920—1921年出生的美國孩子為跟蹤研究物件,進行了長期研究。

埃爾德發現,大蕭條不僅影響到研究物件幼年時的生活環境,而且對其成年後的工作生活、經歷、職業生涯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某種程度上構築了戰後美國人民的國民特徵。
首先,大蕭條對父親的打擊是非常大的。人類的反應都是共通的,失業的奧克蘭的男人中,很多人是怪自己,覺得是自己的錯。這種內疚之後,是兩種反應,一種是酗酒、喪失社交,另一種則努力地去回到原來的生活。
這本書把家庭分為四類:沒有受損的中產家庭,受損的中產家庭;沒有受損的勞動家庭,受損的勞動家庭。
社會階層的掉落對中產受損家庭的感知,影響極大。美國中產,居住區域、房子型別是一個明顯的外在標誌,一旦維持不住,對中產家庭傷害極大。徐崢的電影《逆行人生》中,最後,主角一家賣掉房子,似乎走出來了。但這不是真實的生活,怎麼可能那麼雲淡風輕。實際上,這意味著挑戰才剛剛開始,整個家庭都要面臨心靈上的衝擊。

隨著失業,父親的權威會明顯下降。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威會上升。這也會繼而影響到家庭和子女的關係,特別是和父女關係。一個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更容易影響到女兒的衣服、裝扮、社交。這會讓女兒感到壓力,而女性往往更敏感。這似乎提醒當下的家庭和社會,注意危機重壓之下的親子關係和夫妻關係。另一個可能的角度,這似乎能解釋,女權主義在中國社交媒體中的崛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美國的學校,對大蕭條做出了自己的反映:非常注重平等。尤其是在中學,學生會強制執行著裝規則,不鼓勵舉行奢華的社交活動。輔導員們則為那些需要資金支付學雜費的學生提供在國家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和其他部門的工作。所以,學校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單元,應該對這方面困境的學生予以關注,我們的學校,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平等。
需要說明的是,經濟危機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大致到1935年,也就是危機發生5年後,奧克蘭的家庭就明顯感覺到復甦。到了1939年歐洲爆發戰爭,刺激了美國的工業和就業,“就像看見血液全部湧入已經十分虛弱之人的蒼白的臉頰一樣”。
在這5—10年中,年幼的孩子,7、8歲以及更小的孩子,並沒有明顯的感知,對他們成年後的影響也不大。但對於1930年剛剛成年的人來說,受到的影響非常大。受損越大,階層地位越低,這種影響就越大。
這會影響到他們的一生。
這些年輕人,在1930年剛剛成年,踏入社會,立刻遭遇了大蕭條。在他們一生中,他們都擁有強烈的進取心。在工作上,他們會更看重保障,也就是說工作的穩定性。對家庭的評價,往往更偏向撫養孩子,以孩子為導向,而不是家庭保障性,也不是夫妻關係。這對於當下的年輕人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不過,大蕭條也並非沒有帶來一些人生財富。這四種家庭中,受損中產家庭的孩子,長大了後,精神狀態更為穩定。中產相對富裕,即便受損,烈度也不大。所以,一個輕微的青少年時期挫折對人生或許也是一筆財富。
不過,不要學電影《抓娃娃》。苦難之所以有價值,必須是全家一起面對的,真實的。而是不是父母故意施加的,更不用說假的。
中國曾經也有過下崗潮,那是1999年,僅僅兩年之後,中國就加入WTO,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經濟爆發式發展。發展解決了很多問題,也撫平了過去的傷痛。現在一個東北的退休工人,也可以拿著幾千塊的退休金,每天去街上跳廣場舞。
當年美國也同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社會的巨大變化拯救了危機中的奧克蘭家庭。
首先是1932年上臺的羅斯福的新政,提供失業救濟,改革經濟和銀行體系,投資基礎設施。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戰爭經濟,參軍,提供了很多機會。《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再加上二戰技術外溢到民間,新的經濟結構產生了。白領、僱員、管理者、專家構成了一個新階層。

不過,歷史不會簡單重複。在今天不能指望戰爭拯救經濟。因為以前全球化程度不高,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大。如今,全球化之下,戰爭只會更加毀滅經濟。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求說,“中國的生產要素稟賦都很好,不缺技術、資本和智慧。中國經濟問題不在生產要素上,一定是在信心和預期上”。吳曉求認為,“當人們有了安全感,有了基本的底線,人們就會有信心。如果法治不完善,各種要素就很難發揮作用。”
其實所謂救經濟,各種政策,歸根到底是恢復預期,是作用在人的心理上。
有一部叫做《奔騰年代》的著名電影,背景是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一個落魄的富豪,一個普通年輕人,還有一匹馬的奮鬥過程。電影中有這樣一段臺詞:“最終,復甦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壩、道路、橋樑或公園、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公共設施,而是更無形的東西。一年前還沮喪絕望的人,突然間恢復生機,筋疲力盡的人們,突然找到了自我”。
所以,刺激政策也好,社會輿論也好,既要專注於經濟,又要看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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