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死於熱射病的背後,不只是穿不穿防護服的問題

來源 | 八點健聞
ID | HealthInsight
撰稿|韋曉寧
責編|李珊珊
這是一個創下高溫紀錄的夏天。
濟南,氣溫在6月就達到了40攝氏度,這是近71年曆史同期第2位高值;湖南在7月10日一天就釋出了99條高溫預警;隨後,上海的徐家彙氣象臺再次測到了1873年以來的最高值……
在江西,護士謝春華身著防護服在38℃高溫天氣裡進行核酸取樣時暈倒;
在西安,一位建築工人因熱射病不治身亡;
在廣州,一名快遞員患上熱射病昏迷一個多月未醒;
在自貢,環衛工人忽然暈倒心臟驟停被診斷為熱射病;
在浙江,一位車間工人因熱射病多器官衰竭死亡;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極端高溫的出現,最近數十年來,國際上正傾向於認為,熱射病正在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在中國,熱射病,因其受害者一直是體力勞動者、貧困人群而長期不為人所知。
直到撞上了新冠疫情,極端的高溫中,這種病死率比新冠病死率高數百倍的疾病——熱射病,隨著身著防護服的醫務工作者的倒下,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這是一種兇險的疾病,在2019年釋出的《中國熱射病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下簡稱《專家共識》)中曾提到:熱射病的發病率和危害性可能遠超預期。
在《專家共識》中,熱射病被分為經典型熱射病和勞力型熱射病。
前者主要針對老弱病殘,在國外的統計中,人群發病率為(17.6~26.5)/10萬,ICU病死率超過60%。
後者對健康年輕人的威脅最大,主要針對的是以建築工人、消防員、軍人、運動員等戶外體力勞動者,合併低血壓時病死率超過30%,高溫高溼的氣候因素和高強度體力活動是導致勞力型熱射病最主要的危險因素。
建築工人、環衛工人、快遞員……這些室外工作的體力勞動者,是熱射病面前最為脆弱的人群。
這些人中,最為突出的是建築工人,在日本一項1989-2000年的統計中,建築工人中暑人數佔全行業中暑人數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還達到了70%。
而在中國,構成建築工人主力的農民工,也成了受到熱射病危害最嚴重的人群。
重慶大學2010年的一篇碩士論文“高溫下建築施工健康安全管理與成熟度評價”中,列舉了當年的數起工地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在寧波的第二醫院,“最近數天內,已搶救了4名嚴重中暑的民工,其中的3名雖經全力搶救,仍不幸死亡”。“2010年7月30到8月1日,濟南因高溫出現多名中暑入院的戶外勞動者,其中8人因搶救無效離世,大多為環衛工人、農民工”……
而在上海浦東新區經預防控制中心釋出的一項關於2013-2017年上海浦東新區高溫中暑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中提到,重症中暑者中熱射病佔比為55.9%。
而今年的熱浪還遠未結束,中國氣象局氣象服務首席柳豔香研究員向八點健聞介紹,在短暫的間歇過後,就在7月20日,第三輪高溫熱浪已經來襲,這次高溫熱浪也將會主要影響我國南方大部地區。而熱浪的來襲,對老年人、小孩和孕婦等體質虛弱的人群、有基礎性疾病的人群以及戶外工作者帶來的風險尤其大。
嚴酷高溫,撞上政策要求嚴格防控傳染性極高的奧密克戎疫情。這個夏天,熱射病因室外作業的醫務工作者不幸倒下而備受關注。
關於熱射病的討論最先被引向了密不透風的防護服是否必要?
在華山醫院感染科的公眾號裡,張文宏和他的同事們寫到:包裹住全身的防護服使得汗液無法蒸發,從而不利於散熱,他們呼籲:進行普通人群的取樣等工作時,工作人員“不應該再鼓勵或規定必須穿著’大白’”。
一位資深的感控專家同樣向八點健聞指出:《醫療機構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與控制技術指南》中一直提到的都是“防護服和隔離衣二選一,沒有說只能選防護服”。
目前,雖然尚無國家衛健委的表態,護士暈倒兩天後,南昌市衛健委也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南昌市室外取樣人員不再穿防護服取樣,而是改穿一次性隔離衣。
這看似是“新工種”工作標準尚不完善而引發的偶發事件,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公衛問題——高溫熱浪帶來的死亡風險,以及相關干預系統建設的問題。
人體控溫系統失效,暈厥、抽搐、全身器官衰竭……熱射病是高溫死亡風險最極端的體現。然而,高溫帶來的不僅是熱射病而已,在看不見的地方,熱浪下死於心血管病、腎臟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貓狗攻擊的人也在變多。
2021年,一項由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作、發表在《柳葉刀-星球健康》的研究表明,在過去20年,擁有全球將近一半人口的43個國家、750 個地區中,每年高溫所致超額死亡佔 0.91%,且這個數字正在上升。
也就是說,全球每100個超額死亡者裡,有將近1個人是死於高溫。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許多地區,高溫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任何其他與天氣相關的災害,包括洪水、颶風和海嘯。一項由瑞士、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研究人員共同進行的研究顯示,2003年的歐洲熱浪,曾造成了7萬多人的死亡。
作為受影響尤其大的亞洲地區的國家,中國並不能從熱浪的死亡詛咒裡倖免。
北京大學能源環境經濟與政策研究室發表的研究顯示,2017年中國2852個縣與異常熱浪相關的全因死亡人數是16299人,死亡相關經濟損失613.04億元。其中上海受影響最為明顯,434人死於熱浪,死亡經濟損失2.388億元。
另一項由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在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2013年-2015年,中國130個區縣裡,熱浪相關非意外總死亡風險增加15.7%,心血管相關死亡風險增加22%。
儘管熱浪會對生命安全造成極端危險,卻並未引起國人的重視。“天氣預報天天播,大家還是該幹嘛幹嘛,不把熱當回事。如果是熱射病還知道是怎麼回事,如果是心臟病爆發、猝死,那真的是不明不白的。”一位氣象從業者感慨。
當熱浪就在跟前,人類並非無能為力。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教授畢鵬參與的一項南澳州高溫與工傷關係的研究指出,與高溫相關的職業風險79%發生於公路和橋樑建設、澆築混凝土施工等戶外工作,建議對熱浪下的此類工作加以限制。
一位曾在阿德萊德大學研究高溫問題的公衛從業者告訴八點健聞,在澳大利亞等國家,科研-政府-行業和社群已形成良好的閉環,相關人士會在科研結論的指引和政府的支援下積極建立行業標準、提供社群服務,避免高溫帶來的健康風險。
而在我國,《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年年強調,“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因高溫天氣停止工作、縮短工作時間的,用人單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勞動者工資”等條例仍難以實現。半個月前,建築工人王建祿在高溫、高溼度的環境中工作9個小時後,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因熱射病搶救無效去世。
有報道稱,因王建祿未籤勞動合同,難以認定勞動關係、認定工傷。然而,需要為高溫死亡負責的,也許並不只是用人單位而已。
作為一個長期存在、導致死亡風險大大增長的公共衛生問題,關於高溫與生命安全,需要有部門站出來,發出更有力的警報聲,幫助人們逃離一年又一年的“死亡熱浪”。
頻發的熱射病死亡病例,背後是缺位的高溫干預系統設計。
缺的並不是氣象資料和相關資訊。實際上,從2009年開始,由中國氣象局相關部門研發的“全國高溫中暑氣象預報”已廣泛開展,從全國到地方的新聞聯播、報紙、廣播、新媒體多渠道發聲。
然而在行內人看來,氣象局只是一個服務提供部門,並非行政機構。儘管他們的硬體齊全,氣象航標佈設在全國的每一個縣甚至村級單位,“能準確統計從地下到外太空的資料”,健康氣象科研水平也已趕上發達國家水平,但能做的“也就是播一播新聞,科普一下,很快會被其他社會熱點淹沒”。
實際上,醫學界和氣象界的交叉學科“醫療氣象學”“健康氣象學”早已有之。在歐美髮達國家,健康氣象學在上世紀50年代風靡,並廣泛展開了相關預報服務,到70年代已基本解答了氣象條件變化與敏感性疾病的問題。而我國的健康氣象服務也在80年代末起步,2010年以後流行病學和毒理學開始在健康氣象領域逐漸應用,目前全國有甘肅、上海成立了人類生物氣象實驗室。
然而,這兩個由當地氣象局成立的實驗室,雖然預報模型準確率較高,多數時候卻仍停留在理論階段,並未大範圍應用。
在氣象和健康方面,掌握更高權力的話事人仍被期待著。40多度的烈日下,老人中暑,工人暈厥,核酸取樣員倒下,誰來聯合民政、住建、醫療等部門制定行業勞作環境標準?誰來對高溫下的暈厥和死亡負責?是氣象、衛健或者疾控?沒有人能說清楚。
“應指定一個權威機構來協調應對熱浪”,世界氣象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在2015年聯合釋出的《熱浪與健康:預警系統開發指南》建議,這個機構應負責熱浪下所有人群的健康保護,包括傳達資訊、推遲戶外活動、保證水電服務供應等。如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州級衛生部是牽頭機構,英國則由公共衛生署(PHE)負責。
“(負責部門)空缺狀態,虛位以待。有人暈了、去世了,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一位接近氣象和疾控部門人士直言。
話事人空缺,部門間的合作也缺乏動力。“部局合作交流不暢通、服務產品不精細、業務體系不健全。”內部資料顯示,氣象局相關部門如此形容目前我國的醫療氣象服務現狀。其中,部局合作指的是與疾控部門、醫療機構間溝通對話渠道不暢通,技術交流匱乏,資料難以共享。
“僅限於個別科研專案有交流,沒有戰略性的統籌合作。”上述人士表示,因為資料的敏感性、科研成果的歸屬、高溫事件的責任歸屬等原因,氣象與疾控部門之間的交流往往非常謹慎,與醫療機構的合作也以科研合作為主,業務合作很少,“科研合作也多是資料匯交和分析”。
這也導致氣象部門的高溫預警往往只能寬泛地面向全人群,無法與其他部門合作,針對具體地區的某些人群提出精細的建議,也無法在資訊播報之外開展實際的行動。
而在日本,地方政府積極開展熱屏障預警實踐,如熊谷市利用30餘臺監測儀,對人體可能受到的熱強度做出評價和預警,透過行動電話向公眾傳遞資訊;有公司研發了相關產品,輸入年齡、性別、血壓、排汗、身型、室內或室外的生活方式等個人資訊後,可獲取定製的中暑等級預測資訊及預防和治療建議。
畢鵬的研究顯示,澳大利亞阿德萊德當地的紅十字會會登記易受高溫影響的老年人,志願者每天最多給預先登記的人打三次電話,檢查他們的健康狀況、指導提防高溫,如果電話無人接聽或有人遇險將啟動緊急程式。
氣象局公共氣象服務中心宋建洋等人發文稱,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已經可以為不同受眾提供內容專業細緻、形式豐富易懂、支援互動和定製的健康氣象有償或無償服務,而我國的健康氣象服務能力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上述內部資料則顯示,“我國尚未建立較為完整的健康氣象服務業務體系……缺乏自上而下的統籌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效果反饋。”
對此,上述人士表達了遺憾。“不僅各地高溫,近年發生的河南暴雨、甘肅山地馬拉松失溫事件,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完全可以做得更多,甚至完全避免傷亡。”
但同時他也對氣象部門的難處表示理解,“有時掌握了資訊也沒法去說,涉及到和當地的相關的溝通、協作,否則只會引起恐慌。和這些部門的溝通又需要一套流暢快速的成熟機制,否則天氣一過,這些資訊也沒有意義了。”
“健康氣象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期待氣象、醫療、公衛等領域聯合攻關,更好地服務廣大民眾。”柳豔香對八點健聞表示。
天氣轉瞬即逝,夏日終將過去,但也終將來臨。這一次,因為“大白”們而更受關注的高溫死亡案例能留下一些什麼嗎?需要明確主導方以及多部門聯手的健康氣象干預,歷史欠賬何時會補上?
參考文獻: 
宋建洋, 吳昊, 李藹恂,等. 健康氣象服務現狀及展望[J]. 環境衛生學雜誌, 2018,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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