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克里斯蒂和外祖母

再過幾個月，比爾·蓋茨就滿70歲了。

退休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頂著「世界首富」的名頭遊走各國，說服大富豪們捐贈身家做公益和慈善。近幾年，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已能自行運轉，比爾·蓋茨本人有了更多時間投入個人生活中——不管是鬧得沸沸揚揚的離婚案，還是如今甜甜蜜蜜的黃昏戀，他一直身處眾人目光之下，畢竟，他所建立的微軟仍是全球市值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企業之一。

有人說，人老了的標誌就是喜歡回憶過去，吹噓過往的成就。比爾·蓋茨想打破這一說法，2月初，其首部自傳中英文版全球同步上市，在這本書中，他事無鉅細地回憶童年及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志向，真摯而溫情地描繪親人和摯友的過往，我們對他的事業和財富有所耳聞，但很少有人撥開時光的迷霧，回看他的家庭環境和成長氛圍。

獲中信出版集團授權，我們從他的自傳《原始碼》中摘取部分內容，和你一起觀察年僅5歲的比爾·蓋茨是怎麼玩、怎麼學的，從中你能看到兩位了不起的女性如何言傳身教，影響了他的一生。

來源：《原始碼》

作者：[美] 比爾·蓋茨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團

1.紙牌高手，家族傳奇

有朝一日，一家大公司會應運而生。有朝一日，一些包含數百萬行程式碼的軟體程式，會成為全世界數十億臺計算機作業系統的核心。與之相伴的還有財富和競爭，以及時刻存在的憂慮——為如何始終處於技術革命的最前沿而擔憂。

但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擺在那兒的只有一疊紙牌和一個目標：擊敗我的外祖母。

在我們家，要想讓人對你高看一眼，再沒有比擅長玩遊戲（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牌）更簡單快捷的方式了。玩拉米紙牌、橋牌或凱納斯特紙牌時得心應手的人會贏得大家的尊重，我的外祖母阿德爾·湯普森正是因此而成為家族傳奇。

「姥姥玩起牌來是最棒的！」在我兒時沒少聽人這麼講。

外祖母在華盛頓州鄉下長大，鐵路小鎮埃納姆克洛是她的老家。此地離西雅圖不到50英里，但在她出生的1902年，那裡彷彿是另一個世界。她父親是一名鐵路電報員，她母親艾達·湯普森（我們口中的「拉拉」）後來靠烤蛋糕和在本地鋸木廠兜售戰時公債發了筆小財。

拉拉也經常玩橋牌，她的牌搭子和對家都是鎮上上流社會的人，比如銀行家的太太和鋸木廠的老闆。這些人或許比她更有錢，社會地位也更高，但拉拉靠著打牌時技高一籌或多或少地縮小了距離。她的這種天賦傳給了我的外祖母，並在某種程度上傳給了我母親——外祖母唯一的孩子。

我很小便被口傳心授了這種家族文化。在我還穿著紙尿褲的時候，拉拉就開始叫我「老三」（Trey）。Trey在紙牌玩家的口中是「三點牌」的意思，它也是一個文字遊戲，因為我是家族裡依然在世的第三個比爾·蓋茨，另外兩個是我祖父和父親。（我其實是第四個比爾·蓋茨，但我父親選擇自稱為「小比爾·蓋茨」，於是我便成了比爾·蓋茨三世。）

在我5歲時，外祖母教會了我玩紙牌遊戲「釣魚」。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一起玩了成千上萬把紙牌遊戲。我們玩牌是為了找樂子，逗彼此開心並打發時間，但我外祖母玩牌也是為了要贏，而且她總能贏。

她高超的牌技當時便讓我著迷。她是怎麼做到的？這是天生的嗎？鑑於她篤信宗教，或許這是來自上天的饋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想不出答案。我只知道，我們每次玩紙牌，她都能贏。不管玩的是哪種遊戲，不管我有多煞費心機，結果都是如此。

20世紀初，基督教科學派的影響力在西海岸迅速擴大，這時候，我父母雙方的家庭都變成了虔誠的追隨者。我覺得，我的外祖父母從基督教科學派中汲取了力量，他們欣然接受了其教義，即一個人應當從精神世界而非物質世界中尋求真正的自我。他們對此信受奉行。

因為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不以人的生理年齡為念，所以外祖母從不慶祝生日，也從不透露年齡，甚至不告訴別人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儘管自身信仰堅定外祖母卻從不會把她的觀點強加於人。我母親並不信奉這一教派，我們家也一樣，但外祖母從來沒試圖勸說過我們改變信仰。

外祖母的信仰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她，讓她成為一個極其自律的人。那時候，我能感覺到，她對公平、正義和為人誠信有著嚴格的個人準則。過好這一生意味著簡樸度日，把時間和金錢奉獻給他人，以及運用自己的頭腦與整個世界保持聯絡——最後這一點最為重要。

外祖母從不亂髮脾氣，從不搬弄是非，從不評頭品足，也根本不會耍花招。她往往是屋子裡最聰明的那個，卻總小心翼翼地讓別人展現光彩。可以說外祖母低調內斂，她擁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自信，讓她散發出富含禪意的淡定自若的氣質。

就在我5歲生日的前兩個月，我的外祖父小J.W.馬克斯韋爾死於癌症，年僅59歲。為了遵從其基督教科學派信仰，他拒絕接受現代醫學治療，臨終前的那幾年飽受疼痛折磨，外祖母在其左右照料也遭了不少罪。我後來才知道，外祖父認為他患病在某種程度上是外祖母的行為導致的，因為在上帝眼中，她曾犯下某種無名之罪，如今才會懲罰到他頭上。即使這樣，外祖母依然隱忍地陪伴在他身邊，給他力量和安慰，直到生命的盡頭。

我最清晰的一段童年記憶是，我父母不讓我參加外祖父的葬禮。我對所發生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父母和姐姐去見了外祖父最後一面，我則在臨時保姆的看管下留在家中。一年後，我的曾外祖母拉拉在去外祖母家看她的時候去世了。

從那一刻起，外祖母將她所有的愛和關注都傾注在我和我姐姐克里斯蒂身上，後來還有我妹妹莉比。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她始終陪伴在左右，對我們的人格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早在我能捧起書本之前，外祖母就讀書給我聽。

那幾年，她為我讀了一系列經典作品，比如《柳林風聲》《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夏洛的網》。外祖父死後，外祖母開始教我自主閱讀，幫我拼讀出《九隻善良的狗》(The Nine Fiendly Dogs)《美好的一天》（It's a Lovely Day）和家裡其他一些書中的生詞。

當我們一起把那些書全都看完後，她開車帶我到西雅圖公共圖書館東北分館，借回更多的書。我知道，她讀過很多書，似乎對一切都略知一二。

外祖父母在西雅圖的高檔社群溫德米爾建了一座大宅，足以容納一干孫輩和各種家庭聚會。外祖父死後，外祖母仍然住在那裡。週末，克里斯蒂和我有時會在那裡過夜，輪流享受在她房間裡睡覺的特殊待遇。另一個人則睡在旁邊的一間臥室裡，那個房間以淡藍色為主調，從牆壁到窗簾莫不如此。街燈和過往車輛的車燈照進來，在藍色的房間裡投下詭異的陰影。我害怕睡在那裡，每當輪到我睡在外祖母的房間裡時，我總是很高興。

那些週末的探訪有著特殊的意義。外祖母的房子離我們家只有幾英里遠，但在那裡度過的時光仿如假期。那裡有游泳池，還有一個外祖父建在房子側院的迷你高爾夫球場。外祖母還允許我們看電視，這在我們家是被嚴格管控的。

她熱衷於一切活動，在她的影響下，我姐姐、我和我妹妹都變成了勁頭十足的遊戲玩家，我們把所有遊戲都當成競技體育，無論是「大富翁」「大戰役」還是「記憶遊戲」。我們還會買兩幅一模一樣的拼圖，這樣就能比賽看誰完成的速度快。我們都知道外祖母最喜歡什麼，晚餐後，她常常發起牌局，然後殺得我們屁滾尿流。

她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大約在我8歲時，我第一次對此有了模糊的認知。我依然記得那一天，我坐在外祖母對面，中間隔著餐桌，克里斯蒂坐在我旁邊。房間裡有一臺巨大的木製收音機，就算在當年，它也算一件古董。靠著另一側牆擺著一個大陳列櫃，裡面擺放著我們每週日共進晚餐時會用到的特製餐盤。

屋子裡很安靜，只有桌上紙牌摩擦時發出的沙沙聲，我們快速地抽著牌，手忙腳亂地配對。我們玩的是一種名叫「極速接龍」的紙牌遊戲是接龍的多人加速版。在「極速接龍」中連續獲勝的玩家能記住自己手上的牌、其他玩家亮出來的明牌，以及牌桌上公牌堆裡的牌。擁有強大的工作記憶和模式匹配能力的人能在這種紙牌遊戲中佔上風，因為他們可以立馬知道從牌桌上抽到的某張牌如何與手中的牌配對。但我對這些一竅不通，我所知道的只是玩家需要乾點兒什麼才能讓牌運變好，而外祖母顯然深知其中的訣竅。

我盯著手上的牌，大腦高速運轉，試圖找出能配對的牌。這時，我聽到外祖母說：「你的6點牌可以打。」接著，她又說：「你的9點牌可以打。」她一邊玩著自己手上的牌，一邊指導我和我姐姐。不知為何，她好像對牌桌上的一切都心中有數，甚至知道我們每個人手上的牌——這並非魔法。

她是怎麼做到的？對玩牌的人來說，這不過是基本技能。你越是能準確地推算出對手手中的牌，贏的機會就越大。不過，對那個年紀的我來說，這不啻天啟。我第一次察覺到，儘管紙牌遊戲存在神秘和運氣的成分，但其中仍有值得我去學習從而提高自身勝率的東西。我領悟到，外祖母不只是足夠幸運，也不只是有天賦，她一直在訓練自己的大腦，而我也可以這樣做。

從那時起，我每當坐下來玩上一局紙牌遊戲，便會意識到打出的每一手牌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只要我願意抓住這個機會。外祖母也知道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會讓這條學習之路變得平坦易行。

她本來可以和我一起坐下來，一步步引導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教給我各種紙牌遊戲的戰略戰術，但說教不是她的風格，她一向以身作則。於是，我們就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

我們玩「極速接龍」「金拉米」「傷心小棧」，還有我最喜歡的「排七」。我們玩外祖母最喜歡的「金拉米」的高難度版本，她稱其為「海岸警衛隊拉米」。我們偶爾也會玩一下橋牌。我們玩遍了霍伊爾關於紙牌遊戲規則的書裡提到的每一種紙牌遊戲，不管其流行與否，連冷門的「皮納克爾」也沒放過。

在整個過程中，我一直在研究她。

有個計算機科學術語叫「狀態機」，它是一個程式的組成部分，在接收到一組輸入後，可以根據一系列設定條件的狀態採取最優行動。我的外祖母擁有一個精密調校的紙牌遊戲狀態機，她大腦中的演算法有條不紊地推演著各種可能性、決策樹和博弈論。我那時候還無法清晰地表述這些概念，但慢慢地，我憑直覺感受到了它們。

我注意到，即便是在一局遊戲中那些獨一無二的時刻，比如出現了一種她或許從未見過的可能的打法與賠率的組合，她通常也能採取最優行動。如果她在某一時刻似乎錯誤地丟擲了一張好牌，繼續玩下去，我便會發現她做出這樣的犧牲是有原因的：為了取得最終的勝利。

我們一局又一局地玩，我一局又一局地輸，但我一直在觀察，也一直在進步。從始至終，外祖母一直溫柔地鼓勵我。「動動腦筋，老三。動動腦筋。」當我琢磨下一步的打法時，她總是這麼說。她的潛臺詞是我只要開動腦筋，並保持專注，就能打出正確的牌，就可以贏。

有一天，我真的贏了。

沒有大張旗鼓慶祝，沒有鉅額獎金，也沒有擊掌歡呼。我甚至不記得，當我第一次在一天中贏的局數比外祖母多時，我們玩的是哪種紙牌遊戲。我只知道她很欣慰，我確定她笑了，這是對我成長的認可。

到後來，大約花了五年時間，我就一直能贏了。那時，我幾乎已經是個好勝成性的青少年。我享受這種心智的較量，以及學會新技能所產生的強烈的滿足感。

玩紙牌教會我：無論某些事情看起來多複雜、多神秘，我們通常都能最終琢磨出個究竟。這個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

2.千里路途，上千次學習機會

二年級那個學年結束後沒幾天，母親和外祖母就把姐姐和我塞進車裡，開啟了我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盛大假期。

克里斯蒂和我一直以來都將這次旅行稱作「迪士尼樂園之旅」，事實上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在我母親看來，對她的孩子們來說，即將踏上的千里路途意味著上千次學習機會。

1963年6月的那個早上，我們按照「媽區時間」——經我母親調校後的時間——在8點15分準時出發，開始了這次旅行的第一段路程。

我們將用四天時間抵達洛杉磯。我父親在那周有工作無法脫身，因此他會坐飛機趕過去跟我們會合，一起去迪士尼樂園玩，然後把車開回家。

我母親剛買了一臺代表當時頂尖打字技術的IBM Selectric打字機，它裝備有高爾夫球大小、字號和字型各異的金屬字型球。你可以根據自己對字號和字型的需要，隨意更換金屬球，你甚至可以用它打出草體字。我覺得它簡直太酷了。

起程前，我母親為我們姐弟倆準備了一份旅行日誌，每天兩頁，供我們記錄所見所聞。她用打字機敲出了草體字的標題，列出途經的城市和每天大概的行駛里程，還列出了需要填寫的類目。日誌差不多是這樣的：

日誌

日期/途經城市/行駛里程

地形
天氣
人口分佈
土地利用情況
產品
歷史古蹟或風景名勝
其他

（額外描述）

在頁面下方，她為當天的旅行留出了一個文字描述欄。

對於這項練習，我們絕無資料匱乏之虞，因為我母親以她一如既往的充沛精力為每天都安排了詳盡的參觀遊覽行程，包括兩座州議會大樓、俄勒岡州的熔岩森林、幾所大學、金門大橋、赫氏古堡、聖昆廷監獄、聖迭戈動物園，一場蜂蠟製作演示及其他景點。

我母親開車的時候，外祖母會給我們讀關於著名的賽馬「黑神駒」的小說。這匹純血馬屢次在競速賽和耐力賽中打破紀錄，創下了史無前例的賽場戰績。

姐姐和我一邊聽著，一邊望向車窗外，在腦海中記錄著可以寫進旅行日誌的內容：一個又一個蘋果園、一棟又一棟土坯房、一輛輛載著巨大花旗松原木的卡車，以及一口口油井。

每天晚上，在汽車旅館裡，克里斯蒂和我都會分門別類地記下我們的見聞。她寫得很認真，因為她知道母親隨後肯定會仔細檢查，用紅筆改正語法和拼寫錯誤。在一個小一點兒的筆記本上，我用盡可能工整的字跡寫下了自己的補充觀察。

比爾·蓋茨和姐姐克里斯蒂

母親力求讓我們藉助每天記下的日誌條目，學到有關地理學、地質學、經濟學、歷史學和數學方面的知識，並且在好奇地觀察周遭事物的過程中領略專注的藝術。正是因為這些日誌，我才瞭解到鐘乳石懸垂向下而石筍豎直向上的原因，而且假如有人想知道的話，我還能說出想要爬上華盛頓州議會大廈的穹頂，需要走262級臺階。

當父親在洛杉磯與我們會合時，我們興趣盎然地向他轉述了一路上剛聽完的那本書的故事：一匹神奇的賽馬如何被精心地培育出來，以實現戰無不勝的目標。有朝一日，我們會恍然大悟，我母親對子女似乎也肩負著類似的使命。

在那次自駕之旅的夏天，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外祖母對基督教科學派信仰的執著。在我看來，這種信仰特別注重條理性和紀律性。

與我的祖父母一樣，外祖母每天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也是閱讀教派創始人瑪麗·貝克·埃迪編寫的「聖經日課」，這是她幾乎雷打不動的每日作息常規。外祖母每天早上8點吃早飯，12點吃午飯，下午1點半睡午覺，她總是在下午6點鐘吃晚飯，飯後必定要來上一粒時思牌黑楓糖胡桃糖，這是她每天唯一的放縱之舉。晚飯後，她會打牌或玩遊戲，然後上床睡覺前重讀一遍「聖經日課」。

20世紀60年代末，外祖母在胡德運河邊購置了一棟度假屋後，為自己的日常作息增加了一項游泳。每天不管天氣如何，即便冒著狂風冷雨，她都會在冰冷的水中優雅地側泳，她那精心梳理的髮髻一絲不亂，徒留我們擔心她會被滾滾白浪吞沒。

對於基督教科學派信仰的細節，我一度所知甚少。直到某個週末，當時因我父母外出，外祖母住在我們家。我和克里斯蒂還有她的朋友蘇一道，把前院澆草坪的灑水噴頭開啟，穿著泳衣在水霧中跳來跳去。這期間，不知是誰（可能是我）想出了個主意，提議我們應該玩點兒刺激的。

我們把連線灑水噴頭的水管拖到了車道上，穿著輪滑鞋輪流跳過噴濺的水流。那時候，有些輪滑鞋的輪子還是金屬製成的。我不記得我們的輪滑鞋是哪一種了，但不管是哪一種，正如我們很快將發現的，它們都不適合在溼滑的車道上穿著滑行。

克里斯蒂穿著輪滑鞋助跑起跳，躍過了水管噴出的水流，但落地時失控了，重重地摔在瀝青車道上，右臂肘部以上骨折了。

接下來，我只記得自己在克里斯蒂的房間裡害怕得縮成一團，她疼得大聲哭喊，而外祖母糾結著接下來該怎麼辦。根據基督教科學派的觀點，通常而言，信徒們會盡量避免去醫院，多求助於基督教科學派的信仰療法術士，據說他們能夠透過祈禱來治病。

據我猜測，當我們在克里斯蒂的房間裡等待時，外祖母給她的信仰療法術士打了電話。這個據我們所知名叫「保利娜」的女士或許跟外祖母說，骨折不是鬧著玩的，需要接受正規的治療。那天晚些時候，克里斯蒂去了附近的兒童骨科醫院，她的整隻手臂被一位訓練有素的醫生打上了石膏。

一兩年後的一天，我爬上廚房的操作檯，試圖從高櫃裡拿一隻玻璃杯，這時我突然感到腹部一陣劇痛，摔到了地上。當外祖母發現我時躺在那裡的我已是神志不清。這一次就醫完全沒有耽擱，我被確診得了闌尾炎，好在外祖母及時把我送進醫院，在闌尾破裂前做了切除手術。

克里斯蒂和我多年來一直開玩笑說，感覺只要父母不在家，壞事就必然登門。除此之外，這些突發事件也加深了我當時對成人世界的疑惑：為什麼我的這位理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外祖母從不去醫院，甚至從不使用現代藥物？

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看報紙，坐飛機，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之一。然而，一部分的她卻生活在那個看起來更像是迷信的信仰之域中。

我們家所奉行的宗教信仰更像是一種社交實操和智力活動。

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已經脫離基督教科學派，但他們一致認為我們應當參加華盛頓大學公理會的聚會。這是一家在西雅圖頗受歡迎的教會，擁有2000餘名教友。富有個人魅力、在本地小有名氣的牧師戴爾·特納在該教會的興旺中起著關鍵作用。公理會奉行的教義對於聖經的解讀留有很大的餘地。

比爾·蓋茨一家五口

特納牧師在解經時通常持自由主義觀點，將經文與支援同性戀權利和民權運動等進步主義觀點結合在一起。他後來成為我父母的好朋友，雖然我父親曾在高中時拒絕有組織的宗教，我母親卻希望我們幾個孩子對宗教的道德教誨有所接觸，這是他們相互妥協的成果之一。

我喜歡去主日學校，雖然它是需要正裝出席的一系列活動之一。特納牧師開出了一個長期有效的獎勵條件：能背誦出《登山寶訓》的孩子可以在太空針塔頂層的餐廳享用一頓免費的晚餐。堅振禮課上的絕大多數大孩子都接受了這項挑戰，克里斯蒂更是在11歲左右就提前得到了她的那份獎勵。

於是，在那之後不久，在和家人一起去華盛頓州海邊自駕遊的路上，我便坐在後座抱著《聖經》，背誦「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以及《馬太福音》中基督的其他道德訓誡。當特納牧師宣佈我贏得了自己的太空針塔晚餐時，其他孩子都驚訝地打量我，一股自豪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敢肯定，我將耶穌傳遞的資訊部分融入了自我意識，但這項小小的成就也是一個考驗我能力的腦力測試。

正如耶穌所說，聰明人要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在那個年紀，我的磐石就是智力、好記性和自己的理性力量。

3.與眾不同的傳家寶

坐在車後座——或是在任何地方——讀書，這就是我的預設狀態。

在我讀書時，時間過得飛快。我遮蔽了外界的一切，只是隱約地意識到周圍家人的存在，比如我母親在叫我擺好餐具準備吃飯，我姐姐在和她的朋友一起玩。無論身處自己房門緊閉的臥室，還是汽車後座、燒烤聚會場所或教堂，我都沉浸於腦海中的世界。

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偷得片刻閒暇，遁入書中天地，獨自探索、吸納新的知識點，無須藉助他人。

外祖母被我視為博覽群書的楷模，她完全支援我的這個習慣。放學後她會開車帶我去附近的圖書館借回一大摞新書，塞進她的車裡，供我在接下來的一週閱讀。

在外祖母家，我經常一頭鑽進地下室，那裡存放的《生活》週刊擺滿了一整牆的書櫃。她訂閱該雜誌的時間必定有數十年之久，並且覺得這份概覽世間永珍的期刊值得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