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一陣子，也許是和精神科醫生作者們聊得多，社交網站開始給我推送一種廣告：
精神病託管中心。
我點開看了看——好傢伙，這個託管中心，不光有治療室、藥房提供專業醫療服務，還有閱讀室、活動室，還有專門打檯球，唱歌的房間，和種菜、摘果的大棚。
網站正中央的照片，是一群“學員”在一棵大樹下乘涼，好像還在唱歌。
這不就是“高階度假中心”嗎？看得我心發癢。
正常人，住進精神病院是什麼感受呢？
我問醫生魯米那，她笑話我，說哪有正常人住那裡。而且這種託管中心，和她曾經值班的精神科病房，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不過她倒是真有過一段經歷，當年有個患者，被“逼著”送進來時，很像正常人。
到六院轉崗培訓前，我就聽說過一個傳聞：
六院內有一片禁區，住著整座城市最嚴重的精神病患，將這些人隔離起來，防止他們出現在街上。
我曾經以為這不過是帶有杜撰、誇張成分的都市傳說，直到培訓期間我才發現，這裡真的有全封閉病區，被醫生們稱作六區——
住在這裡的病人，幾乎都是重度精神病，更關鍵的是，絕大多數都是非自願入院，是由監護人或者警察送進來的，能不能走，什麼時候走，也不是自己說了算。
他們不能和外界聯絡，想打電話得提申請，由醫生帶到特別的房間通話。
這裡幾乎所有地方都設定著門禁，就連水房但也不例外。病人居住區外還有一扇鉛灰色鐵門。即使刷門禁，這扇門也要兩隻手，使全力才能推開。
六區七十張床位，常年人滿為患，少有空缺的時候，因為一旦住進這裡，想出去不知道何年何月。聽一位老醫生說，有個老太太三十多歲進來，現在五十多了，將近二十年沒有任何家屬探望她。
她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陰性症狀患者，不與任何人說話，甚至整天一動不動，像蘑菇般生長在病房，老醫生說：“剛進六區的時候，她的病情還沒這麼嚴重。”
剛來這裡值班的時候，我心裡常常有一個問題：這裡住的真的都是精神病嗎？如果其中有一個被誤解的正常人，她被關進這裡二十年，她要怎麼做才能出去？我想想都不寒而慄。
直到我培訓半年的時候，兩名警察帶著一個女人來到六區，讓醫生檢查她是否有精神病。
可是主任和醫生反覆問診，覺得她的情況和警察的懷疑，有出入。
我第一眼見到範麗麗，就是在六區外面的鐵門那裡。
兩名警察一左一右，直立在她兩側，緊緊挨著她。鐵門推開，一名警察走進來，拿著一沓病例資料，指著範麗麗說，“我們送病人過來住院。”
我不住打量中間這個女人。她大概三十歲，個頭挺高，很瘦，穿著一件淡藍色針織衫，一條牛仔褲，披著齊肩的波浪捲髮，戴著一副無框眼鏡，看上去有點書卷氣。
範麗麗主動向前走了一步，左右兩名警察立刻靠攏，保持在她身體兩側。
範麗麗好像已經習慣，沒有任何反應，開口說：“醫生好。”
這句話讓我愣了一下。被警察送進來住院的病人，在這裡有六七個，要麼有傷人或者自殺傾向，要麼法醫鑑定有精神問題，要麼以前就診斷出精神病。
這些人多數情緒激動，掙扎、哭鬧，需要警察控制雙手，保持平靜的都少見，更別提主動打招呼。
“她什麼情況？”身旁的鄭醫生問。
鄭醫生是六院的老醫生，在精神科待過十多年，也是帶我時間最長的老師。她邊問，邊接過一位警察手裡的資料，翻了翻，抬手示意另一位警察帶病人進去，似乎和他們打交道多年了。
像這樣非自願住院的，通常由送診的人第一個提供病史，比如家屬、社群監護人等。送範麗麗來的是警察，只能從他們那裡瞭解情況。
留在門口的警察說：“她反覆報警，反覆投訴，反覆在網上發帖，但是我們調查發現，她反應的情況不屬實，也不像報假警，懷疑她存在精神問題，帶過來，讓醫院檢查一下。”
六院門診病例和住院單上寫著：心境障礙。後面還打著一個問號。
診斷後面打問號，說明病人目前的診斷並不明瞭，需要住院觀察才能確診。
當警察說到“反覆報警”時，我心裡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範麗麗可能是訴訟狂。
這是被迫害妄想症的一個子門類。這類患者總認為自己遭受迫害，或者名譽遭到玷汙，一旦得不到他認可的結果，就報警或者訴諸法庭。在警局和法庭達不到目的，就到社交媒體上肆意宣洩。
我下意識皺了皺眉頭，倘若範麗麗是訴訟狂，接下來恐怕有的忙了。
範麗麗被懷疑有精神病，重點就在“反覆報警，反覆投訴，反覆發帖”警察認為她反映的情況不屬實，結合她這種反覆行為，懷疑她精神有問題。
警察提供的意見，我們只能作為參考，要想知道她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們必須瞭解瞭解她過往言行和現在是否有巨大變化。
接著，還要詢問她的同事、領導和朋友，瞭解她工作時的表現和人際交往，是否十分與眾不同。
最後，我們還得觀察她在當下的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言行，是否與環境相符合。
“非自願”住院的病人，第一個提供病史的人，大都是送診的人。範麗麗的家屬沒有來，送她來的人是警察， 我們只好先從警察跟前瞭解她的情況。
和警察聊完，鄭醫生沒有停歇，立刻帶著我到病房找範麗麗。我們倆進屋的時候，她已經收拾好東西，佩戴著腕帶，默默坐在床邊。
“範麗麗，”鄭醫生走過去，“我們可以聊一下嗎？”
“好的，醫生！”範麗麗站起來，禮貌地點了一下頭，“可以。”
“聽說你經常報警，也經常投訴，還在網上發帖，有什麼委屈嗎？”
“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被毆打和汙衊，但施害者一直逍遙法外。”
範麗麗義正言辭，但是語氣仍然很平靜，聽不出一點憤怒的情緒。
鄭醫生輕輕揮手，示意她坐下，接著探出身子，靠近她，直視著她說：“我相信你有很多話想講，不著急，我們慢慢來，看看我能不能幫到你什麼。
“現在，能把你的遭遇，具體和我說說嗎？”
病房裡只有我、鄭醫生和範麗麗，其他病人都在活動室裡。
我翻出記錄本，邊聽範麗麗講述，邊記錄。
三年前，範麗麗在日本大阪留學。她的家庭條件不好，父母在工廠流水線上討生活，很難供得起她留學的費用。範麗麗兼職代購的時候，在群裡認識一位學長，不久便發展為男女朋友。
後來回國了，她進了大學做老師，男友在一家外資企業做管理。“我和他不在同一座城市，見面的機會比較少。好久沒見，我想給他一個驚喜，直接跑到他的城市去看他，沒想到他身邊陪著另一個女人……”
說到這兒，範麗麗抬眼看了看我手裡的紙筆，停頓了一下繼續說：“我還在騙我自己，跟自己講那個女生是他的普通朋友或者同事，可是下一秒鐘，我就看見她，那個女生挽著他的胳膊。”
“我氣瘋了，衝到他面前。他先大聲斥責我，說我為什麼不告訴他一聲，就偷偷跑到這裡。”
我從來沒見過有人能把“氣瘋了”三個字說得像她這樣輕鬆。我閨蜜聊明星八卦都比她現在激動。
“我質問他，問這個女人是誰，他就大聲罵我，說當然是我的女朋友。我說，那我算什麼？那女人說，你是不要臉的小三，死皮賴臉追到這裡。我當時眼淚就下來了。”
範麗麗說，她爭吵幾句，一激動就衝上去扯男人的領子，卻被男人一把推倒，女人也衝過來撕扯她的頭髮，接著便是一頓拳打腳踢。混亂中，範麗麗感覺被扇了一耳光，耳朵嗡嗡響。
路邊圍過來很多人看熱鬧的。
爭鬥停息，範麗麗撥了110，警察將三個人都帶到派出所，可是範麗麗身上除了幾塊汙漬和破皮以外，瞧不出明顯的傷痕，就連淤青都沒有，“那個警察說我們是感情糾紛，沒造成什麼實質性損害，就讓各自回家。”
範麗麗離開那座城市，回到家以後越想越傷心。她夜裡睡不著，小腹疼痛，就去醫院檢查。多次檢查，醫生都沒發現內臟有問題，就在病例上寫了“軟組織損傷”。
範麗麗的傷，沒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她咽不下這口氣，投訴警察，沒有滿意的答覆，便投訴派出所。
前男友給範麗麗發信息，讓她消停點，再鬧下去，讓她吃不了兜著走。
沒過多久，範麗麗校領導的電子郵箱裡，出現多份舉報她的匿名信。信中說範麗麗不光學歷造假，在日期間還做外圍女，回國後，又給老男人做小三，這樣的人品和素質不配做老師，應該立即調查並且開除她。
校領導找範麗麗談話，問她是不是得罪了什麼人。
她看完郵件，發現這些汙衊肯定來自前男友。郵件內容大多是假的，但某些生活細節，比如她經常去什麼地方，住哪裡是真的，只有前男友知道得這麼詳細。
“完全是捏造，是誹謗，是汙衊。”範麗麗說。
校領導讓她處理好感情生活，不要影響工作。可是沒過多久，郵箱又收到類似郵件，這回不光校領導收到，同事們也收到了，範麗麗只能去報警，警察做筆錄，讓她回家等訊息。
將近半年，範麗麗不斷地報警，而且還打了不下十次投訴電話，接著在網上不斷地發帖子，曝光她的遭遇。直到有一天，警察敲開她的家門。
“都記錄下來了嗎？”鄭醫生問我。
我點點頭，合上記錄本。即使範麗麗的情緒穩定，但並不代表她講的就是事實，我們需要更多證據，也需要在未來幾天裡，對照著記錄本上的重點內容，再來詢問她。
“他打你，汙衊你，威脅你……這些，現在你還有證據嗎？”鄭醫生輕聲問。
“都有。”範麗麗說，她傷後拍了照片，就診病例和聊天記錄都截圖保留著。
“你的情況，我基本瞭解了。你的描述和警察存在差距，我想從別的渠道，多瞭解一些你的情況，以便有更好的診斷和治療，能不能把你父母、同事或者領導的聯絡方式給我們？”
對很多病人來說，這是巨大的挑戰，當身邊人接到一個精神科醫生的電話，那麼即使她被證明沒有精神病，順利出院，生活也難保不受到影響。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保護病人的隱私，不和這些人講述具體病情，但是普通人的偏見，是我們控制不了的。多數病人在這一步會明確拒絕，但範麗麗只是稍微遲疑了一下，就對鄭醫生說：“好的，沒問題。”
鄭醫生和主任溝通了範麗麗的情況，接下來一週，她每天都找範麗麗談話，內容無外乎讓她把之前的事重新講一遍，每次談話，範麗麗都十分配合，也沒有什麼破綻。
同樣在這一週，鄭醫生給範麗麗父母打了電話。
父母聽說女兒住進精神病院，都覺得很吃驚，他們說範麗麗自幼成績優秀，上了大學就自己養活自己。
回國工作後，範麗麗申請學校的公寓樓，一直住在學校，週末偶爾才回家，女兒發生的這些事，父母都不知道。
聊起和父母的關係，範麗麗的母親說：“我和她爸爸都沒讀過多少書，很多事情幫不了她，學習工作上的事，她也很少告訴我們，找物件的事，也不讓我們多過問。”
接著，鄭醫生又給校領導打了電話。
電話對面是一個有點拿著官腔的中年男人，他說：“範麗麗呢，工作能力很強，和領導同事還有學生都相處得很好。
“我們是收到過幾封匿名投訴信，但是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展開過充分的調查、討論和分析，老師們都覺得，那些指控與她平時的表現不符，所以學校方面都選擇相信她。”
後來，鄭醫生又撥通範麗麗幾位同事的電話，大家總歸是相信範麗麗，認為郵件內容不屬實。
除了詢問本人、尋找證據，我們也在觀察範麗麗這一週的行為。在六區的一週裡，範麗麗每天按時吃飯、睡覺、洗澡，顯得很安靜，即使在活動室裡，也靜悄悄的。
六區有一間活動室，大概六七十平米，擺著很多餐桌，就像大學裡的食堂，有一扇門連通著開水間，門上有一個視窗，到了飯點，病人們排隊打飯。不吃飯的時候，他們就在活動室看電視、做手工、打牌聊天。
範麗麗和多數病人都不交流，但和兩個病人走得很近，一個英國華僑，一個在讀研究生。她們三個人經常坐在窗戶邊靜靜交談。
華僑患的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礙，說白了就是酗酒造成精神問題，是被她妹夫送進來的。研究生是典型的躁鬱症，當時處於躁狂期，隨後不久情緒穩定就出院了。
我們不知道三個人在聊些什麼，側耳一聽大概是遭受屈辱待遇的事，但是當醫生靠近她們就結束談話，範麗麗還特意站起來，禮貌地點頭問好。
為期一週的診斷，鄭醫生得出初步結論，範麗麗擁有良好的社會功能和精神狀態，與重症精神疾病的患者完全不相符。
那些天，鄭醫生總是眉頭緊皺，當時的我還是個新手，不清楚她在擔憂什麼，既然人家沒有明顯精神症狀，就讓她出院好了，還在猶豫什麼呢？
鄭醫生的審慎是有原因的。
她告訴我，大概十年前，這座城市發生過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輛寶馬以將近兩百碼的速度，在路口撞上一輛馬自達，十幾輛車受到波及，馬自達車裡一男一女被撞飛出車，當場死亡，肇事司機卻不見蹤影。
後來警察抓到肇事司機，發現司機明視訊記憶體在精神異常，他咬自己的胳膊，逮住機會就拿腦袋撞牆，警察不得不強制給他戴上一個頭盔。
檢測顯示，這個司機沒有酒駕或者毒駕，於是警察將他帶到我們這來鑑定，結果是被迫害妄想症，確定案發時突發“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
自從被警察逮捕，到記者採訪和醫生診斷，不管別人問什麼，那個司機一直喃喃著：“有人要害我，我必須趕緊逃命，必須逃命……”
鄭醫生的丈夫就是警察，雖然沒有親歷，但這件事引起轟動，全市警察都精神緊張起來。
電視臺播報出死者家屬的採訪。去世的男孩25歲，是家裡獨子，案發當天是端午節，全家等著他回去吃飯，自從男孩去世，媽媽滴水未進，爸爸拄著柺杖，操辦兒子的喪事。
男孩爸爸告訴記者，他有糖尿病，孩子媽媽也沒有工作，兒子是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現在他們買墓地的錢都得想辦法籌措。
記者在採訪的時候，男孩的爺爺奶奶躺在床上，依然不肯相信這個噩耗。而女孩的媽媽，一直在孩子死去的路口哭嚎，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當時鄭醫生的孩子剛出生不久，她在新聞上看到打碼的男孩照片，好像就看見自己孩子長大後的模樣，“我根本不敢去想，那個媽媽是什麼心情……”
考慮到肇事司機的精神問題，法院判了十一年。判決在當時引發爭議，甚至有人把責任推到精神科醫生身上，說如果不給出診斷，就能多判些年。
鄭醫生明白，醫院的同事是盡職責而已，真正讓她心悸的是，一個精神病人放出院，倘若發病是什麼後果。
在大眾印象裡，精神病人經常蓬頭垢面，智商低下，因為多數影視作品，都傾向表他們發病時的狀態。
實際上，沒發病的時候，很多精神病人就和正常人一樣，也能有良好的社會功能和精神狀態。很多社會名流都曾患有精神疾病，就連六區裡也有這樣的患者，倫敦頂級學府的留學生，清華保送的天才少年。
誰也不敢因為範麗麗此刻沒有明顯症狀，就輕易斷定她沒有精神疾患。
後來大家討論的時候，主任說：“範麗麗各方面適應能力都很好，也看不出來掩飾的成分，但她的確有一些東西，讓人覺得不合邏輯。
“我們必須承認，很多精神病人都很聰明，他們有很強大的思辨能力，鬥智鬥勇，我們不一定能夠戰勝得了他們、或者比他們強。”
“既然這樣，那就先給出診斷，再觀察一段時期不就好了嗎？”年輕的實習醫生說。
鄭醫生看看她，想說什麼，張開嘴，最後還是沒說。
當天中午，醫生們一起吃飯，鄭醫生咽掉嘴裡的飯菜，突然撂下筷子說：
“有的人不願意跟醫生說實話，會掩飾，說謊，這很常見，但並不代表他們就是精神病。”
這時我們才知道，除了那期交通肇事，在反覆提醒鄭醫生放錯了人有多嚴重；還有一個親身經歷，一直壓在鄭醫生心裡，讓她反覆糾結，擔心不放人，也是一種錯。
鄭醫生如今想起這件事還是會害怕。
就在交通肇事案過了三年後，有一位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到六院。
丈夫說，妻子叫李姍姍，有妄想症，必須得住院治療。
根據他的講述，李姍姍認為自己是著名樓盤“湯城一品”的繼承人，有個和尚給她算命，說她在父母身邊，將有血光之災，為化解災難，父母送她到一個平凡人家，還得不斷改名換姓。
當時的主治醫生就是鄭醫生。眼看鄭醫生將信將疑，丈夫從口袋裡掏出“證據”，“這都是她的假身份，她自己跟自己玩角色扮演。”
大概二十多張假身份證扔在桌上，姓名、出生日期和戶籍各不相同，但上面的照片，都是那位妻子。丈夫還說，李姍姍總覺得自己患有絕症，馬上命不久矣，而她死後的鉅額遺產全都歸丈夫所有。
“哪有鉅額遺產啊，醫生您也看出來了吧，我們就是普通老百姓。”丈夫說。
鄭醫生馬上詢問李姍姍，結果竟然和丈夫描述的一致。李姍姍說，自己就是湯成一品的繼承人，但她是來治頭疼的，自己沒有什麼妄想症。
住院期間，李姍姍情緒激動，完全不配合醫生，有時候急了，還罵醫生和護士。
根據李姍姍的描述，丈夫之所以把她扔到這裡，是逼她離婚。她說丈夫毆打自己，把她捆起來拿皮帶抽，還錄下影片發給自己的新女友。
得知李姍姍懷孕，丈夫騙她服下墮胎藥，還將她轟出家門，只能睡車裡。
可是她說的這些悲慘遭遇，統統沒有證據。
而她丈夫拿出的那二十多張假身份證，和她承認自己是富家千金，明顯就是妄想症的證明。
鄭醫生診斷前，還是小心了一點，給李姍姍的丈夫打了電話，對方不承認，說家暴都是她的幻覺，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妻子已經無藥可救了。
鄭醫生回到病房，衝李姍姍撂下狠話：“你不配合，可能就一直待在這裡，出不去。”
這樣的話，是不該說給患者聽的，很容易造成恐懼情緒，激化他們的心理問題。但鄭醫生也心急，她懷疑李珊珊遭到家暴，但是李珊珊不張嘴，她就無從尋找證據，只能眼看這姑娘被診斷。
直到第二週末尾，李珊珊終於情緒崩潰，哭著要找鄭醫生。
在診室裡，她交代出事實真相。
按照李珊珊的說法，她不是瘋子，是騙子。
她這一次說話終於邏輯清晰了，她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送奶工，打小她就為出身自卑，為嫁給個有錢人，她故意杜撰身份，吸引男方上鉤。
她尋找的目標，就是那些家裡有房有車，但又算不上富豪的普通人，因為真正的富豪很容易看穿她，窮的她又看不上。李珊珊尋思，等到結婚有了孩子，再編故事騙丈夫，到時候丈夫不信也沒辦法。
可是她沒想到，遇到這樣一個恐怖的傢伙。
婚前，這個丈夫對她很好，即使偶爾暴露對財富的豔羨，也沒有什麼過分的表現。可是剛一結婚，丈夫就逼她管家裡要錢，她的謊言終究暴露了。
得知李珊珊假冒富家千金，丈夫這才開始打她，關在車裡兩三天，還把她被打的影片拍下來發給新女友。
“他就是故意陷害我……”李珊珊哭著說：“之前他就提過，要離婚，讓我淨身出戶，我不願意，他就說讓我選，是當成詐騙犯送到監獄，還是當成瘋子送到精神病院……”
因為太離奇，鄭醫生沒有馬上相信，只能讓她先回病房，繼續觀察兩天。但她特別囑咐李姍姍，必須情緒平穩，配合醫生診斷。
此後，李姍姍不再哭鬧，敘事跟之前沒有差別，她丈夫描述的幻覺和妄想症狀，始終沒有出現過。
最後，鄭醫生勉強地同意了李姍姍出院。理由是，她沒有攻擊或者自殺的傾向，沒有精神疾病的症狀，即使初期不配合，也是情緒牴觸導致，即使不知道她說的是真是假，至少能判斷此人暫時沒有危害。
李姍姍不願不分青紅皂白地就限制了一個人自由。
沒想到在電話裡，丈夫稱自己工作忙，便結束通話電話。
法律上來說，父母和丈夫都是第一監護人，都可以接李姍姍出院，鄭醫生只能找李姍姍的親生父親。
父女倆出院以後，再也沒有音訊。
實際上，直到最後鄭醫生也沒法分辨，李姍姍丈夫家暴，到底是真是假。每當鄭醫生想起李姍姍，都懷疑自己的診斷是否有紕漏，畢竟事實沒有完全理清。
大家聽完鄭醫生的回憶，都很感慨，缺少證據，醫生還要分辨謊言和妄想，太難了。
就在這時，我問了鄭醫生一個問題：“那個丈夫，是叫肖正嗎？”
鄭醫生瞪大眼睛，“你怎麼知道？”
聽鄭醫生講述的時候，我就感覺這事有點熟悉，但想不起來在哪聽過，直到她說，“錄下影片發給自己的新女友”。我突然想起，我閨蜜的男友，就曾經給她發過這些。
隨後，我和鄭醫生核實了肖正的資訊，確定就是同一個人：
三十歲，中等身材，留寸頭，在機關工作。
我說：“鄭醫生，你做得沒錯。那個人就是家暴。”
大家的目光向我聚過來，我深吸一口氣，開始講述這個故事的另外一半。
我的閨蜜，根本不是肖正的新女友，而是肖正結婚前的正牌女友。有一天，閨蜜告訴我，肖正在網上認識一個身患絕症富家千金，他要跟這個女人結婚。
因為這個富家千金是獨生女，身患絕症，懷了孩子，就想給孩子找一個合法爸爸，等到自己死掉，孩子歸家族撫養，這個合法爸爸，能得到她的全部遺產。
那個女人，就是在搜尋獵物的李姍姍。
騙子和撈男，都覺得能搞到對方的錢。
肖正知道自己上當後，跟李姍姍要財產，要離婚，李珊珊拒絕，肖正便說：“你不幹，我就把你送進去：要麼坐牢，要麼住精神病院。”
此後便開始對李姍姍家暴，還把影片發給我閨蜜，表忠心，配上文字說：
“你放心，這婚我肯定要離。我是她丈夫，在法律上是她的第一監護人，我可以根據她說過的話，把她關到精神病院去，關進去之後，就和外面沒有任何聯絡了，若是她還不願意離婚，我不去接她，她就得在那裡住一輩子。”
閨蜜再糊塗，這時候也看清了肖正的真面目，趕快拉黑分手。
但肖正的行動沒有停止。把李姍姍關進車睡了幾天，她說自己頭疼，肖正就騙她到六院，謊稱給她治頭疼，這時候他已經準備好所有“證據”。
這個男人，把李姍姍所有的謊言，都包裝成妄想和幻覺的證據，更可怕的是，他心裡非常清楚，李姍姍不敢戳破這些謊言，否則面對她的，就不是精神病院，而是監獄。
說出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太巧合了，但我突然意識到，這好像也沒那麼巧合。這座城市只有兩家知名的精神病院，六院是一家，另一家治療的都是極端重症的精神病患，李姍姍的情況顯然不符合。
肖正騙她去看頭疼，只有我們六院一個選擇。
倘若這件事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碰上一個責任心不強的醫生，也許李姍姍就要在那裡待上很久，封閉病區的環境，對精神病患來說是保護，對正常人來說，和蹲監獄沒有區別。
她要每天和真正的瘋子、病患住在一起，每天忍受尖叫吵鬧。即使被放出來，這個社會也很難接受長期住過精神病院的人，她恐怕很難找工作，更也沒法順利結婚。
幸運的是，鄭醫生沒有聽憑肖正的描述，就把李姍姍一直關在封閉病區。肖正那句“住一輩子”，只能嚇唬本就心虛的李姍姍。
在這裡，能不能出院，本來就該讓醫生說了算。只要是認真診斷過，就不要怕輿論或旁人意志的影響。
李姍姍的事情，似乎讓鄭醫生堅定信念，不再疑惑了。範麗麗的病例資料層層上報，直到院領導的辦公桌上。範麗麗住院一週半時，院領導下了決定，組織一次全院影片線上會診——
這是整個六院史上沒有過的。
診斷地點就在精神科一間三十平米的會議室裡，屋裡有一張長方形的圓桌，平時我們圍著圓桌開會，但這次診斷，五個醫生齊齊坐在一側，另一側空出來，鏡頭對準醫生們的側臉。
那天我在家休息，現場除了鄭醫生和一位主任，還有兩位很年輕的醫生。會議主持人是精神大科的一把手譚主任，他也是在場所有醫生的頂頭上司。
視訊會議大概有180多人，所有科室主任都到齊了，我特別注意到，有一個頭像下面寫著司法科某主任。
還有一些人頂著陌生的名字，後來我問鄭醫生，才知道是校領導請來的專家，算是做一個見證。
所有準備工作完畢，範麗麗走進會議室，譚主任對著鏡頭和大家說：“範麗麗你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大家都很重視，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全院的醫生，還有各個科室主任，包括外院的醫生，想對你的病情進行一個會診。過程中，你可以把自己的情況說一下。”
範麗麗坐在醫生們的對面，穿著一身灰色衛衣，戴著帽子和墨鏡，看上去像影星上街，誰都瞧不清她的臉。
譚主任看了一眼鏡頭，說：“你放心，影片是我們內部的，不會洩露你的隱私，如果你擔憂可以背對鏡頭，只要我們能聽到你說的話就行。”
接下來，他讓範麗麗重複一遍自己的經歷。
範麗麗便重新講了一遍，她怎樣認識前男友，怎樣遭到背叛和毆打，怎樣受到匿名信的汙衊，又是怎樣不斷報警、投訴和發帖的。
這些我已經跟著鄭醫生聽過很多遍，範麗麗說得大差不差，沒有出現任何紕漏。
隨後譚主任開始提問，接著是鄭醫生和另一位主任。範麗麗一一回應，二十分鐘後，醫生說：“我們的問題結束，線上的主任如果有什麼補充的問題，請各位提問。”
大概有十名主任提出問題，等到所有提問完畢，譚主任請醫生將範麗麗領回病房，“今天的會診到此結束，你先回到病房，我們再內部討論下，然後告訴你討論的結果。”
範麗麗臨走前，心理科的蕭主任對她說：“你是一個特別勇敢的女孩，你邊害怕邊勇敢。在心理上你很害怕，但在行為上你還是勇敢地想要揪出壞人。”
蕭主任安慰範麗麗，還總結說，儘管對方是男性，對這個女孩使用暴力，恐嚇詆譭她，讓她陷入巨大的恐懼。但是這個女孩沒有退縮，儘管她孤立無援，卻依然在不斷反抗。
蕭主任說：“我們今天這麼多醫生線上，就是想從醫生的角度幫助你。”
看著範麗麗離開會議室，譚主任讓線上的專家和醫生髮表意見。
干預科的朱主任說：“這個女孩，提到相關事件很平靜，沒有情緒反應，也沒有迴避，如果警方提供的資訊與患者完全不合，涉及到維權，建議司法鑑定。”
司法科的主任說：“必須得是患者有肇事肇禍的情況下，才能提請司法鑑定，但是這個女孩沒有犯任何錯，走不了司法鑑定程式。”
精神三科汪主任說：“範麗麗有明顯的偏執多疑，要不要考慮人格障礙方面的問題？”
人格障礙，也就是說範麗麗無法處理好正常的社會關係，按照這種診斷，範麗麗恐怕需要繼續住院治療。但這位汪主任的意見，很快被多數醫生否決。
精神四科甄主任說：“人格障礙一般在18歲以後，對社會上多數人和事格格不入，並且自己也覺得很痛苦，有長期固定的模式。但是範麗麗不是這樣，在那次被毆打之前，她都是很好的一個人，與室友、同事、朋友都很好，這都表明她有良好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功能。”
另一位主任說：“範麗麗有多次反覆的創傷性回憶，產生明顯的痛苦反應，應該考慮創傷性應激障礙，給她做一些心理治療。”
之前安慰範麗麗的蕭主任，也反對人格障礙的診斷，他的發言讓我印象深刻——
蕭主任說：“診斷人格障礙，我們要謹慎。她出現應激反應，因為男友的暴力和誣陷對她是折磨和創傷，而她在手無寸鐵地鬥爭。她的情緒來源，其實與原生家庭有關。”
這是在場其他醫生沒有提到的。範麗麗自從讀大學以來，就從家裡搬走，留學也是靠自己打工賺錢，即使回國，也沒有選擇和父母住同一個屋簷下。她遭受暴力、詆譭，多次報警，父母竟然一點都不知道，“這些至少能說明，範麗麗與父母的關係並不好。”
蕭主任說：“我們應該考應激相關的障礙，透過心理治療，讓她獲得康復。”
等到所有醫生討論完畢，會議已經進行兩個多小時，譚主任將上述醫生的發言進行彙總。
大多數醫生都認為，範麗麗描述的事情並不荒謬，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她認為自己遭到汙衊與不公正待遇，才做出劇烈反應。而且她的確遭受到誣陷和威脅，還提供了照片、病例和手機截圖作為證據。
“她不需要住在封閉病區，需要的是心理治療，需要被關愛和安慰。”
譚主任給出結論：“這個病例，透過全院討論，最終的診斷是——應激相關的障礙。”
“應急相關的障礙”不屬於重型精神疾病範疇，不在六大重精管理範圍，不需要監護人，不影響社會功能。
也就是說，在社會功能方面，她和正常人一樣，不會遭受精神病人所遭受的歧視，也不影響工作和結婚生子，只需要開一週的抗焦慮藥，她就能出院了。
聽到這個結果，我在螢幕對面忍不住露出微笑，或許這是最好的結局了。
那天線上會議的結尾，譚主任讓所有年輕醫生先不要走，囑咐說：
“精神科醫生面臨的問題，有時候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性問題。一種精神疾病的診斷，難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可能涉及到的其他方面。我們既是醫生，有時也是‘法官’，一個簽字就能改變人的命運。”
鏡頭裡，原本坐得筆直的鄭醫生，此刻靠著椅背，仰頭輕輕嘆出一口氣。
其實我們哪裡是什麼法官，判決也好，診斷也罷，靠的是醫生們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主任的這番話無疑是在提醒我們，簽字的影響之大，絕不是能隨意就能做出決定的。
鄭醫生的糾結，無疑是一種責任心的體現。
一個人正常，還是該進精神病院，給予判決的應該是醫生的專業知識，而不是任何人的偏見和歧視。範麗麗曾出國留學，現為大學老師，依然受到懷疑。那些生活在農村，或者城市邊緣的弱勢群體呢？
每個人能得到這樣的“公正判決”嗎？
我想不出回答，只能時常翻出大會上，我記筆記的本子，看著每個主任的話，重溫這個讓人糾結的故事。
我以此來提醒自己，每次簽字之前，都要想想那句話——她需要的到底是住在封閉病區？還是需要心理治療，需要被關愛和安慰呢？
我最初被這個故事打動，不是因為其中的人心險惡，而是另外一個更寶貴，更值得被看到的東西——
為了女孩，有180位醫生坐下來“開大會。”
魯米那說在那場會議裡，他們除了認真討論病情，並沒顧慮其它事。大家內心有了要為此事負責的覺悟。
這種認真在我看來很難得。
因為醫生這個職業，常常要考慮輿論和家屬質問，甚至個人的人身安全。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除了治病還得考慮太多事。這種現象他們習慣了，我們也不見怪。但長久如此，就真的對嗎？
希望每一天，他們都能夠毫無顧忌地去認真。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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