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副國務卿、前世行行長曆20年親撰，展現美國立國二百餘年來外交全景圖，思考美國如何成為美國。重返大國博弈現場，讀懂美國乃至世界未來走向的重要佳作。
作為美國外交的局內人，作者提供了諸多相關一手資料和深刻的洞見，可以幫助中國讀者瞭解美國的外交傳統，以及其外交思想演變、政策制定過程和行事方式，對於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研究是富有價值的資料，亦可為我國外交領域提供重要的戰略性參考。
理解美國外交的關鍵：美國外交的五個傳統
文/羅伯特·佐利克
來源/中信出版集團
本文有刪減
【作者簡介】
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1953年生，曾先後在美國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內任職，擔任過國務院顧問、副國務卿、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美國貿易代表以及常務副國務卿。他以卓越的外交和貿易談判能力而聞名，參與了兩德統一談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等，在其中起到過重要作用。卸任政府職務後，他曾出任世界銀行行長，推動了多項重要改革，致力於減貧和全球發展。佐利克現為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高階研究員。他獲得美國外交學院的安納伯格卓越外交獎，並多次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佐利克是美國政界的“中國通”，任常務副國務卿期間開啟了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並提出視中國為“利益攸關方”的外交新理念。他長期積極推動中美兩國的互動與合作，對中美關係穩定、正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編者注：在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的當下，美國外交政策始終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如何理解美國外交政策背後的邏輯？又該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根據美國的外交經驗，美國前副國務卿、前世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總結出了美國外交的五個傳統：
第一，美國的注意力集中於北美，這決定了美國的地理、幅員、邊境、人口、共和國性質、安全、經濟和鄰國關係。
第二，美國的跨國科技貿易關係不僅決定了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也決定了政治乃至安全關係。
第三，美國外交反映了美國人對同盟的態度，以及對國家間秩序關係的態度的變化。
第四，美國外交的主事者要懂得如何引導和回應公眾的態度。
第五，美國外交反映出了這樣一種信仰，即美國是一個特殊的、正在進行的實驗，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關係上都是如此，而這個實驗應該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服務。
這五個傳統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理解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思考框架。
以下內容摘編整理自《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北美洲基本盤
地緣政治戰略都是以歐亞大陸為重心的，即便是美國人的地緣政治戰略也是如此，他們關於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的討論主要關注歐洲和東亞。最近，戰略學家開始討論歐亞大陸的咽喉要地，包括中東、海灣地區以及南亞和東南亞。他們在考慮印度越發重要的作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景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因為這一計劃有可能重新開啟歐亞大陸內部的陸上通道，並提升中國的影響力。
與之相反的是，美國的外交傳統正是從北美洲開始的。為了主宰這塊本土所在的大陸，美國曾與英帝國、法帝國、西班牙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原住民展開戰鬥和談判。後來，美國又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爭奪領土。美國還想把加勒比海變為自己的內海。
老布什當局在1991年到1992年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談判，這是因為當局認識到墨西哥正面臨著歷史性的政治和經濟轉型。執政的革命制度黨(PRI)在20世紀的幾十年當權時間裡創造了一個法團主義的國家。墨西哥社會里的各種機構——工會、媒體、企業、學校、法院和警察、軍隊等一一都被納入一個由革命制度黨控制，並最終由墨西哥總統掌控的層級體系裡。但是，這種舊的政治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瓦解，使墨西哥的未來難以預料。腐敗和有組織的暴力和犯罪網路滲透進了舊體制，並隨時準備感染任何一種新體制。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協定。它提供了一個框架，使得美國和加拿大可以在框架內支援墨西哥的民主化、公民社會的開放和經濟增長。老布什當局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看作一個在諸多議題上深化合作的基礎，這些議題包括移民和勞動力、環境、經濟及外交政策。正如西沃德在19世紀所預見的那樣，美國的“引力”可以讓墨西哥向更接近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方向轉變。
在21世紀，美國應該把北美洲看成自己的大陸基本盤。基本盤越強大，就越有利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擴充套件自己的權力。美國的視野應該包括這三個國家內的5億人民。整合後的基礎設施將有助於加強制造業、農業、服務業、資源開發、科技和創新等領域的聯絡和競爭力。掌握技術或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勞動力群體可為三國所共享(在尊重各自國籍的基礎上)，他們將透過三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茁壯成長。能源將自給自足乃至出口。三國不僅共享空氣、水、土地、生物多樣性、野生動植物和遷徙物種等自然饋贈，還將在國際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結成夥伴關係，在安全方面進行緊密合作以應對所有型別的區域威脅。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打交道的時候，這三個國家將加強聯絡，首先關注其所在的半球面臨的挑戰。
貿易、跨國主義與科技
從獨立開始，美國就把貿易視為自由的一種表現形式。美國的締造者們認為貿易新規則可以改變國際體系。他們並不是僅僅把貿易視為一種獲取經濟收益的形式，畢竟美國革命就是從抗議英國政府對貿易稅收的控制開始的。倫敦和其他幾個帝國中心曾透過征服來拓展貿易，透過帝國殖民地來維持主宰權。美國人希望結束歐洲透過排他性安排佔有其財富的企圖。
1776年，國會將貿易列為其頭等大事。約翰·亞當斯負責起草1776年的“條約計劃”，為商業協議建立一個模板。亞當斯的模板打擊了重商主義。他的核心原則是“國民待遇”，這個要求比獲得最惠國地位的要求更為大膽。有了國民待遇後，“美國的商人和船隻[如果載有貨物的話]將在外國享有與該國商人和船隻相同的地位”。1778年，富蘭克林把這一協議模板用在了和法國的談判上，由此確立了美國簽訂的最早的兩個條約中的一個。
美國人緊跟先鋒派政治經濟新思想的腳步。他們受到了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的影響。斯密認為，貿易各方都可以從貿易中獲益。貿易往來不是一個零和交易。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1年宣告：“我發現自己更傾向於採納一個現代的[觀點]，它假設每個國家都不對貿易設定任何障礙將會是對它們最有利的做法。”托馬斯·傑斐遜寫道：“我認為給貿易往來以完全的自由將使整個世界獲益。”他認為對貿易的限制是為私人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
美國人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他們想改變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1785年，約翰·亞當斯在給邦聯議會的外交國務秘書約翰·傑伊的信中明確闡述了這一目標。亞當斯宣稱他想要“在世界的商業貿易體系裡進行一場新教運動那樣的改革”。美國人的計劃是用獨立國家自主選擇的貿易自由取代帝國主義的重商主義。
在數十年的時間裡，美國政府一直在引領著貿易、投資和科技方面的新規則的制定工作。貿易中的商品已由傳統的工業品擴充套件到農產品、服務、智慧財產權保護、投資和爭端解決等諸多領域。美國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協議證明了新規則在反腐敗、透明化、通關流程、資訊科技標準、環境和核心勞動標準等方面的作用。今天，國際經濟必須為資料的使用、隱私、安全、儲存和轉移制定出規則。
當美國經濟難以適應國際貿易和經濟的變化時，公眾和國會對開放的支援度就會降低。匯率的波動和人為操縱會對許多行業的勞動者造成傷害。一些發展中國家成了極具競爭力的威脅者。美國人抱怨對外貿易缺乏互惠性。美國那些用來幫助人們適應變化的專案都遠遠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美國目前正在重新評估自己與全球的聯絡。歷史上，美國的開放——包括對商品、資本、人和思想的開放——讓自身佔據了優勢。競爭能促使美國發現並修正自己的錯誤。但是，美國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內也曾因為跟不上變化的步伐或其他方面的恐懼而選擇收縮。
今天，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拉扯，製造出了政治緊張態勢，安全、科技、疾病、移民、環境、金融和資訊流等領域的挑戰很有可能增加而不是減少。與此同時，人民需要得到安全感。美國的“三重螺旋”以及科技領域的創業家精神面臨著中國舉國體制的挑戰。美國人需要再次決定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國際貿易、科技和經濟體系。1776年的精神指向的是自由、改革、創新和機遇，過去70年富有靈活性的安排也是如此。如果美國割斷與傳統經濟和安全機制的聯絡，其後果將是代價慘重且危險的。
同盟與秩序
美國曾在150年的時間裡認為同盟政治只與歐洲的帝國、重商主義和戰爭有關。新生的美利堅民族重視獨立，重視探索用現代方法重塑各個國家及其人民之間關係的自由。美國強烈的主權意識導致它拒絕對其他國家做出安全承諾，尤其是較長時間的安全承諾。
到了1947年至1949年，美國大幅扭轉了方向。它成了一個規模超過以往所有同盟的同盟網路的領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重新定義了同盟，並且在實際應用中不斷調整這一概念。
美國與歐洲和加拿大一起建立了一個區域性的政治-安全同盟，並且建立了北約這個組織來支援它，甚至還將軍事指揮權統一了起來。美國的安全保證包括願意以核威懾來支援軍事防禦。美國還發起了其他的區域性同盟，包括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和中央條約組織(CENTO)，但這兩個組織內部的政治和軍事聯絡沒有北約那樣緊密。
在亞太地區，美國的同盟政策採取了車輪輻條的形式——美國政府對東亞的各個夥伴做出一系列雙邊防禦承諾，但這些亞洲夥伴沒有協助美國防禦的義務。美國把它與韓國、日本和臺灣當局的協定用於約束和防禦。美國在1979年1月1日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就終止了和臺灣當局的“同盟”，但國會又用“與臺灣關係法”替換了對臺灣當局的防禦承諾。對於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美國和它們都建立了對等的安全關係。
在西半球，1947年的《里約熱內盧條約》為《北大西洋公約》提供了先例，但這一條約後來演變為一個約束力較小的共識，沒有與之配套的安全組織。
美國提供了一系列暗示性的安全承諾，主要是在中東和波斯灣地區。例如，以色列擁有充分的國防自主權，隨時都能保家衛國，但是它仍然期望美國為它的生存提供保障。多個阿拉伯國家境內都有美軍基地，它們與美軍合作，共享情報並寄希望於美國的保護。
冷戰期間，這些同盟和夥伴關係使美國沿著歐亞大陸的邊緣獲得了多個入口。冷戰之後，美國把自己的許多盟友視為同一個民主和平區內的夥伴。美國擴大了北約的範圍，以覆蓋中東歐新出現的政權；它要求盟友提供支援——甚至派出軍隊——作為與冷戰後各種威脅做鬥爭的聯盟的一部分。“9·11”事件發生後，北約盟軍和其他夥伴加入了美軍在阿富汗的戰鬥。軍事互通、訓練、計劃、情報的使用和後勤的共享都成為對美軍有價值的資產。盟友和夥伴為美軍在全球的部署提供了有價值的基地和港口。
幾乎所有這些盟友和夥伴都參與了美國幫助建立、資助和擴充套件的國際市場經濟。就像漢密爾頓和西沃德在許多年前所期望的那樣，美國的經濟展現出了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美國用一張由經濟關係交織成的複雜的網路拉近與夥伴的關係。維持這一體系——包括這一體系對能源、海洋航路和空中航路以及安全的保障——對美國及其盟友都有益處。
美國未來必須決定對這一同盟體系做出什麼樣的承諾。如果沒有美國的關注和支援，同盟內部協商、妥協與合作的程序和習慣就將瓦解。美國領導的體系一直依賴於一項突出的特質：信任。美國可能會向夥伴提出難以實現的要求或與之爭吵，但其他國家最終還是會出於美國的善意和自身利益而保持合作。
公眾和國會的支援
美國的外交取決於輿論場，而不是宮廷政治或戰略家的計劃。美國最成功的政治家可以讀懂並塑造公眾的意願。
富蘭克林·羅斯福面對著一個艱鉅的政治任務，那就是讓正處於蕭條期的美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好準備。公眾對“一戰”的結果不滿，並對再次捲入世界大戰產生了牴觸情緒。1937年，羅斯福試圖用“隔離演說”來促使美國人考慮與心向和平的國家合作，反對侵略者和“強盜國家”。但是，羅斯福無法讓民眾充分理解他的想法，他們擔心美國會在不經意間被拖入海外的災難之中。羅斯福後退一步，用了一個美國人民更熟悉的配方：他把中立宣言、對朋友的供應和信貸，以及對敵人的經濟制裁結合在一起。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德國也愚蠢地決定向美國宣戰之後，美國便不得不提前行動了。
戰爭勝利之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克萊頓和洛維特動員起了國會和公眾對1947年到1949年間形成的新同盟秩序的支援。杜魯門當局十分倚仗范登堡參議員的領導能力和技巧。范登堡認為，他面對的挑戰是組織起國會內的聯盟——尤其是贏得他的共和黨同僚的支援。在為期40多年的冷戰中，在范登堡的榜樣作用的激勵下，兩黨內都出現了幾個范登堡衣缽的繼承者。如果沒有這樣的國會議員，美國就很難維持一個成功的外交政策。這些議員與行政機構裡的魯特、休斯和貝克這樣的官員通力合作，而這些官員也懂得如何組織起國會內的聯盟。
美國仍然是自己所創造的同盟和經濟網路的核心。儘管這些同盟和網路正在逐漸縮小，但它們將會在自身利益和制度動力的驅使下繼續運作。今天的美國人比二戰前的美國人更清楚他們與全球的聯絡。許多人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並相信它仍將扮演積極的角色。美國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形式將取決於其政治領導力和政治事件。
美國的使命
從一開始，美國人就把自己的國家想象成是為了一個更大的使命而誕生的。美國的國家起源故事又給這種想法增添了一絲“天意”的味道。就像早期美國人所熟知的《聖經》中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樣，開拓者們經歷了危險的旅程之後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那些後來者們相信自己是在建造一個“新世界”。
美洲的13個殖民地把代議制政府的傳統擴充套件為自由與獨立的事業。到18世紀末，美國人把自己視為啟蒙思想的實際踐行者。革命和獨立之後，美國公民明白他們正在參加一場自我治理的實驗。
美國人的使命超越了拓展領土、擴充人口和發展經濟實力的目標：這個民族理應捍衛思想並將思想應用於實踐之中。隨著這個國家的實力不斷增長，以及人們思想的變化，美國的使命也在改變。
美國認為，它已經顯示出了一個共和國應該怎樣建立一種構建在思想——而不是血緣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人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帝國的廢墟之上將誕生什麼型別的國際秩序。威爾遜宣稱美國想要“讓這個世界對民主制度來說是安全的”。
有一些國家反對美國自封的角色，另外一些國家則只是想置身事外。一些美國人想要後撤——專注於國內的使命，卸下負擔，並反對民族傲慢情緒。一種新的思潮認為，國際主義和跨國主義是與美國的民族主義相沖突的。美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對強加在他們自己的民族行動自由之上的東西十分敏感。
不管怎樣，美國人從來都不認為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對立的。美國的建國一代認為他們的共和國要為全世界的更大使命服務。不知滿足的美國人相信他們可以推廣新的、更好的國際秩序。即使是在美國享受霸權的時候，它也沒有躺在功勞簿上睡覺。這個國家甚至持續挑戰著在自己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美國的經驗反映出它有能力對受到歡迎的趨勢做出實用主義的調整。
過於狹隘地定義美國的民族主義，就無法啟發美國的外交政策，並將阻礙美國真實實力的發展。美國的存在不是為了在聯合國的名冊上增加一個名字。美國外交最深層的傳統是推進美國的思想。
本文摘編整理自《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羅伯特·佐利克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02，本文內容有刪減。
【內容簡介】
《論美國》是一部由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撰寫的美國外交史，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敘述了從建國時期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到21世紀的特朗普，250年來美國與世界的互動。全書將美國外交歷程分為五個主要時期：孤立主義主導的建國初期至19世紀末，成為區域性強國的19世紀末至一戰結束，經濟上領先全球的戰間期，作為超級大國之一的冷戰時期，應對全球化時代新挑戰的後冷戰時期。書中以生動傳神的筆觸描繪了影響美國外交走向、在外交舞臺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外交家，如傑斐遜、亞當斯、林肯、羅斯福、杜魯門、威爾遜、肯尼迪、尼克松、基辛格、里根等，精彩還原了一個個重大外交事件的現場，展現了美國如何在不同歷史階段應對國際挑戰及如何塑造全球秩序。
作為美國外交的資深局內人，作者帶來了一個瞭解美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和行事方式的可貴視角，他將畢生積累的一手資料和實踐經驗傾注筆端，使政治家的敏銳洞察與學者的深刻思考結合起來。書中梳理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軌跡，總結了美國與世界互動過程中遵循的實用主義精神，並辨析出五個關鍵傳統：對北美的重視，對國際貿易自由的重視，同盟關係的轉變，對公眾和國會支援的依賴，以及對美國承擔著宏大使命的想象。這一底層邏輯仍將是解讀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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