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門羅的女兒斯金納披露了家族中“最黑暗的秘密”：她幼時曾被繼父弗萊明性侵，而作為母親的門羅在知情後選擇保持沉默，和弗萊明在一起直至離世。此事震動海內外輿論，有讀者從門羅的作品裡發現，她曾在小說中寫過類似的故事。
門羅的寫作善於書寫女性面對抉擇的複雜心理。此前，她對這種幽微心態的刻畫頗得外界讚賞，人們認可她捕捉了女性的掙扎，為困境提供了溫柔的理解。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曾提及，“她對沉默、被動、不選擇、旁觀者、放棄者和失敗者感興趣。”
此刻，虛擬被現實刺破，重新回看，人們開始感到不適。人們發現在門羅講述的故事中，孩子的聲音總被母親的困頓所覆蓋。這也是女兒斯金納所痛苦的——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作家的母親門羅掌握更多敘事權。在母親的公開講述中，犯罪的繼父被描述為正面、優秀的男士，她的痛苦則被抹除、修改，被描述為和繼父“有著親密友好關係”的孩子之一。
門羅女兒的發聲，是對文學之外現實真相的補全，更是一種對敘事權的顛覆。近年來，越來越多事件的親歷者開始挑戰作家的敘事權。當被遮蔽的聲音出現，寫下故事的另一面，更多人開始反思：他人的痛苦可以作為創作的養料嗎？文學可以為罪惡辯護嗎？創作的道德邊界在哪裡？
公開的秘密
“要是我的女兒在作品中寫到我，我不知道該作何感想……成為你孩子作品中的人物，這一定是一件恐怖的事。”1994年，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在《巴黎評論》編輯部的訪談中這樣說道。
時隔三十年，她的擔心成為了現實。
2024年7月7日，門羅最小的女兒安德里亞·羅賓·斯金納(Andrea Robin Skinner) 在加拿大《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公開發文，披露了家族中最黑暗的秘密，標題是：《繼父在小時候性侵了我，我的媽媽愛麗絲·門羅選擇留在他身邊》。
圖 | 門羅與她的女兒們。右一為斯金納，右二為門羅
門羅是加拿大極負盛名的女性小說家、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在今年5月以92歲高齡離世，引發海內外文學界的一致悼念。門羅的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尤其善於精密地書寫女性內心的受困感與逃離的慾望，代表作包括1994年出版的《公開的秘密》、2004年出版的《逃離》等。
門羅不僅被許多人視為文學偶像，還揹負著極高的道德預期。加拿大作家希拉·赫蒂(Sheila Heti)就曾於門羅逝世後在《紐約時報》發文，稱門羅是“文學純潔性的象徵”：“我不想像艾麗絲·門羅那樣寫作，但我想像她那樣生活。”
此次訊息曝光後，網際網路上人們開始用“文學偶像塌房”“作家人格破產”來表達內心的震驚。
而門羅最小的女兒、今年58歲的斯金納的人生，在資料中則顯得簡短許多：斯金納是安大略省的一名冥想和正念老師，“擅長治療童年創傷”。
被繼父傑拉爾德·弗萊明(Gerald Fremlin)性侵時，斯金納只有9歲。弗萊明趁門羅不在家時，爬上斯金納睡覺的床，並與她發生性關係。性侵害在斯金納的青春期一直持續。弗萊明在與她單獨相處時，多次求愛，在車上對她暴露自己的生殖器。
斯金納回憶稱，9歲第一次被性侵時，她就將此事轉告生父，但生父強調不要告訴母親門羅。直至1992年，斯金納25歲時，她才決定給母親寫信告知此事。
那段時間，母親門羅向她分享了一篇小說：一個女孩在被繼父性侵後自殺了。“她為什麼不告訴她的母親？”門羅在分享中說道。斯金納燃起了希望。
令她驚詫的是，知情後的母親最終沒有和受害的自己站在一起。收到信後，門羅短暫離開弗萊明幾個月，又在弗萊明的寫信辯解、自殺威脅與求情下繼續與他保持親密關係。
圖 | 斯金納寫給門羅的信（上）與弗萊明的辯解信（下）
1994年，在斯金納給母親去信兩年後，門羅出版了她的第六本作品《公開的秘密》。
斯金納沒想到，自己的受害也真的成了家族中“公開的秘密”。斯金納的生父與繼母、生母與繼父，兩個家庭在知情後都對此保持沉默。期間，有關此事的傳言曾一度在各個圈子湧現。“所有人都知道，”有知情者回憶此事，提及在一次晚宴上她被一位記者提問，“這是真的嗎？”她的回答是：“是的，是真的。”
門羅從未公開提及過此事。家人們也彷彿什麼也沒發生般繼續生活。“歲月流逝，我的父親繼續和我母親一起吃午餐，從未提起過我。在他去世前，我問過他關於這些午餐的事情。他告訴我，我從未出現在他們的談話中。”斯金納回憶道。
2004年，38歲的斯金納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對門羅的採訪，發現真相不僅在沉默中被掩蓋，甚至被曲解：“她（門羅）用充滿愛意的語言描述了傑拉德·弗萊明。她說她很幸運能有他在她的生命中，並宣稱他和包括我在內的三個女兒都有‘親密的關係’。”
這篇訪談將斯金納擊潰了。此後整整三個星期，她都“病得動彈不得，幾乎沒有下過床”。十幾年來，她一直覺得自己對母親來說“無足輕重”，但現在她意識到，母親正在敘事中“抹去(erasing）”自己的存在。
斯金納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沉默。讀到這篇採訪的四個月後，她將弗萊明的辯解信交給警方。後來，80歲的弗萊明承認罪行，因猥褻罪判處緩刑2年。
但即便繼父被定罪，沉默仍沒有被打破。“家人又開始與那個戀童癖者社交，”斯金納的姐姐回憶說，“我母親則繼續她的巡迴籤售。”
直至2013年弗萊明去世，門羅依舊維持著這段婚姻。同一年，82歲的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整個加拿大都為她慶祝。
考慮到保護母親的名聲，斯金納多年來一直讓自己迴避此事，並說服自己這不重要。但事實上，性侵害後續的創傷和身邊人的沉默共謀，持續傷害著她的身心。她在被侵犯的第二天患上了持續終生的偏頭痛，又在十幾歲患上暴食症、失眠症。大學時她不得不因此中斷學業，退出多倫多大學的國際發展專案，失去出國發展事業的夢想。
門羅逝世50余天後，斯金納和幾位兄弟姐妹共同決定公開此事。“在我母親（一位文學偶像）的陰影下，我和我的家人幾十年來一直隱藏著一個秘密。現在是時候講述我的故事了。”斯金納如此寫道。
“我仍然覺得她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她值得諾貝爾獎，”斯金納的另一個女兒希拉說，“她一生致力於此，展現出驚人的才華和想象力。這真的是她在生活中想要做的全部，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公之於眾。”——但他們一致認為，眼下的這個故事也必須公之於眾。
年近六十的斯金納，不願再做門羅的敘事中被抹去的孩子。她想擁有自己的敘事權，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成為人們講述的關於我母親故事的一部分。”
斯金納寫道，“我再也不想看到任何採訪、傳記或事件與發生在我身上的現實相背離。
當現實刺破虛擬
“直到今天，我才終於明白門羅小說帶給我那種揮之不去的恐怖感。”事件曝光4天后，作家蔣方舟發表長文評論道。
門羅女兒的敘事像一把利劍。虛擬被現實所刺破，留下刺眼的孔洞。兩週內，海內外都掀起重讀門羅小說的風潮，人們不由得開始懷疑曾經的判斷。
翻開那本《公開的秘密》，人們在其中發現端倪：最後一篇小說中，孤女莉莎長期遭遇一位中年男人拉德納的性侵犯。而故事中，男人的妻子貝亞——一位成熟、富有、被小女孩寄託了母親色彩的成年女性——在知情後選擇了迴避。
“貝亞終究還是原諒了拉德納，或者，只是不去記起。”門羅如此寫道。
圖 | 愛麗絲·門羅照片
2013年，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主持人曾用“溫柔”一詞評價門羅的作品。“無論是抗爭，還是妥協。是選擇忽視內心的慾望，還是跟隨自己心底的聲音——對這一切，門羅選擇一視同仁。她寫出了她們片刻的軟弱，也寫出了她們心中的困頓與掙扎……這就是門羅獨有的溫柔。”出版社在《公開的秘密》這一小說的推介語中如此寫道，延用了“溫柔”這一描述。
彼時充滿讚賞語調的描述，此刻卻讓人不寒而慄。門羅在小說中對晦暗人性的描摹與道德邊界的拓寬，那些被文藝界評價為“溫柔”“慈悲”的表述，像被翻過來的卡牌呈現出緊密相伴的背面——她在“寬容”軟弱的同時，是否也提前“赦免”了自己？
門羅更早期的小說中也有類似的選擇。“難道是因為早早在文學裡寫過千百遍，所以在現實中她很快就走完了痛苦——逃離——逃離失敗——妥協原諒——帶著痛苦生活，這一整套流程？”蔣方舟對此表示懷疑。
蔣方舟在重讀時發現，門羅的小說中有個被隱藏很深的主題，“被犧牲掉的孩子”：一個母親在火車上發生豔遇，差點把孩子弄丟；一個女性作為第三者和戀人偷情，期間戀人的孩子發生了車禍；一位熱愛拉提琴的女性樂手，一開始拉琴孩子就大哭大鬧，於是就給孩子和自己都餵了安眠藥。
門羅小說中的孩子總是無聲的、面目模糊的、被犧牲的，好像任何事情都比他們更重要，無論是情慾還是事業，“大人幽深內心的一根火柴，把孩子的整個世界都燒沒了。”
這實際上也是門羅真實生活的寫照。在《公開的秘密》出版前不久，門羅曾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講述自己的經歷，傳遞出和故事中的女提琴手相同的意味：“大女兒兩歲左右時，常常在我用打字機寫作時，來到我身旁，而我卻一手把她扒開，一手繼續打字。”
獲得敘事權，成為作家，逃離困境，正是門羅前半生的人生母題。她的第一本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寫完，在她37歲時出版。她早在十幾歲時就確立下成為職業作家的理想，但整個前半生都在被動、受困的底色中生活，沒有自由寫作的條件。門羅出身貧窮，因為只有兩年的獎學金，讀到大二便輟學。為了逃離貧窮，她快速與中產階級的第一任丈夫結婚，一度只能在廚房和洗衣間中寫作。
彼時，照料孩子與寫作呈現出緊張的對立關係。女兒們出生後、上學前，門羅照顧著三個孩子，在書店工作，同時承擔著家務。白天，她只能在孩子午睡時寫作，從下午一點寫到三點，晚上也只能在孩子們熟睡後寫作。“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寫到凌晨一點，然後早上六點就起床。我還記得當時的想法：‘你知道麼，也許我就快死了，真可怕，我的心臟病就快發作了。’”
一如她自己描繪的畫面般，早期的門羅幾乎是一手抵擋著生活，一手寫作，困於焦慮中，“那段時間，一想到要停止寫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筆，就會永遠停筆。”
2004年，門羅的代表作《逃離》出版。20年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這本著作腰封上所寫的字眼成為了門羅彼時選擇的註腳：“為了獲得獨立和完整的自我，我們逃離沉悶的家庭、僵化的感情，逃離熟悉的人群、令人室息的生活。為此，我們付出代價，遭受混亂，造成傷害。”
受害的女兒，似乎喚起了門羅的“逃離”母題。斯金納在文中轉述了門羅對於自己選擇的回應：“她說她‘知道得太晚了’，她太愛他了，如果我們指望她否認自己的需求，為孩子犧牲，彌補男人的失敗，那麼我們應該責怪我們厭女的文化。她堅決認為無論發生了什麼，都是我和繼父之間的事情，與她無關。”斯金納寫道。
此刻，不止文學與藝術，理論與觀念似乎也成為遮蔽現實的迷霧。
門羅用了大半生逃離貧困、家務與生育的重擔，成為作家，擁有自己的敘事權。我們由此看到她筆下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渴望逃離的女性故事。遺憾的是，在一些聲音被聽見的同時，另一些聲音卻被遮蔽。
生活中具體的人，成為腰封上掠過的“代價”“混亂”與“傷害”，存在於虛擬，卻消聲於現實中。
擁有敘事權後
門羅曾接受的一段採訪，在事件曝光後被翻出來廣泛傳播：“我是個好奇的人。我會讓情況發展到某種地步，超出我應該阻止它的那個點，只是為了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一切都讓我著迷。”接受採訪的時間是1978年，在小女兒坦白秘密的近二十年前。
人們認為自己從中看見了作家門羅的一種冷漠。被拋在寫作之後的不止是家務與生育，而幾乎是一切：對可能性的好奇、文學複雜性的追求，可以凌駕於現實的代價之上。
我們可以眼看著事情變糟而不干預，只要能以此為素材進行創作嗎？他人的痛苦，可以作為創作的養料嗎？創作的道德邊界在哪？
文學界對這一議題最早而熱烈的探討，起源於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巧合的是，斯金納的繼父、罪犯弗萊明也引用了這部小說，將責任全部歸咎於彼時9歲的小女兒。“雖然這一幕是墮落的，但這確實是洛麗塔和亨伯特，”弗萊明在給門羅的辯解信中說，“我的看法是安德莉亞（小女兒斯金納）入侵了我的臥室尋求性冒險。”
《洛麗塔》以死囚犯亨伯特的自白的形式，敘述了中年男子亨伯特帶著自己12歲的繼女洛麗塔全國旅行、發生關係的“戀愛故事”。小說在1955年一經出版便引發海內外爭議：人們認為這個故事的本質是一個戀童癖誘拐、性侵了少女，“太不道德了。”納博科夫不得不數次解釋自己為何這麼寫作：“我希望更多的洛麗塔看見這本書，而不是亨伯特。”他曾在採訪中提示，故事的主人公亨伯特是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亨伯特）是一個自負、殘忍的惡棍，卻努力顯得‘動人’。”
與納博科夫預期相悖的是，看見《洛麗塔》的人中的確有很多的“亨伯特”。這本小說不僅成為弗萊明為自己脫罪的藉口，也創造了許多影視劇中“蘿莉”形象的來源。而納博科夫至死都沒有承認，小說實際上取材一個真實案件：11歲少女薩利霍納在1948年被中年男性以“全國旅行”的名義誘拐兩年，併發生性侵，而後死於車禍。
圖 | 《洛麗塔原型》中的薩利·霍納
美國記者薩拉· 魏恩曼(Sarah Weinman)對此不滿。“她（薩利·霍納）其實是三重意義的受害者：弗蘭克 · 拉薩爾（罪犯）撕裂了她普通的生活，一場車禍又匆匆結束了她的生命，然後她的所有經歷都被開採一空，搭建成《洛麗塔》的骨架。”薩拉用4年事件查閱檔案、日記、採訪，拼湊出故事的另一面，出版了與文學作品《洛麗塔》相對映的非虛構作品《洛麗塔原型》。
這是一種敘事權的顛覆，也是非虛構敘事倫理對文學創作倫理的挑戰。這種對虛擬的刺破，與門羅之女斯金納的披露不謀而合——她們要人們看見，具體的人的痛苦是如何被作為文學創作的來源。這並不是對文學的否定和顛覆，而是對敘事視角和權力的補全。“女孩們的可怕遭遇，不該在天花亂墜的文學作品中被稀釋。”薩拉說。房思琪被侵害的故事，不能只由侵害者來講述。
文學與現實，透過敘事形成微妙的張力，時而背離真實。無法忽視的關鍵點在於敘事的聲音與視角。誰在敘事，誰就在構建現實。《洛麗塔》中的女孩和《洛麗塔原型》中的受害者，均早早結束了生命，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
想象，此刻將敘事權給予受害者。如果《洛麗塔》是由被侵害的女孩來書寫，會是什麼樣？
2020年1月，一本非虛構書籍為我們提供了這個視角。在《同意》一書中，法國作者瓦內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以回憶錄的形式，講述了自己14歲時被年長她三十多歲的法國男作家加布裡埃爾·馬茨涅夫（瓦內莎簡稱他為G）引誘、控制，並發展出一段畸形關係的經歷。
和斯金納的經歷相似，G的行為在當時的法國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更極端的是，這次有敘事權的正是實施傷害與犯罪行為的作家G本身。G在誘拐少女後，進一步在小說中直接描寫對少女的喜愛，在文壇聲名愈盛。
G甚至登上法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大談捕食少女的經歷，臺上臺下笑聲掌聲不斷。在場嘉賓中只有一個女人，加拿大女作家丹尼絲·蓬巴蒂耶無法再忍受這一切，發出痛斥：“G就是個可鄙的人！他書裡的這些女孩將來要怎麼走出這段經歷？有人考慮過她們的感受嗎？”
瓦內莎受害的經歷被G作為文學素材反覆書寫，G隨心所欲地把她塑造成一個善妒、情緒不穩定的女孩。她在櫥窗中看見G以自己為原型的書籍不斷上市，感到自己彷彿被“囚禁”在G的文字中，只因為並非寫作者的她沒有敘事權。她一度精神崩潰。
“十四歲的女孩，不應該有一個五十歲的男人等在校門口接她放學，也不該和他一起住在旅館裡，不該上他的床，在本該是下午茶的時間裡嘴裡品嚐的卻是他的陰莖。”直至48歲的瓦內莎成為一家出版社的總監，她才第一次拿起筆寫下自己的故事。
圖 | 書籍改編電影《同意》的劇照
《同意》像一枚燃燒彈，向法國文化界擲去 。出版後，檢察官對馬茨涅夫展開調查。他與三家出版社的合作被終止。2021年，法國透過立法，將性同意年齡設在15歲。
《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說，“（本書）實際上探討的是權力問題：我們把權力交給誰，以及應該在哪些方面加以限制。”
時至今日，身為出版人的瓦內莎依舊難以理解：“成年人和不滿十五歲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是不合法的。那為何當它發生在精英階層的某個代表（攝影師、作家、導演、畫家等等）身上時卻可以被寬容呢？……我只能認為，藝術家屬於一個特殊的階層，是擁有至高美德的存在，被我們賦予無上的權利。而他們只需要創造出別出心裁、具有顛覆性的作品作為回報。”
文學可以凌駕於一切道德評判之上嗎？如果女兒受害的經歷，真的曾成為門羅創作的素材，我們該如何理解在這樣的前提下創作的文學？重讀門羅，我們又如何理解虛擬與現實間的對照關係？
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但漢松在播客中表達了一種善意的理解。他認為門羅始終抱著對自己失職和缺位的愧疚，才會在文學作品中不斷想起、寫起與此相關的情緒，是在文學中為自己“清算責任”。但另一種更殘酷的猜想則佔據輿論主流：門羅也許如1978年的訪談一般，刻意選擇了迴避，並觀察其中每一個人物的內心變化，以此作為創作的養料。
門羅曾在訪談中坦言，自己的故事創作“在現實中總能找到一些起點”，大多來自“真實的生活”。1994年的《巴黎評論》更對其直接進行概括，“門羅的小說是模仿回憶的過程而呈現出的記憶結果……記憶，這個詞是理解門羅全部作品的關鍵。”
把記憶交給文學，意味著記憶從此不屬於自己。這也許會構成一種致命的誘惑：平靜、幸福的生活中難以洞見道德的灰度與人性的複雜。為了書寫複雜，書寫者可能用行動去創造複雜，將生活文學化，再供給給文學。
諾貝爾頒獎詞中曾對門羅的作品作出定義，彼時的誇讚現在看來卻透著寒意。“門羅的短篇小說很少依靠外部戲劇。它們是一個情緒化的室內遊戲，一個沉默和謊言的世界，等待和渴望。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她的角色內部……她對沉默、被動、不選擇、旁觀者、放棄者和失敗者感興趣……在門羅自己的心理狀態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往往和實際發生的事情一樣重要。”
話語一旦出口，結果就由此固定。而沉默卻帶來可能。什麼也沒有做，便可以想象任何一種做法所帶來的結果。行動的空白，卻能為想象預留空間，為創作提供養料。
是為了創作，故意留出空白；還是因為空白，不得不在創作中自我開解？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我們最終都看到了這樣的結果：門羅在想象中千迴百轉，卻在行動上永恆地停滯。
最終，被犧牲的人的故事由他人講述，可能違背自己對事物的理解，但讀者們無法知曉此事。ta們被囚禁在文字中，成為納博科夫的洛麗塔、G筆下的瓦內莎，門羅口中那個“與弗萊明有著親密關係的孩子”。
相比擁有敘事權，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擁有敘事權後，我們如何敘事。文學與藝術可以高於一切嗎？
在《同意》一書的最後，終於拿起筆、同樣成為創作者的瓦內莎，給出了自己的態度：她不會成為那個用文字作惡的人。
圖 | 《同意》的作者瓦內莎
她以最直白簡單、沒有任何修辭的一句話，向我們呈現另一種書寫的可能：“作為出版人，我們有義務讓讀者明白，成年人和未達到性同意年齡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應當受到譴責，也會遭到法律的懲罰。”
瓦內莎寫道，“看吧，並沒有那麼困難，即便是我，也可以寫下這些文字。”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