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專欄作者安妮·阿普爾鮑姆，分析了為什麼前總統要將獨裁者常用的非人化語言帶入美國總統政治。譯文有相當的刪節，但無損原意。
政治修辭學歷史悠久。
民主和暴政這些詞在古希臘就曾被辯論過，分權原則在17和18世紀變得重要。
政治術語“害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法西斯和對手都喜歡用害蟲、寄生蟲、血液感染來形容他們的敵人，還會用昆蟲、雜草、汙垢和動物等詞彙。
如今，這一術語在美國總統競選中被複活了，特朗普稱他的對手為“極左暴徒”，說他們“像害蟲一樣生活”。
這種語言不僅僅是醜陋或令人厭惡的，而且這些詞彙屬於某種特定的傳統，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經常使用這樣的詞彙。
1938年，他稱讚了那些幫助“清除所有喝著祖國與人民絕望之井的寄生蟲”的同胞。
在被佔領的華沙，1941年一張海報上畫著一個帶有猶太人臉部特徵的蝨子，標語寫著：“猶太人是蝨子，他們傳播斑疹傷寒”。當然，德國人則是乾淨的、純潔的、健康的、沒有害蟲的。
希特勒還曾形容納粹旗幟是“自由與我們血液純潔的勝利象徵”。
在這些截然不同的社會中，修辭的目的卻是相同的。
如果你把對手與疾病、病痛和中毒的血液聯絡在一起，如果你將他們非人化，稱他們為昆蟲或動物，如果你說要像對待害蟲或細菌一樣壓碎或清除他們，那麼你就更容易逮捕他們、剝奪他們的權利、排斥他們，甚至殺害他們。
如果他們是寄生蟲，那就不是人類。如果他們是害蟲，就不應享有言論自由，或任何自由。
如果你壓碎了他們，也不會因此被追究責任。
這種語言以前在美國總統選舉政治中並不常見。即便是喬治·華萊士在1963年以阿拉巴馬州州長身份發表的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擁護南方邦聯的就職演講——這是他首次總統競選的序曲，也沒有使用這樣的語言。
華萊士呼籲“今天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隔離。” 但他並沒有把政治對手稱為“害蟲”或說他們在毒害國家的血液。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二戰爆發後釋出的9066號行政命令，命令將日裔美國人關進拘留營，也只提到了“敵對外僑”，但沒有提到寄生蟲。
在2024年競選中，這條線已經被跨越。
特朗普模糊了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之間的界限，包括他的妻子、已故前妻、競選搭檔的親戚等許多人都是移民。
他曾說移民“在毒害我們國家的血液”，並且“他們正在摧毀我們國家的血液。”
他聲稱其中許多人有“壞基因。”
他還更加直白地說：“他們不是人；他們是動物”；他們是“冷血殺手。”
他更多時候會把對手，其中一些是美國的民選官員，稱為“內部的敵人……病態的人，極左瘋子。”
他不僅認為他們沒有權利，還說他們應該“由國民警衛隊處理，若有必要，甚至由軍隊處理。”
特朗普使用這種語言時，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他明白這種語言喚起了哪個時代以及哪種政治氛圍。在一次集會中，他沒頭沒腦的冒出來一句：“我沒讀過《我的奮鬥》。”
這表明，無論他是否真的讀過，他知道希特勒的宣言中有什麼內容。
他對採訪者說：“如果你不用某種修辭，可能這些詞不太好聽，但什麼也不會發生。”
他談論大規模驅逐也是經過精心計算的。
當他暗示將針對合法和非法移民，或者任意對美國公民使用軍隊時，他清楚過去的獨裁政權曾利用公開的暴力行為來獲得民眾支援。通
過呼籲大規模暴力，他不僅表現出對法西斯的讚賞，還展示了他對法治的蔑視，並讓他的支持者逐漸接受他可能會無視法律而不受懲罰。
這些不是玩笑，特朗普也沒有在開玩笑，他身邊的人同樣不在開玩笑。
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舉著提前製作好的標語：“現在就要大規模驅逐。”
就在本週，特朗普在一場令人費解的集會上隨著音樂搖擺，身後是一個巨大的標語：“特朗普一直是對的。”
這句話直接借用了墨索里尼的口號。集會結束後不久，學者魯斯·本·吉亞特釋出了一張照片，是墨索里尼時期義大利一棟建築上的標語：“墨索里尼永遠是對的。”
在美國選舉季的最後幾周，這些口號和狗哨，並非隨意出現在海報和橫幅上。距離選舉不到三週，大多數候選人會為爭取中間選民而努力，爭取搖擺選民的支援。而特朗普正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情。
為什麼？
答案只有一個：他和他的競選團隊相信，透過使用上世紀30年代的戰術，他們能夠贏得勝利。
故意對很大的群體進行非人化，提到警察、暴力，以及特朗普所說如果他不贏就會爆發的“血腥屠殺”，不僅煽動了對移民的仇恨，還煽動了對政治對手的仇恨。
在現代美國政治中，這些手段從未成功過。
但在現代美國政治中，也從未嘗試過這樣的修辭。
幾代美國政治家都認為，美國選民大多數都在學校裡宣誓效忠國旗，成長於法治之下，從未經歷過佔領或侵略，因而會抵制這種語言和形象。
而特朗普賭的是——有意且冷酷——美國人並非真的會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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