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柔柔（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講師）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7/8月刊
原標題為“元電影還是羅曼司：《負負得正》中親密關係的講述困境”
內容提要：2024年“七夕”上映的《負負得正》以獨特的方式呈現了現代都市愛情：前半段以自反、混雜的“元電影”形式書寫一對都市男女奇特的相遇與若即若離的關係，後半段則以平鋪直敘的語調回歸了和解、美滿為基調的傳統羅曼司。二者彼此割裂且彼此消解，喻示著當代親密關係的講述困境。
關鍵詞：元電影 羅曼司 親密關係
01
“元電影”：“人生如戲”的比喻
在2024年七夕檔期上映的電影中，《負負得正》這部由溫仕培導演、朱一龍與邱天主演的現代都市愛情題材影片，卻似乎有意要打破人們的預期。不同於大部分愛情型別片，它開篇帶有幾分含混的科幻色彩：主角黃振開自述“在宇宙中穿行”後降生在地球，並從出生起就看到外星人攝製組在拍攝自己的一生，而劇本已在一個奇怪的房間裡寫定，“還是個情節性不強的電影”。在“人生如戲”的基調下，影片以“元電影”的方式展開，一方面以外星人對情節走向的討論與笨拙的拍攝、突然探入畫面的話筒等“穿幫”鏡頭來強調攝影機的在場，一方面又借戲仿、拼貼其他影片來形成某種混雜的互文關係，如在與外星人爭鬥中，男主角借遙控器不斷穿行在各種型別的影片之間，化身為默片中的卓別林、《功夫》中的周星馳等。同時，影片借不時穿插的自我評價來凸顯自反性（如外星人攝製組對“他們看鏡頭了”“電影語言有點混亂”的反覆強調），並用不同尺寸的畫面區隔形成劇中劇的效果（外星人的拍攝用1：1的畫面來標示）。
《負負得正》電影截圖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敘事的破碎、密集的戲仿以及刻意的自反，使《負負得正》的“元電影”形式更多地具有修辭性，與其說是對電影語言的探索，不如說藉助“元電影”的自反性特徵，來服務於“人生如戲”的比喻，將黃振開枯燥乏味、如同寫好的劇本一般的社畜生活具象化。電影最終的彩蛋也重複著這個比喻：外星人攝製組再次出現在沙灘上，討論著觀眾的觀影狀態，並將攝影機轉向觀眾，以此頗為生硬地打破“第四堵牆”的同時，也重述了“人生如戲”的主題。事實上，對“元電影”的修辭化使用在影片前後段的割裂與對比中尤為明顯：以黃振開毆打外星人導演、掙脫開“劇中人”的身份為節點，前半段中扮演局外人的外星人自此被拉入劇中，“劇中劇”的兩個層面也坍塌了，而由此被拯救的李小樂仰起臉，定格為黃振開漫畫中的一格。隨後，黃振開對詩人坦白“總是想象有外星人拍攝自己”，以及不斷建議他去看看精神科的腸胃科醫生，都隱約暗示著影片前段的故事或許僅僅是他的幻想。而在影像與敘事層面，“元電影”的方式也自這一節點後消失了——它似乎僅僅是承載黃振開幻想的特定形式。那麼，也許應該進一步追問的是，刻意使用這樣的敘事方式，是為了講述怎樣的愛情故事或親密關係？而敘事和形式上的斷裂，又產生了怎樣的效果？
02
“負負得正”：自戀為基調的青年自畫像
有著不幸過往的女孩李小樂無疑是影片著墨最多、也最為複雜神秘的中心人物：在影像上，她身份與裝扮極為流動、多變，如陪酒女郎、賭場荷官、超市售貨員、網紅女主播等，姓名也隨意更動，加之說謊成性以及頗具表演性的舉止，令她難以被碰觸、理解和把握。在她出走後，失魂落魄的黃振開極力透過各種痕跡來拼合她的過去，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更為不確定的情境——在超市服務員、富婆等人充滿熱忱和眷戀的回憶中，“李小樂”愈發呈現出了她的多面性，既單純活潑，又潑辣正義，但與此同時，她似乎也變得更為符號化和表面化，將內在自我深埋在熱烈、多變的表象的保護層下。與李小樂對應，黃振開則按部就班地延續著寫好的“劇本”來重複無聊單調的生活，後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與李小樂“都不喜歡自己拿到的劇本”，只是二人“逃避的方式不一樣——我選擇麻木，她選擇偽裝”。在女孩不斷的提示之下（“要是討厭自己的話就不要做自己”），黃振開最終嘗試打破、改寫劇本以示抗爭，如拒絕母親相親安排的溫柔女孩、與拍攝他的外星人正面衝突等。
儘管“李小樂”的形象塑造有著某類羅曼司故事的影子：與《蝴蝶夢》中由人們的回憶勾勒出的神秘女主人“呂蓓卡”相似，《負負得正》也同樣用他者目光的交匯來側寫這個令人捉摸不定的角色。在羅森超市打工時的朋友“道明寺”，會傾聽她的種種瘋狂的賺錢計劃，並竭盡所能支援她，或買六百元彩票，或轉行賣汽車並在夜裡偷偷帶著她在天台上開樣車“兜風”，也見證了她在父親患癌症後的窘迫；因滑雪事故結識的成功女性“拉利法”，也明知她謊話連篇仍帶她參加私人聚會，與她一同為街上受侵害的女性出頭，這種種經歷讓拉利法嚮往李小樂的自由與偽裝，認為“假的有時候比真的更真”；曾殷勤向李小樂推介海景房的房地產推銷員談及兩人相識的短暫經歷，回憶到自己在被老闆痛罵到難以控制情緒、在房中痛哭失聲時，李小樂用有些怪怪的方式安慰他並與他一起蹲在角落哭泣；追債者二人組在對話中，也復原出李小樂欺騙他們時的種種荒誕說辭，並機緣巧合在醫院見證了她在車禍後的死亡……這些極度臉譜化符號化、連名字都十分潦草——“道明寺”“拉利法”等——的角色，顯然鮮少具有現實感，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提供了一道道望向李小樂的目光，見證著她那亦真亦假、如變色龍般不斷改變身份的“自由”。
《負負得正》電影截圖
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給與李小樂/黃振開這對人物的相遇以另一種闡釋：它與其說是荷爾蒙支配下的羅曼司，不如說更像是一個當代青年的自我解剖。一方面，黃振開所顯影的是現實生活中常規、單調的一面，可能性被封閉、日日重複枯燥與無趣的生活；另一方面，李小樂則象徵著在濾鏡、變裝、剪輯、虛擬等外殼包裹下的熱鬧而外在的賽博身份。兩者反差極大、彼此割裂，同時卻又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網路世界中和諧共生——對於“黃振開”來說，“李小樂”既是承載著欣羨、傾慕的慾望物件，又是以其流動與浮誇來保護自己脆弱內心的獨特外殼。因此，與其說《負負得正》的核心是愛情，不如說是自戀——兩個同樣“不喜歡自己”的“負”一表一里拼合起來，恰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當代青年自畫像。在影像上，兩人不僅髮色、服飾、生活節奏彼此相對，在一些段落中，畫面也常被等分為二，在左右兩側平行的畫面中分別顯現他們各自的生活。當李小樂毫無徵兆地搬離後，黃振開獨自走入她空闊的房間，在未被搬走的穿衣鏡前站定，此時鏡子內外的兩個身影或許喻示著，李小樂正是黃振開的虛幻映象。同時，影片在現實維度的薄弱，特別是對兩人生活與工作浮光掠影的概括，也使它更像是對當代青年精神現狀的摹寫。值得注意的是，黃振開那個被他認為“很像李小樂”的老家朋友黑豆，成為影片中唯一一個並未化為目光的“他者”——他的生命價值與信念極度單一，認為“大海不歡迎跳海的人”，因而守護海岸、救下所有即將被海水吞噬的人。然而，也正是這種單義性，使得他不具備黃振開式現代人的內耗與分裂。這個看似冗餘、荒誕的角色，恰與黃振開/李小樂形成了一組對立，以笨拙、可笑的執著，成為對後者困境的某種應答和解脫。
03
“負正得負”：和解與重逢下的傳統羅曼司
儘管愛情題材以及上映時間（七夕）的選定，使得《負負得正》多少被蒙上了粉紅色的帳幕，但顯然，它起初是反羅曼司的，即借用了大量的敘事元素消解和調侃了傳統浪漫想象。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外星人攝製組”的安置上：在黃振開的每一個重要抉擇與戲劇性變化的時刻，它們都會突然現身，絮叨著說明情節的走向或滑稽地使用氣氛道具。如李小樂與黃振開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段落中，外星人攝製組先是以劇本預告了即將發生的事，以粉紅色的光線與漫天的泡泡刻板地強調“浪漫”，又以採訪的方式強行迫使兩人分享自己的性愛初體驗經歷以及感想，這無疑消解了兩人的曖昧情感，甚至令他們接下來的親密身體接觸也變成某種形式化的程式，而減弱了情慾張力。在“不在同一間房間過夜”“不談論也不定義這種關係”以及“不開燈”的“約法三章”中，兩人始終默契地保持著彼此之間的距離感，並拒絕傳統的羅曼司及其親密關係想象——在第二天清晨，李小樂以“發生了關係就得結婚”捉弄黃振開，隨後又鄭重地確認，兩人都是“自由”的。
《負負得正》電影截圖
事實上，這部以“愛”為主題的影片始終在提示著“愛”的不可能：外星人以外部觀察者的角度判定“你們對愛的無能，就像一場漫長的噩夢”，而耳機中的廣播主持人也笑稱“愛情是騙局”“一個女人到了三十還相信愛情，不用看她八字，必定離婚三次”；在黃振開的回憶中，背叛家庭的父親被情人那痛不欲生的丈夫刺傷，兩個家庭的四個人，都對“愛是什麼”的問題給出了消極的答案——“愛是地獄”“愛是束縛”“愛是精神疾病”。正如李小樂的感慨“不談戀愛什麼破事兒也沒有了”所示，即使是男女主角之間，也避免談及愛情，甚至將之扭捏、尷尬、欲說還休地編碼為“喵喵喵”三個字。“愛無能”時代的理想關係模式，被拉法利一語道破：“人怎麼才可以一直孤獨地活著，可是又不孤單呢？”這或許可以說是影片對人們情感現狀與社交選擇的準確捕捉，然而無可避免的，影片仍舊對此做了簡單化的歸因，即病態的原生家庭影響下童年的缺殘。因設定騙局而被捕坐牢的父親無法兌現對李小樂“去阿根廷買巧克力”的承諾，導致她無家可歸且失去了信任的能力，慣於用偽裝、冷漠掩蓋內心的巨大缺失；與此同時，出軌背叛家庭而被刺傷的父親，也破壞了黃振開對愛情的體認，使他對愛情充滿疑惑和好奇，卻難以追尋到答案。由是，影片以十分恰切而又有幾分怪誕的方式——彼此治癒童年的創傷——來呈現二人愛情的發生：在兩個對稱的幻覺場景中，成年李小樂遇到了童年的黃振開，並如父親般教他如何對抗欺凌，如何在土地中汲取力量成長，而成年的黃振開也與童年的李小樂相逢，同樣如父親般陪伴她玩耍。這種簡單歸因一方面或許給影片增添了幾分合理性，但同時也阻斷了對現象的進一步思考。
不過，儘管影片多少觸及了某種時代症候，但可以看到，它並無意推進這一命題的探討：如前所述，影片刻意從中間斷開，從反抗的段落開始，自反性的“元電影”形式便消失了，而在後半段中，以男主角平鋪直敘語調講述的，是兩人與生活常態的縫合。這種“縫合”特別體現在兩個情節設定中：其一是傳統羅曼司式的“破鏡重圓”。苦尋李小樂不得的黃振開在走出了自己被規定好的人生劇本後，開始四處遊蕩旅行，三年後，他在積蓄即將花光時回到了老家的海邊，轉而經營酒吧，並給它取名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在一個平常的夜晚，李小樂作為廣告拍攝中的服裝師來到了同一片海岸，而在酒吧相遇後，兩人仿如一對普通的情侶般熱烈相擁。其二，是兩代人之間的和解。李小樂不忍棄患癌症的父親於不顧，選擇放棄了自己自由而灑脫的多變生活，轉而為父親籌錢治病、在病床前日夜陪護；黃振開回到老家後也開始照看那個早已與母親離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親，溫和且包容地聽他絮叨。這兩個頗為遊離的、並無合理邏輯支撐的情節，似乎僅僅是為了倉促洗去此前的荒誕與反叛、迴歸正常而平凡的生活，以團圓、美滿生硬結局。
然而，這種“美滿結局”在此卻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它消解了影片此前努力鋪設的敘事基調，令本就刻意的解構和自反性敘事都變成了無意義的遊戲。《負負得正》構成了對自身的反諷，亦即，它以結局的悖反確認了那種“以身份的流動追求自由”和“對於枯燥生活的抗爭”難以被繼續講述下去、也難以獲得真正的接受和認可。借用影片標題“負負得正”這個含混不清的文字遊戲，或許可以說，影片事實上用“負”（解構與自反）加上“正”（和解與迴歸），最終令一切都回歸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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