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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來源：科學網
作者：李晨陽
1986年9月2日，鄧稼先去世後的第36天，他的遺孀許鹿希給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簡稱九院）領導寫了一封信。除交代其他重要事宜外，這封信中還有一段特別的文字：
80年代鄧稼先與許鹿希合影。
不久後，9月25日的《曙光報》原文刊發了這封信，同期還刊登了一篇時任九院辦公室主任胡幹達的文章——《稼先的生活情趣》。這篇文章記述了鄧稼先生前豐富的業餘愛好，以及樂觀風趣的性格，顯然是對許鹿希那封來信的回應。
今天（2024年6月25日）是“兩彈”元勳鄧稼先的百年誕辰。距離這位傳奇科學家告別人世，已過去了38年。縱使時光飛逝，國人對鄧稼先的懷念卻從未褪色，有關他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至今仍然廣為流傳。
縱覽數十年間各類文章對鄧稼先的歌頌、解讀和省思，能看到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以及人們對“科學家”這一身份的想象和期待的變化。隨著時代發展，我們期待看到，當初令許鹿希感到遺憾的“苦行僧”式報道日漸式微，而鄧稼先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形象，重新豐滿起來。
鄧稼先。
從“神性”迴歸人性，不減其輝
關於鄧稼先，曾有一篇傳播極廣的文章——《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文中寫道：“整整28年，鄧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許鹿希信守離別時相互託付的諾言，無怨無悔、痴情等待。”
然而這樣“感人至深”的文字，卻被一些知情人駁斥為“謬誤”。2016年，即鄧稼先逝世30週年之際，《中國科學報》特意走訪其生前工作單位九院，採訪數位曾與鄧稼先共事的科研人員，對鄧稼先“拋妻別子28年”這一傳言做了考證，證實確為訛傳。
鄧稼先於1958年夏天被調到二機部九所（九院前身）理論部工作。1958年到1972年這14年間，他的工作單位離家只有一站之遙，大多數時間可以天天回家。直到1972年，他擔任副院長以後，工作地點從北京遷到四川省梓潼縣才遠離妻兒，但出差回京時仍可歸家。當然，出於保密規定，他的家人的確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工作。
1982年鄧稼先在九院（四川）辦公室中 。
類似《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這樣的文章還有很多。一些文藝作品為了極力渲染鄧稼先奉獻、犧牲、忘我的一面，而部分背離了歷史的真實；為了塑造某種充滿“神性”的完美科學家形象，卻恰恰擯棄了鄧稼先最生動、最富有人情味的那一面。
事實上，很多熟人對“老鄧”（九院人對鄧稼先的稱呼）的回憶，並非只有艱深晦澀的專業術語和篳路藍縷的艱苦奮鬥。鄧稼先的諸多趣聞軼事，總是和各種好吃好玩的東西聯絡在一起。
凌晨3點的緊急會議後，他親自切好西瓜送到大家手裡；廣場電影院的放映機出問題了，他自掏腰包買了十幾支冰棒送給忙碌的放映員；見基地工作人員的生活條件太差，他便安排給大家發放水果罐頭和麥乳精；他給青年技術人員散發的每人4兩糧票，在大家心中“比4兩黃金還要貴重”；他送給司機師傅的一瓶茅臺和一瓶瀘州老窖，被這位司機一直珍藏在家中，捨不得喝……
在九院，年輕人都喜歡翻鄧稼先的抽屜，找點心和糖吃。有時候他們還讓警衛員去“偷”老鄧的煙，拿來大家抽。有一次，鄧稼先剛好看到大家在抽菸，剩下的空盒子留在桌上。他恍然大悟似的笑著說：“我說我的煙怎麼老少，原來你們有‘內線’啊！”
除了喜歡請人吃飯外，鄧稼先還喜歡請人看戲、看電影，為此還鬧出不少笑話。
一次任務完成後，鄧稼先興致頗佳，對手下的幾個大學生說：“今天我們放假，大家晚上有興趣嗎？我請你們去聽戲！”
大夥兒雖然高興，但也心懷顧慮：臨時想去聽戲，恐怕票早就賣完了吧？鄧稼先卻不擔心——他在“淘”退票這件事兒上很有經驗。當晚，他帶著五六個大學生到戲院門口，逢人便問：“有票嗎？有票嗎？”最後，大家果真都如願進了劇場。
有人曾感慨，以鄧稼先的功勞和身份，只要打一通電話，不可能沒有戲看。但他就是這樣，從不為個人的利益動用任何權力。
很顯然，像大多數“普通人”一樣，鄧稼先也喜歡美食、藝術、娛樂等令人愉悅的東西。只是他先人後己的教養、清正廉潔的做派和極度忙碌的工作，讓他不會沉溺於此，只是作為和同事們一起增進感情、調劑生活的點綴。
1981年，鄧稼先在杭州西湖錦帶橋合影留念。
這些散落在親朋故舊回憶錄中的俗常片段，並不會對鄧稼先的偉岸形象有絲毫減損，反倒讓那些思念的、緬懷的、痛惜的情感愈加真實鮮活，更能觸動每個普通人的心扉。
令人遺憾的是，鄧稼先離世太早，沒能看到後來越來越繁榮富強的國家，和百姓越來越豐饒富足的生活。
1985年國慶節，重病中的鄧稼先偷偷溜出醫院，和警衛員鄧維平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散步。那時他心中滿滿激盪著對祖國大好形勢的暢想，對鄧維平說：“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你84歲了，那時我們國家就富強了，你一定要來北京看我。”
鄧稼先去世多年後，當初在他帶領下開展工作的大學生金汝璧已然年過古稀。故地重遊時，他站在鄧稼先雕像前久久不忍離去，心中萬語千言盤旋，最終說的卻是：“老鄧，帶我們下館子吧！如今，再也不讓你掏腰包了，也不用湊糧票了。”
至真至純的人，可以走多遠？
鄧稼先誇獎別人時，最喜歡用的字眼是“pure（純真）”，這也正是他自己特別欣賞和刻意追求的道德境界。
很多人都對鄧稼先的純真印象深刻。
1958年，二機部九所成立之初，包括鄧稼先在內的人們都參與了建所勞動。鄧稼先儘管“一看就是個沒幹過活的人”，卻格外賣力。他高大笨拙又認真的樣子，看得大家啞然失笑。就這樣，同事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大白熊”，他也欣然接受。
九院工作人員秦永森回憶，20世紀70年代，有次他參會時，遇上了一位特別和氣的長輩。看到小賣部在賣罐頭，這位長輩便問秦永森，橘子水和楊梅水哪個好吃。得到建議後，他直接把錢包交給售貨員，讓售貨員自己拿錢，售貨員一時間被這個舉動驚呆了，不敢動手。最後還是旁邊的年輕人幫他問了價、付了錢。他開心極了，笑起來，臉上的表情活像個孩子。當時秦永森完全沒想到，這位一點架子都沒有的長輩就是大名鼎鼎的鄧院長。
楊振寧對鄧稼先的評價是，“真誠坦白，從不驕人”“稼先忠誠，不取巧，認識他的人都很敬佩他！”
1986年6月，鄧稼先在醫院與來訪的楊振寧合影。
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孕育出的傳統知識分子，既有中國農民的樸實真誠，也有中國士人的清正高潔。只有這樣的品格，才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紛亂動盪的環境中，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做成看似不可能成功的偉業。
核武器研製工作的一些環節中存在危險，鄧稼先溫和而堅定地扮演起定海神針的角色。當時在特種車床上加工核心部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活。為了給工人“定心”，老將軍李覺和鄧稼先同時站在工人的身後。後來李覺將軍年事已高，不能一直在場，鄧稼先就在那裡足足站了一天一夜，即便工人換班他也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產品。
“文革”初期，本應是科研象牙塔的九院也像當時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分裂出了兩派群眾組織，紛爭不斷。在那種情形下，鄧稼先竟然能說服兩派繼續工作，實現了“搶在法國人之前搞出氫彈”的宏偉目標。他並非蘇秦、張儀那樣擁有三寸不爛之舌、合縱連橫之才，純靠一片赤誠之心，把人們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回顧這段歷史時，人們不禁感嘆，在複雜尖銳的人際紛爭中，“忠厚純真”的人格魅力竟能創造出如此奇蹟，而即便在最混亂的鬥爭中，善良的天性也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
鄧稼先在纏綿病榻的日子裡，忍受著癌症和化療帶來的種種苦痛折磨，為國家做了最後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
當時國際局勢風起雲湧，國內的核武器事業如果遭受干擾或遲滯，哪怕是絲毫的猶豫和動搖，都會錯失時機，導致多年努力，功虧一簣。
自知時日無多的鄧稼先，用盡全部力量與死神賽跑。從1986年4月第二次手術後，他和于敏等科學家一起聯名向中央寫信，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寫下一份寶貴的建議書。據看過這份建議書原件的人說，從紙上的字跡還能看出鄧稼先當年病痛下的顫抖。
1984年，鄧稼先和于敏。曲榮坤攝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長鬍思得說，後來十年間的形勢變化，證實了建議書的正確性，每當我國核物理研究者在既定目標下，越過核大國佈下的重重障礙，奪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時，都從心底欽佩鄧稼先的遠見卓識。
1986年8月3日，在鄧稼先的追悼會上，一直愛重他的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含淚致悼詞：“他的名字雖然鮮為人知，但他對祖國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把鄧稼先的名字與“鮮為人知”聯絡在一起。但這四個字永遠提醒我們，以鄧稼先為代表的、參與“兩彈一星”攻關的眾多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在漫長的歲月裡，不為名、不為利地默默奮鬥。所謂“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並非文學上的渲染，而是全然寫實。
數十年以降，鄧稼先的名字早已從“鮮為人知”到“家喻戶曉”，他的故事歷經時代變遷，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樣化的社會價值觀的沖刷，依然震撼人心。
正如楊振寧在他去世後，寫給許鹿希的那句話，“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