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23歲的Paloma Shemirani靜靜地躺在醫院病床上，在昏迷許久之後，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原本有80%的生存機率，可她放棄了治療。她選擇相信母親的話，轉向一種從未被醫學驗證、甚至有潛在致命風險的“自然療法”。
就這樣，一個擁有璀璨未來的女孩，最後，倒在了她最信任的人手中。
Paloma出生在英格蘭東南部的薩塞克斯郡小鎮阿克菲爾德（Uckfield），是家中四個孩子之一。
她是那種你在任何人群中都能一眼認出的女孩：高挑，五官明亮，眼裡藏著溫柔。
這話不瞎說，Paloma的美是經過驗證的。她是選美皇后，曾入圍2019年布萊頓小姐選美大賽（Miss Brighton）和2021年英國環球小姐選美大賽的決賽。
更妙的是，Paloma還是個學霸，成績極好，高中畢業後考入了劍橋大學，學習人文學科。她很喜歡文學，夢想是進入出版行業，做一本屬於自己的雜誌。
但在耀眼光芒下，Paloma也有別人看不見的黑洞——她的生活環境太不尋常了。
因為她的母親，是Kate Shemirani，英國最臭名昭著的“陰謀論網紅”之一。
Kate曾是護士，後來轉做美容針劑生意，再後來變身社交媒體“自然療法女神”，也成了英國反疫苗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她宣稱新冠疫苗含有“撒旦成分”，是“大重啟計劃”下的生化武器。她說口罩是“奴役工具”，說醫生是“納粹幫兇”，呼籲人們要“推翻醫療系統”。
也正是因為這些極端言論，她在2021年被英國護理與助產士協會弔銷執業資格。
更早些年，她和前夫就開始向孩子們灌輸各種古怪理論：
什麼王室是會變形的蜥蜴人；911是內部操作；Wi-Fi會讓人腦損傷；5G和病毒有關；羅斯柴爾德家族要建太空站“滅世”……
這成了孩子們每天上下學路上的“車載廣播”。
雖然這些話聽起來荒謬，但Paloma的哥哥Gabriel回憶說：“那時你還是個小孩，信父母的，你會覺得那些是‘真相’。”
而Kate對Paloma尤其影響深遠。她不像哥哥們那樣可以徹底與母親斷聯，反而在不斷試圖“取悅”和“贏得她的愛”。
哥哥Sebastian就說，“她總是在討好，她想得到一點母親從不真正給予的愛。”
2012年，Kate自己被診斷出乳腺癌。雖然她接受了手術，包括腫瘤切除和雙乳切除重建，但她在社交媒體上卻聲稱，自己的康復要歸功於“格森療法”，一種極端主張全植物飲食治療癌症的偽科學療法，以及注射維生素和槲寄生。
她不說“痊癒”，她說“我清除了癌症”。
她甚至在推特上發文寫道：“我還活著，活得好好的。你們那些毒藥（化療）就該扔到沒人看的地方去，你們這幫殺手。”
她自以為的“抗癌成功”進一步加深了她對現代醫學的敵意，也塑造了Paloma日後對醫學的懷疑態度。
Paloma的高中同學Chantelle回憶：“她堅信防曬霜會導致癌症，所以從來不用。結果在學校被曬傷得很嚴重。”
2019年，Paloma考上了劍橋，似乎終於有了逃離這個世界的機會。
她表面上變得更獨立，甚至開始吃肉，用含氟牙膏，結交新朋友，有了一個溫柔善良的男友Ander，她的生活似乎在慢慢恢復正常。
可每一次回家，母親都會把她再次拉回深淵。
她發給男友的簡訊寫著：
“我受夠了，她老是罵我，我就坐在那邊一邊捱罵一邊哭。”
“她打我，我受不了了，我走了。”
她寫下告別簡訊，對母親說：“我再也不會讓你進我生命了。你每次進來，就再一次把我傷透。”
但不到一週後，她還是聯絡了母親。她離不開那個一直操控她情感的人。
2023年末，Paloma畢業不久，開始頻繁胸悶氣喘。她和男友Ander一起去了Maidstone醫院，當時醫生懷疑是淋巴瘤。
她還笑著給腫瘤取了個名字，叫“Maria the Lung Mass”（肺腫塊瑪麗亞），生怕讓別人擔心。
但2023年12月22日，確診結果出來——非霍奇金淋巴瘤。這是一種發展迅速但治療有效率高的血癌。醫生告訴她，如果立即接受標準的化療，她有80%的生存機率。
可Paloma猶豫又害怕，儘管與母親的關係並不算融洽，但她還是想獲得支援。
於是，她聯絡了母親，想告訴她這個訊息——
這是轉折點。
她住進醫院短短兩天，母親Kate就給她的男友Ander發來簡訊：“告訴Paloma：不要簽字，不要口頭同意接受化療或任何治療。”
彼時，Ander和醫務人員討論了對Paloma的擔憂，他們擔心母親對她的影響，但也認為她有能力自己做決定。
為了尋求建議，Paloma聯絡了母親的前伴侶，一名另類醫療從業者Patrick Vickers.
當Paloma問起醫生們之前說的化療能帶來“80%的治癒機率”時，Vickers卻說這太“誇張”了，他鼓勵Paloma開始接受格森療法，如果六週後症狀沒有改善，或許可以考慮化療。
恰好此時，Paloma正在擔心化療的副作用，諸如疲勞、噁心、脫髮，並影響生育能力等，於是，Paloma就在當下下定了決心：
她決定不進行化療——至少暫時不進行——而是先嚐試一下格森療法。
12月23日，Kate給Ander發了一條語音留言，指示他開車送Paloma回家，並說她已經為女兒安排好了醫生。
Ander對此表示自己無力反駁：“Paloma要麼戰鬥要麼逃跑，可她真的只想被照顧，你知道，不想做那些艱難的決定，她媽媽突然出現，利用了這一點。”
就這樣，Paloma最終拒絕了化療，搬去母親家，開始咖啡灌腸+果汁排毒的“治療”之旅。
時間一點點過去，Paloma的身體情況卻越來越糟。
Chantelle在視訊通話中看到她：“她說腋下長了新的硬塊，她媽媽說‘那是毒素在排出’。”
Paloma甚至喪失了排便控制能力，卻依然堅持“自然療法”。
她越來越少聯絡朋友，不接受別人勸她看醫生的建議。有時，她說“誰再說這些我就拉黑”。
她身邊所有勸她重新考慮治療的人，都被貼上“負能量”標籤，逐一遠離。
此時，Gabriel注意到妹妹的狀態越來越差，於是發起了法律程式，想為她爭取一個“治療評估”。
他不是要剝奪她的自主權，而是希望有專業醫學團隊介入、重新評估治療方案，至少能再勸一次。
但還沒等到法庭開庭，Paloma的情況急轉直下。
2024年7月，她因為腫瘤導致的心臟驟停，被緊急送醫。
幾天後，醫生通知家屬：Paloma腦損嚴重、無法恢復，生命支援被終止。
哥哥Gabriel從律師那裡接到電話，被告知妹妹去世了，自己在電話這頭說不出話，“那感覺……就像活活被火燒，每次說出她死了，都像被撕裂一次。”
Paloma去世後，作為母親的Kate並沒有沉默。
她公開宣稱：是NHS“殺了”她的女兒，女兒是被“打了12倍劑量腎上腺素”害死的，所有醫生都是“行兇者”，醫院在掩蓋事實，她要“用Paloma的名義”對NHS提起訴訟。
她在自己網站上，以Paloma之名募捐、售賣營養品，還繼續以“天然護士”的身份提供195英鎊的個性化療法方案。
她說：“她是被‘毒藥’害死的，不是癌症。”
她甚至還在寫：“她的大腦是在我眼前被摧毀的。”
而醫院記錄中沒有任何證據支援她的說法。
反倒是哥哥Sebastian坦誠直言：“我妹妹是因為我們媽媽的信仰死的。我不想讓其他人也經歷我們經歷的痛苦。”
這個世界總是對謊言太寬容，對真相太冷漠。
而Paloma，不過是那無數犧牲品之一。
她本可以活下來，可以出版一本書，結婚，看海，老去，在很多年後，偶爾想起那些青春創傷，笑著說：“那時候的我真的太天真了。”
但沒機會了。
願這個世界記得她，也不再有第二個Pa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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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4838091/daughter-covid-nurse-kate-shemirani-died-cancer.htm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renzwyvpn1o
文｜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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