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愛斯基摩人，我和大多數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奇冷無比的世界，而我們既沒有愛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礎，也沒有他們的裘皮大衣和其他為生存而必備的輔助手段。和他們相比，我們大家都是赤身裸體的。……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著羊皮的狼。他們日子很好過。他們的衣服正合適。”

《卡夫卡口述》記錄了捷克作家古斯塔夫·雅諾施與卡夫卡的一次對話。卡夫卡說，在奇冷無比的世界中，他寧願選擇舒適冰冷的荒漠，而不是暖和的裘皮大衣。

一百年前的今天，奧地利著名作家弗蘭岑·卡夫卡逝世。他生於1883年，生前曾出版《觀察》《變形記》《鄉村醫生》以及《飢餓藝術家》四本短篇小說，留下三部未完成的長篇《失蹤者》《訴訟》與《城堡》，為20世紀文學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1906年，卡夫卡獲得法學博士。在波西米亞王國國營工人事故事務所，他成為了一個完美的職員。他是預防事故的專家，責任是檢查和解釋工業事故。他檢視手和手指是如何捲到機器中的，研究創傷，明白身體創傷與心理狀態之間的關係。卡夫卡的職業生涯順利，穩步晉升。上司對他的評價是：具有非凡的天才，而且盡忠職守。

卡夫卡曾寫過論述建築業和建築副業的保險、汽車保險還有刨床保護措施的公文，他為勞工工傷保險公司進行改革所寫的專題報告至今仍儲存在該公司。他曾將自己的公文鄭重地寄給戀人和朋友。卡夫卡的公文，因富有邏輯性、專業知識精準、論證準確，受到好評。就像傳記所敘述的，公文字身也象徵著官僚體制的信心，一種對於正規的、有效組織的機構的信心。

這份職業是他維持生計的保證。如他的家庭一樣，職業為他提供了他所需的“結構”，然而是一種為了背叛的結構。卡夫卡常常由於神經質和疲倦而請假休息，但他通常不是由於工作而精疲力竭的。他每天從位於尼克拉斯街道的家庭公寓步行幾個街區來到單位，8點上班，下午2點下班，午間有相當長的休息時間。工作可以讓他逃避家庭。但辦公室和同事關係對他來說都具有壓力，他覺得辦公室像是一間“黏糊糊的蜂房”。當同事問起他的身體狀況時，卡夫卡會平靜地回應“謝謝，我很好”，私下卻認為這是一種欺騙。因為這種問候在他看來，就像一個蘋果對另一個蘋果發問，“那些蟄了您，爬進您體內的蟲子怎麼樣了？”不過，與年輕的朋友聊天讓他愉快，因為這是在“偷竊”屬於保險公司的時間。

卡夫卡對工作和公文的意義表示懷疑，“這不是工作，而是腐爛，”他對年輕的朋友說，坐在辦公室裡，翻閱各種案卷資料，擺出莊重嚴肅的神態，只是為了掩蓋對整個工傷保險公司的反感：“每一種真正積極的、目光明確的，使一個人感到充實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樣奮發向上的勁頭和光彩。而我在做什麼？我坐在辦公室裡。這個冒著臭氣的、折磨人的工場。”

研讀法律有時讓他厭倦，因為對立法者而言，“人類除了罪犯就是膽小鬼，行為只取決於暴力威脅和恐懼。”他認為這是短視而危險的，創造的混亂大過於秩序。他亦覺察到工作與意義之間的脫節，工傷保險公司本是工人運動的結果，充滿進步的光明精神。現實情況是，它變成了“文牘主義的黑窩”。

卡夫卡的日記透露了他對公文的真實情感。某次斟酌公文的結尾用語時，他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噁心感——彷彿口中含著一塊生肉，“一塊從他身體上割下來的肉”，不想吐出。相應地，他對出書的渴望也像是見到一家肉鋪櫥櫃裡堆滿了肉的愉悅，“就好像這種渴求源自胃”。

一方面，割下來的肉和源自胃的渴求，都是與進食有關的比喻。有傳記注意到了卡夫卡的進食問題與寫作間的關係——卡夫卡後來成為一位素食主義者，是否與祖父曾經營肉鋪、身為屠夫有關？卡夫卡曾以一種混雜著厭惡、諷刺與欽佩的情感回憶說，他不必吃祖父屠宰的這麼多的肉。

《飢餓藝術家》更為直接地體現了關於進食與飢餓的焦慮。這篇小說講述的是馬戲團中的飢餓藝術家的故事，飢餓藝術家是一個待在籠中不吃不喝的演員，他的看守員通常都是屠夫。“他身著黑色緊身衣、臉色異常蒼白、全身瘦骨嶙峋，席地坐在籠子裡的乾草上……他還把隔壁伸出柵欄，讓人摸一摸。”當人們不再對這種藝術形式感興趣的時候，他們就拋棄了仍然在籠子裡忍飢挨餓的藝術家，在他死後，一頭豹子進入了這個已經騰空的籠子。《變形記》中也有吃喝的對比：房客們大口大口吃著土豆燒肉，變成甲蟲的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在自己的房間聽著咀嚼的聲音，越來越沒有胃口吃東西。飢餓藝術家與格里高爾的問題，也許就是卡夫卡自身的問題：這類人物彷彿患有某種厭食症，正因如此，他們才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另一方面，辦公室如“黏糊糊的蜂房”、身體像“爬進蟲子的蘋果”，這些感受也讓人不禁聯想到《變形記》。人變成了甲蟲，證明他真的改變了地位，還是他在現實中始終如此？或者說，在變成甲蟲之前，格里高爾已然經受了類似的精神蛻變，他的自我早已解體。

卡夫卡將這個故事形容為“噁心的”。變為甲蟲的意象在他最早的作品《鄉間的婚禮籌備》中就已經出現：主角躺在床上時，相信自己具有一隻大甲蟲、一隻鹿角蟲或者一隻金龜子的形態。他甚至可以做出冬眠的樣子，把細腿貼在鼓起的肚子上。細腿和大肚子也是格里高爾的甲蟲特徵，卡夫卡對甲蟲幻想的形容怪異而具體，可是卻對出版社交代，不想要在書的封面上看到甲蟲的形象。對此，傳記作者推測，因為這一幻想來自於半夢半醒的狀態中，精確的插圖會使其喪失震撼力。

《變形記》中的甲蟲之死，也讓人想到人們在壓死蟲子時使用的暴力。在與年輕的朋友觀察了某次布拉格的遊行之後，卡夫卡批評政客：他們會衝著記者大家鏡頭微笑，卻像踐踏“討厭的昆蟲”一樣，從千百萬人身上踐踏過去，只是無人在意。卡夫卡在1919年致父親的信中，同樣將孩子對父權權威的微弱反抗比喻為“蟲豸的鬥爭”，蟲豸不僅蜇人，而且以吸血維持自己的生存。

卡夫卡與父親關係的緊張已經被多次論述過。《變形記》之前，卡夫卡第一篇發表的重要作品《判決》即表現了兒子與父親之間的殘酷鬥爭。現實生活中，工作後的卡夫卡也仍與父母和三個妹妹同住。1907-1910年的三年多時間裡，他睡在起居室與父母臥室之間的過道間裡。這樣的環境也讓他對嘈雜的聲音越來越有過敏性的反應，他討厭留聲機和電話，也曾在小說中描述過這種恐懼。長篇作品《訴訟》中，K拐進近郊一條小街，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令人惱火的現代世界的嘈雜聲，一臺留聲機嘰嘰嘎嘎地唱了起來。在文字與聲音之間，卡夫卡更傾向於前者，因為父親赫爾曼·卡夫卡的大嗓門和留聲機、電話一樣，都是對於寫作與寧靜的威脅，且更具有不容分辨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