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曉涵
編輯 | 王珊瑚
“憂心忡忡的一代人”
極晝：你從2012年開始，對美國本科留學的中國學生進行了長達七年的追蹤、調查、訪談。調研結論中有一個關鍵點是，他們是“憂心忡忡”的一代人。他們的求學路上，是怎樣體現這一點的？
馬穎毅：焦慮體現在不同階段。比如留學申請之前想進名校——和美國的學生相比，中國學生對學校排名看得特別重，就奔著美國前50名、最差都是前100名（申請）。實際上美國高校的錄取，和中國常見以標化成績為主的錄取方式相差很大，這個過程中不確定性很大，知道的資訊少，就產生了很多焦慮。
渴望上名校，在整個過程中投資也是巨大的，國內的留學中介市場是十億、百億級別的，沒有哪個國家的學生能跟中國學生相比。
來了美國之後焦慮就體現在各個方面了，課堂公共發言，交友、專業選擇等等。很多中國學生的專業都是理工科或者金融，過去兩年就是AI、計算機扎堆。
這其實體現了中美兩種價值觀的衝擊。中國孩子不是特別考慮到我自己喜歡什麼、擅長什麼，更多考慮到父母、周圍的人或者整個社會覺得什麼專業比較有前途，這是一種很集體主義、很務實的考慮。美國孩子更個人，關心的是我的激情在哪裡？天賦在哪裡？
極晝：這兩種價值觀的衝擊怎樣影響他們的選擇？
馬穎毅：受美國社會影響，他們也追求一種自我的發現，我的興趣、熱愛在哪裡？所以你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結合，比如有人一邊讀物理專業，同時再讀一個藝術史雙學位，甚至有人讀三個學位。有的孩子非常ambitious（有野心，當然這個詞在美國是褒義），幾乎把我們學校好的學院裡強勢的學科都讀了一遍。
這是他們克服焦慮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中國式”的選擇。但這個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焦慮，結合得好皆大歡喜，很多時候還是有擠壓，和父母有矛盾，諸如此類。很多人會提到父母，直接說是父母讓他們出來，或者push他們轉學去更好的學校，因為父母的圈子小孩都上更好的學校，所以他也得上。
極晝：似乎離開了原本的教育環境，還是很難擺脫本土社會的要求。
馬穎毅：儘管離開了中國，他們沒有擺脫國內價值觀的影響，父母交學費，對（專業選擇）是有控制的；另外有些孩子也不一定是受父母控制，他自己內化了這種價值觀——如果真的只是聽從內心的聲音和激情，覺得不放心，得去學一個硬技術的東西。
當然裡面也有更實際的考慮，對未來的規劃，美國的移民政策顯然對理工科更友好。比如同樣是畢業申請OPT簽證，理工科能待三年，文科就只能待一年，美國的政策也讓一些中國孩子做出類似選擇。
極晝：訪談中有誰讓你印象深刻？
馬穎毅：有一個女生，她是典型的文轉理。在國內學文科，到美國之後學應用數學，因為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就業機會，比如去銀行、保險公司。她很清楚數學不是她的天賦學科，但在國內打下的數理基礎能幫她勝任。聽到這個，我是很佩服這個孩子的勇氣的。
在美國這種情況就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我教美國學生，他們很多人到了博士階段，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課，涉及到數學就有很大的負能量，因為很長時間他們就這麼告訴自己，我在數學方面沒有天賦。在美國很難遇到一個學生，知道自己沒有天賦也不感興趣，因為就業機會好，去學這個。
極晝：和她交流的時候，你感覺這種明確的規劃來源於什麼？
馬穎毅：她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她很想留在美國。他們想留在美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人會覺得美國工資高，我得把學費賺回來。
她給我的感覺反而不是特別焦慮，而是非常理性、規劃明確，她有很強的自我認知，知道自己不擅長這個，即便如此，只要這個地方有機會，我也能夠讓自己在這裡立足。
“我們這一代少有這樣的野心”
極晝：你是2000年從南京大學本科畢業後去美國，拿到社會學的博士學位，你們這一代留學生當時面臨的環境是怎樣的？
馬穎毅：我是拿全額獎學金碩博連讀，當時讀我這種學科的中國留學生很少，絕大部分是理工科。所以別人問你（大部分是中國人），學這個專業完了以後能幹嘛？怎麼會選這個？你能感覺到對方臉上驚奇、茫然的表情。雖然我有獎學金、在名校讀博士，但作為一個文科生，已經能感受到巨大的衝擊和壓力了。周圍的中國社群，包括朋友，讓你覺得你這個選擇是沒前途的。
但這種焦慮相對暫時，隨著我順利畢業、找到工作，就消失了。還有一點，那是近20年前的事了，當時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焦慮這個詞還不那麼普遍使用，全民的心態也相對樂觀、積極，比較放鬆。儘管大家知道學文科路子窄，但那時候是就業的問題不突出，基本你上了大學，都能找個工作，難的是上大學。
極晝：調研的學生們又是怎樣的一代人？
馬穎毅：他們是90後的一代，幾乎都是獨生子女。我們當年沒有條件自費出國，都是普通城市家庭裡的孩子，普遍沒有這個經濟能力，靠獎學金。留學也是踏出國門的第一步，也沒有想讀完以後怎樣，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
現在的孩子很多是家裡自費送去留學。自費意味著選擇是非常多的。他們在出國之前，已經有國外遊歷的經驗了，遊學、旅行、交換、夏令營等等。我當時做這個專案的動因非常簡單，就是好奇，這一代人跟我們上一代非常不一樣，更年輕、更富有、專業更多元，不僅有社會學、人類學，還有讀藝術、電影、時裝設計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訪談一個在美國帕森斯設計學院讀時裝設計的孩子，讓我覺得非常ambitious。她說我現在讀的是最好的，接下來研究生我要去英國的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因為那個也是最好的，然後回國發展自己的品牌和工作室。這種想法、視野和經歷，在我們那個年代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極晝：這種野心背後，支撐她的是什麼呢？
馬穎毅：顯然來自她的生活經歷、去過的地方、有過的體驗，父母給予的支援，不僅是經濟上的，也包括思想上的。我們這一代少有這樣的野心，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原因。
實際上，調研之後發現，這個群體裡也是有階層分化的。像那個學設計的女孩子就屬於相對上層的富人階層，對她來說留學、想做的事業更多寄託了自己的夢想；也有孩子來自於普通中產，還有工薪階層，對他們而言教育還是謀生的重要手段。
極晝：這個群體更多元了，可能也意味著更分化了。對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孩子，你有怎樣的觀察？
馬穎毅：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家裡比較有錢的小孩更有可能考慮回國，要不就自己創業，要不就繼承家業，幫家裡去管理，很多人是這樣的。當然也有想逃避父母，在美國自由自在生活的人。
更多的一般工薪階層的孩子，其實是很希望透過留學去變現，想在美國找到工作，他們留美的願望更強烈。最近幾年留美國很難嘛，因為工作籤抽籤，很多人抽不到工作簽證，所以仔細看行為不一定能體現出來，但至少在願望方面其實能體現這種階層差別。
極晝：在其他方面的表現，這些孩子之間會有差異嗎？
馬穎毅：在社交和學術方面的表現，差異是很明顯的。父母沒有上過大學的第一代大學生，在這兩方面都處於弱勢，他們有更多社交方面的“隔離”，更扎堆，沒有什麼美國朋友。學術中更少參與課堂討論。訪談裡其他學生會直接說，父母告訴他怎樣去交朋友，他們留過學、經常出國或者做過訪問學者，知道這種多元朋友圈、國際網路的重要性，會push孩子多交美國朋友、加入社團等等。但這些孩子（第一代大學生）在這方面是欠缺的，他們的父母自己都沒有上過大學。
這是文化資本相對欠缺帶來的，因為父母沒有上過大學，指導、支援力度遠遠不如。實際上同樣對第一代大學生，美國有很多的研究，高校也會給本國學生支援，但國際學生是被忽略的。因為大家覺得這些國際學生自費過來，都是優越的階層，不知道其中也會有相對弱勢的群體。
“為什麼是中國學生？”
極晝：這個研究的英文版出版之後，你在美國許多高校做過分享，得到過怎樣的反饋？
馬穎毅：美國這邊教授，包括審讀稿件的時候，就曾經挑戰我說，為什麼是中國學生？他們認為所有留學生都具備這個特徵，他們不是隨機挑選的人群，都會具備野心和焦慮的二元性。
但我調研的這些孩子為什麼是比一般留學生更野心勃勃和憂心忡忡的一代人呢？因為他們來自中國，過去中國四十年社會變遷是人類社會上史無前例的，這種野心和焦慮，也是超越別的國家留學生的。
極晝：怎樣理解這一代留美的孩子的野心和焦慮？
馬穎毅：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們身上，還體現了他們的父母、家族的期望。我的樣本統計分析，他們父母的教育水平資料，絕大多數都上過大學，只有20%的孩子是第一代大學生。他們的父母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及中上階級，希望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傳承給下一代。
2014年《紐約客》的作家歐逸文寫過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野心時代》，講述了許多中國人如何在社會快速發展的大環境裡，創造了一個野心時代。我也引用了這個概念，這些孩子來自這個社會，也體現出來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氛圍。
野心的另一面，必然是焦慮，這是我作為研究者發現的、引領全書的一個框架。
極晝：聽下來會感覺，似乎這些孩子的選擇會更多受外部環境所影響，你能看到他們的主動性，或者做出過什麼反抗嗎？
馬穎毅：我讓他們做過反思，留學對他們有什麼影響？雖然反抗不多，但還是有很多自我發現的。比如幫助他們成為更積極融入社會的全球公民，幫助低收入社群，也對自己生活的世界保持反思和自省，也會質疑自己先前的觀念和偏見。
極晝：哪一個“反抗”讓你印象深刻？
馬穎毅：有一個女孩，她在中國曾經是一個聽話的學生，原本父母一定要安排她學數學，而且想讓她一畢業就讀研，覺得作為女孩應該在完成學業之後工作、結婚生子。結果她選了社會教育。這個專業畢業之後，基本都是在美國做中小學老師的。
這是很多美國人走的路，在外面工作幾年再判斷要不要讀研究生，讀什麼專業。她覺得自己也需要去感受一下這個社會，得到更真實的生活經歷，但她的父母就特別失望，覺得她只是懶惰、不想上學。中國父母就好像特別著急，尤其是女生，希望一步到位，生怕青春被耽誤了。
這個女孩畢業之後也沒有聽媽媽的話。先是在美國一個非贏利組織做義工，幫助經歷過藥物濫用或家庭暴力的單身母親，用自己的雙手獲得獨立生活和工作的技能，後來又去了柬埔寨的另一個社群發展專案。
極晝：這個研究的英文版出版是在2020年，最近這幾年這些留學生的情況有變化嗎？
馬穎毅：回國的越來越多。很多孩子選擇回國，也有很多人是被迫回去的，因為抽不到工作簽證。美國這麼多年工作簽證的數量沒有增加，但是留學生的人數在不斷增長。
疫情顯然讓焦慮更加惡化了，原來（焦慮）只是來自於教育，後來疫情中還有旅行的不便，現在更長久的來自地緣政治，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能看到在數字方面，留美的學生人數是在下降的。峰值已過，但是美國仍然是最重要的留學目的國，這個現象短期內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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