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我們釋出的《休學潮席捲小學生：每天只睡5小時，熬不動了》一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登上微博熱搜，話題瀏覽量突破1.9億，數萬網友參與討論。文章提到，越來越多的孩子因學業壓力選擇休學，重新引起了公眾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
時隔一年，休學問題依然未見緩解。《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復痛點調研報告》揭示，53.85%的情緒障礙青少年曾經歷休學，平均休學次數達 1.71 次，學習壓力與家庭環境為主要原因。不少父母在社交平臺傾訴，休學後子女愈發沉默，拒絕溝通，手機成為逃避現實的避風港，絕望情緒愈加蔓延。
休學的孩子們究竟何去何從？回家休養能否緩解症狀？在家庭與學校之外，還有哪裡可以為他們提供支撐？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與青少年心理康復服務從業者盛夢露展開對話。她過去是一名記者，曾與抑鬱症抗爭，接觸了近300名休學青少年，其中有些孩子無處可去，甚至為了尋求陪伴主動入住醫院精神科。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照
2021年，盛夢露正式投身青少年心理康復事業，與朋友老鄒共同創立“綠汀小屋”，用來安頓休學的孩子們。“綠汀小屋”至今已接納約160名青少年。在這裡，孩子們透過閱讀、舉辦演唱會、策劃擺攤、徒步野營等活動，漸漸修復內心的創傷。
“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盛夢露強調，真正的康復並非重返校園，而是學會與症狀共存，繼續生活並實現個人價值。這個過程很難，但她相信，只要提供適宜生存的土壤，孩子們終將能夠掙脫黑暗。
休學後的孩子，無處可去
在記者生涯的第二年，盛夢露發覺自己“病了”。
表面上，生活似乎一切如常。她在一家知名媒體工作，每天照常上班，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然而，下班回到家後，她閉門不出，拒絕社交，將自己鎖在房間裡，反覆被混亂、孤單和壓抑的情緒吞噬，她形容那時的自己，“像被一個無形的玻璃罩困住”，與外界有種隔離感。
快感喪失，與外界隔絕，是抑鬱症的典型症狀。確診後，經過兩年的藥物治療，她辭去了工作，換了新環境，與朋友同住，並建立了一段親密關係，才逐漸走出陰霾。回想這段經歷，她意識到病根或許在青春期就已埋下，只是當時缺乏導火索，它被壓抑著、強撐著過來了。
盛夢露將自己與那些陷入心理危機的青少年的關係形容為“病友”。儘管年齡、病因和症狀各不相同，感受卻是相通的。同為“病友”的媒體人張進，是她在職場上的前輩，創辦了抑鬱症互助平臺“渡過”。透過這個平臺，盛夢露接觸了上百位因抑鬱而休學的青少年。
在與他們談心和交流中，她深刻體會到：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危機比成年人更具無力感，他們深受環境左右，卻缺乏足夠的力量和資源去掙脫束縛。
試想，當一個孩子在學校承受壓力，回到家後，父母也無法理解他。他掙脫不了學校和家庭的枷鎖，因為他的生存高度依賴這兩者的支援。曾有一個孩子向盛夢露傾訴，他不喜歡學校的老師和同學，與父母的關係也很緊張，無法擺脫的處境讓他更加痛苦。
長期的心理壓抑直接反映在身體上。孩子們開始出現腹瀉、頭痛、呼吸困難、胸悶等軀體化症狀，隨後情緒逐漸失控。並非所有家長都能敏銳察覺到這些訊號，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報告》顯示，超過四成的孩子在主動求助3次以上後，家長才會帶其就醫。
隨著焦慮和壓力的不斷累積，許多青少年採取了自殘行為。盛夢露在《一席》演講中分享了17歲女孩彥君的故事。彥君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已休學一年。某次不慎割傷手後，她看著流出的血，竟從中感到一絲解脫，此後便用小刀反覆割傷自己的手臂。
彥君的經歷並非孤例。在盛夢露接觸過的青少年中，甚至連不少未被確診的孩子也在透過自我傷害來緩解情緒壓力。
壓垮孩子們內心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是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考試成績不理想，被家長或老師批評，存放作業的隨身碟丟失……這些小小的挫折會瞬間引爆積壓已久的情緒；有時則是一個逐步累積的過程，從軀體化症狀的出現，到漸漸抗拒學校，再到頻繁請假，最終走向休學。
家長認為可能導致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的因素，圖源《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復痛點調研報告》
休學並非終點，而是新的起點。當孩子回到家後，深層的矛盾會逐漸顯露。《人物》記者在走訪多個休學家庭後發現，休學不僅迫使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被重新審視，甚至可能徹底改變整個家庭的格局。
許多孩子脫離學校後，短期內感到解脫，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問題：晝夜顛倒、飲食紊亂、長時間沉迷於手機和電腦，拒絕溝通，學習進度滯後帶來更深的焦慮。一些孩子透過長時間打遊戲來緩解痛苦，但在家長眼中，這成了“逃避現實”和“放棄自救”的象徵。
時間推移，休學一年、兩年……矛盾愈發尖銳。家長在長期小心翼翼的狀態下，也逐漸心力交瘁。
過度指責家長並不公平。資料顯示，20.2%的抑鬱患兒家長面臨高抑鬱風險，是全國普通人群的4倍。盛夢露觀察到，孩子休學初期，父親往往更傾向於否認或抗拒孩子的問題，而母親更容易陷入焦慮與自責。這一時期，整個家庭都需要社會的支援與理解。
家庭的緊張氛圍也讓休學的孩子們普遍感到“無處可去”。一位在精神科住院部的朋友告訴盛夢露，有些孩子為了交朋友，甚至會反覆主動要求住院。
能否為這些孩子做些什麼？2021年，她留學回國，朋友老鄒在杭州擁有一幢四層小樓，兩人一拍即合，決定打造一個空間來承載休學青少年，取名“綠汀小屋”，取自附近地鐵站的站名，綠色象徵生機與希望，“汀”代表流水，寓意著放鬆和治癒。
既然青少年的困境源於環境，盛夢露希望建立一個“沒有血緣的家”，將受傷的孩子們從壓力與疲憊中托起，放進避風港，積蓄重新出發的力量。
0.5社會：家和學校的中間地帶
“休學的你，也在尋找一個港灣嗎？”
綠汀小屋的招募帖中，一群年輕人圍坐在草地上，陽光均勻灑在他們的臉上，每個人的神情都透著難得的放鬆。
小屋的相處氛圍都很融洽
為了讓新來的孩子們在陌生環境中放鬆，盛夢露在小屋的佈置上花了不少心思：暖色調的燈光、花朵形狀的燈具，活動區域鋪著厚實柔軟的地毯，四周擺滿了可愛的玩偶。孩子們甚至可以在牆上自由塗鴉，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
這個專案在國內缺少先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盛夢露和團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起初，他們對小屋的定位並不十分清晰，唯一的願望是讓孩子們在這裡被安全地承接。
那年秋天，小屋迎來了第一批入住者——六個孩子，四女兩男，來自全國各地，最遠的從新疆趕來。當時盛夢露心中還有些忐忑，但第一場破冰活動的融洽氛圍，讓她逐漸放下了心。
當孩子們來到小屋後，初期活動以破冰和建立關係為主，到了第二、三週，形式更加豐富，有時是擺攤創業，有時是草坪音樂節，有時是集體徒步親近自然，節假日偶爾會舉辦變裝舞會。
第一期來的孩子們共同創作了一部音樂MV，每個人扮演不同角色，最終的MV成了他們的集體成果。在這類“創客”專案中，小屋的住客們還創作過文藝刊物、Vlog等作品。
儘管活動豐富多樣，核心始終圍繞著康復的五個維度：情緒、社交、自我價值感、家庭關係和生理健康。
有些孩子不願參與活動，或許是被家長強迫送來，或許是暫時缺乏融入團體的動力。盛夢露從不強迫他們，也不會責怪，“我們歡迎躺平，甚至會陪你一起躺”。
“不暴力，不批判，包容多元價值”是小屋始終不變的文化核心。
對於這些孩子，小屋的“陪伴者”會先與他們建立信任，慢慢走進他們的世界。“陪伴者”是小屋的新角色，一群20-30歲、有心理學相關經驗的年輕人，他們更容易與青少年建立聯結。
“普通心理諮詢師對青少年的干預頻率往往只能在每週1-2小時，陪伴者和青少年交流頻率更頻繁，起到心理支撐作用”
“陪伴的關鍵在於穩住。”盛夢露曾在影片中提到，“好的陪伴，即使和孩子待在一起一句話不說，也能讓人感到安心。”這意味著陪伴者需要擁有穩定的核心，才能陪伴孩子面對一切。
有些孩子的行為在旁人看來“古怪”或“不討喜”——有人會不斷重複某一套動作，有人繞著車庫不停地轉圈，陪伴者們只是默默跟在身後。對於不善表達的孩子，陪伴者會藉助情緒卡牌等工具與他們溝通。
陪伴者和小屋住客們，盛夢露是小屋的第一批陪伴者
關係的建立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不同於心理諮詢師按小時計算的相處時間，陪伴者與孩子是朝夕相處的“重陪伴模式”。
長時間的親密相處帶來了新的問題：陪伴者因高強度工作而疲憊，孩子也容易模糊工作與私人的界限。由於年齡相仿，甚至有孩子對陪伴者產生情感，試圖突破關係成為朋友。
為此，小屋逐漸完善了規則：明確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邀請專業督導提醒團隊邊界的重要性，為陪伴者設立行為規範，並與孩子們坦誠討論邊界問題。如果處理得當，這或許會成為他們青春期一次難忘的成長。
前幾天的一場活動中，大家聊到安全感的變化（滿分10分），一個孩子分享，剛來小屋時他的安全感只有1，到了第三週，已經達到了8-9分。這樣的轉變，正是小屋存在的意義。
小屋走過四年，已接納近160名抑鬱青少年，盛夢露對小屋有了更深的理解，她將其稱為“0.5社會”，一個介於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過渡空間。這一概念由某位陪伴者提出，類似的模式在歐美被稱為“中途宿舍”，本質上都是幫助孩子們逐步迴歸社會的一站。
康復是條漫長的道路，
最終目的不是復學
進入小屋，與年齡相仿的陪伴者、休學少年共度3-4周，這段經歷帶給孩子們複雜而深刻的體驗。當他們終於適應了這裡的節奏，卻又不得不離開，夢醒後，依然要面對那個曾令他們喘不過氣的世界。
有人在離別前陷入強烈的分離焦慮，不願離開小屋；也有人復學後再次休學，選擇回到這裡。
為了避免孩子們對小屋產生過度依賴，盛夢露設立了“分離周”。這段時間裡，工作人員和孩子們一起回顧彼此的變化，將回憶整理成冊，並舉辦一場正式的告別儀式。
“如何與一段關係、一個環境告別，是人生重要的課題。”盛夢露說，“每個人都會經歷無數次離別，如果不被妥善處理，那份不捨會留在心裡，難以消散。”
告別小屋後，孩子們依然要面對現實世界的壓力，尤其是復學這一關。對因“心病”而休學的青少年而言，復學並非簡單地回到課堂。強行復學，有時會讓他們承受更大的壓力。
學者董朝輝在《高中心理與精神障礙休學學生復學問題的分析及對策》中提到，學生復學後往往會降級就讀，需要重新適應學習環境。帶藥返校也可能影響他們的課堂狀態，而進度的落後，對曾經成績拔尖的孩子更是巨大的打擊。
復學的過程往往需要家庭和學校以及社會各方的共同支援，去除青少年對心理疾病的病恥感
“跟不上教學進度”“受不了學校氛圍”“真想哪天眼睛一閉，就不用再醒了”，這些都是復學青少年常見的心聲。
“康復的標準其實在於個人，最終的導向不一定是回到學校。”盛夢露稱，即便無法徹底恢復，但若能學會與症狀相處、找到應對的方法，帶著症狀去生活、去實現自我價值，也是一種康復的證明。
去年，小屋加入了回訪環節，在過去一年服務的60名孩子中，回訪了三分之一。讓她欣慰的是，其中80%的孩子症狀明顯好轉，有人準備復學，也有人嘗試新的生活方向。偶爾，更早期離開的孩子也會聯絡她，一起吃飯、敘舊，分享彼此的近況。
做小屋越久，盛夢露越意識到小屋並非萬能，只是心理康復道路的支援方式之一。在英國留學時，她看到歐美國家在青少年抑鬱支援體系上已經較為完善，問題被更早暴露，也投入了更多資源。而在國內，這一領域仍處於起步階段，無論是干預、治療，還是預防、康復，都尚顯不足。
小屋孩子們做的拼貼詩
然而，就在她推動小屋發展的過程中，引領她進入青少年心理康復領域的前輩張進查出肺癌，不久後突然離世。這件事對盛夢露造成了巨大沖擊，甚至讓她一度懷疑是否還要堅持下去。
她花了八個月時間才慢慢走出來。
一位朋友勸她，張進老師的離開對抑鬱康復事業是巨大的損失，但她可以延續張老師生前的理想，將這件有意義的事情繼續做下去。
不久後，小屋的經營陷入了困難，有個月僅招到一個孩子。合夥人老鄒撤回了小樓，團隊成員也陸續離開。“那是一種徹底的孤單”，她回憶道，“整個小屋只剩我一個人了。”
她給了自己半年多時間，重新找場地、搭建空間，最終在外界的幫助下找到了新的落腳點。在新場地，小屋慢慢站穩腳跟，如果未來能有更大的發展，她也希望能幫助更多孩子和家庭。
運營小屋，是盛夢露在用行動與過去的遺憾和解。
她的父親在18歲時被診斷為精神分裂，除了吃藥和住院，幾乎得不到任何來自家庭和社會的支援，治療過程走了很多彎路。她曾一度難以理解父親。“我知道父親的狀態是疾病造成的，我似乎應該完全接納他，不能責怪他，但小時候，這種認知無法消解我的痛苦。”
直到從事心理康復支援工作幾年後，盛夢露才真正開始接納父親，認同像他這樣的病人同樣值得擁有有價值的人生。如今的她，甚至能用更穩定的情緒去影響母親。而這個過程，需要漫長的覺察與練習。
採訪的最後，她想對正在經歷休學的家庭說：
“身處困境時，我們都覺得前路黑暗，會感到害怕和恐慌。更讓人困擾的是，你也不知道這段路還要走多久。
但信念很重要，要相信困境終會過去，也要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向上生長的能量。只要障礙被一點點掃除，當他們遇到合適的土壤，終會突破黑暗，獲得成長。”
這些年，她見證了許許多多孩子的改變，而這，正是支撐她走下去的最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