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圓方的第1215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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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據《廣西日報》訊息，6月25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召開自治區黨委常委會擴大會議，專題研究柳州市債務化解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會議審議通過了
自治區支援柳州市本級一攬子化債方案
柳州市本級防範化解債務風險實施方案
會議強調，柳州的債務問題，看似金融風險，實則是政治生態問題。
……
02
柳州的債務問題有多嚴重？
圓方簡單搜了搜不同口徑的統計資料，感覺差異還挺大的（以下資料僅為參考，圓方不為其真實性跟準確性負責）
截至2024年末，柳州政府顯性債務餘額為1042.72億元，其中一般債務271.03億元，專項債務771.69億元。
1042億是什麼概念呢？2024年柳州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2950.67億元，其中柳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49.09億元。
1042億和149億雖然看起來差別很大，但是其實這個負債率還算正常。許多地方的債務和收入比，比這個要高不少，
但是更關鍵的是隱形債務，有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24年末，柳州城投平臺有息債務規模達2397億元，遠超顯性債務，隱性債務主要集中於城投平臺（如柳州投控、東城集團等），佔廣西全區城投債餘額的40%。
這兩千多億可能還只是有息債務，其他的諸如工程款呀，政府承諾的獎補資金，拖欠的工資費用等，可能還不知道有多少。
假設這2397億的“有息負債”利息是6%，那麼一年的利息留就要143億。換句話說，柳州全市所有財政收入，不吃不喝，可能歸還隱性債務的利息還不夠……
這才是制約柳州發展的最大制約。
03
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些影響呢？從“柳州市債務化解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專題會的表述，可以窺見一二：
首先是政績衝動裹挾下的決策失控。
柳州債務危機的直接推手，是前兩任主政者鄭俊康、吳煒主導的“大躍進式”城市擴張戰略。2016年，柳州提出“一主三新”城市發展藍圖，將軌道交通、產業新城等作為核心抓手，試圖透過基建投資拉動GDP高速增長。
然而，這種決策完全脫離實際——例如輕軌專案在未獲國家發改委批覆的情況下強行上馬，總投資額高達186億元，卻因人口密度不足、運營虧損風險過高等硬傷淪為“空中樓閣”。最終形成176.95億元隱性債務窟窿。
其次是權力監督失效下的融資狂歡。
鄭俊康、吳煒主政時期，權力尋租與金融槓桿深度捆綁：一方面，城投平臺成為政商利益輸送的管道，直接導致專案成本虛高、質量失控；另一方面，自治區分管領導藍天立、唐仁健等人默許甚至縱容違規融資，形成“上級背書+下級操作”的共謀鏈條。
更致命的是，債務擴張與個人升遷直接掛鉤——主政者透過“負債換GDP”創造短期政績，而接任者因忌憚風險暴露選擇“借新還舊”，最終形成兩千多億元債務雪球。
最後是產業轉型滯後下的經濟失血。
柳州債務危機的深層根源，在於傳統工業城市的轉型困境。作為“西南工業脊樑”，柳州長期依賴汽車、機械等重工業。但是，2024年，其燃油車產量同比下滑，柳鋼集團也淨利潤暴跌，這都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現況。
2024年柳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49億元，同比下滑4.8%，而債務利息支出高達143億元，形成“財政養債”的惡性迴圈。更嚴峻的是，土地財政依賴症加劇失衡——2018年土地出讓收入佔財收比重達45%，但隨著樓市降溫，2024年該比例驟降至18%，進一步削弱償債能力。
04
那柳州的債務問題是個例麼？當然也不是。本質上柳州今天的困局，也是一個時代的尾聲。
柳州債務危機絕非孤例，而是中國城鎮化程序中“債務驅動增長”模式的縮影。
這座工業重鎮的困局，折射出地方政府在政績衝動與債務擴張之間的深層矛盾——當“負債換GDP”的短期邏輯取代了高質量發展的長遠考量，當權力尋租與金融槓桿形成共謀鏈條，系統性風險便如影隨形。
而今天徹底暴露的危機，也揭示了傳統發展模式的終結：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擴張、倚重基建投資的增長引擎、依託政商捆綁的融資狂歡，在人口紅利消退與產業轉型壓力下已難以為繼。
那未來應該如何辦呢？或許這次“柳州市債務化解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專題會的一段話或許可以作為答案：
柳州市和各縣（區）、市直部門“一把手”要扛穩扛牢第一責任人責任，發揮“關鍵少數”的關鍵作用，把正確政績觀貫穿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過程，堅定不移踐行新發展理念，不斷深化對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不做超越發展階段的事，不搞短期行為和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不給後續發展留下爛攤子，在發展歷程中跑好自己這一棒，以實幹實績實效推動柳州高質量發展邁出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