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當「有問題的個人」
遇到「有問題的團體」
2024.08.17 上海
大家好，我是姜濤，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
我這些年比較多關注1940年代戰爭情境下的文學經驗和文學背後的人。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一個跟今天稍有距離的話題：在那個時代，年輕人是怎麼過團體生活的。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戰爭年代是一個社會大流動、大遷徙的時代，一方面會把過去的社會結構全打散；另一方面，在流動中可能還有社會的重新組織，把流亡漂泊的個體重新嵌入到新的結構、新的單位中。
比如在當時的前線後方，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救亡團體，像演劇隊、服務團、工作團等等，吸納了非常多的流亡青年。
我們先看幾張照片，感受一下當時這些年輕人的精神面貌。
▲ 上：北京學生移動劇團，下：福建一支戰地學生服務團
再看這張。大家可以注意這些女孩子們眼睛裡的光亮，那些光亮是射向前方、射向未來的，好像也能照到我們。我覺得這是一張特別有歷史感的照片。
▲ 1945年，劇宣七隊隊員
這些年輕人當時也留下了一些材料，像日記、書信、工作筆記，還有一些回憶錄。
很多人在日記和書信當中講到，在當時的團體生活中，感覺並不很愉快，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沒那麼融洽；團體裡經常發生情感糾葛——革命和戀愛在這個意義上確實不能相容；另外，很多人對團體中那種濃郁的政治氛圍感覺不適應。
新的經驗會帶來新的問題。我自己研究的一些40年代的文學作品，像丁玲的小說、巴金的小說、路翎的小說，都會寫到類似的經驗，而且會不同程度觸及一些團體生活中非常內在的問題，比如說人和他人、人和集體關係的微妙複雜。
路翎虛構的演劇隊：
當有問題的團體遇到有問題的個人
我舉一個例子，40年代可能是最具天才氣質的作家路翎，他在二十出頭的時候就寫了一部大概80萬字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這部小說應該是五四之後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意志的一部百科全書。
▲ 路翎（1923-1994）
小說的主人公叫蔣純祖，這是一個很桀驁不馴的青年，有點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在小說的第二部，蔣純祖參加了一支演劇隊，在演劇隊行進的途中，他和隊裡作風教條的領導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衝突。
這一段是整部小說寫得相當炸裂的一段，炸裂不僅表現在個人和團體的衝突，而是路翎用一種很精細的筆法，勾勒了一個有問題的團體內在的精神結構。
當時的年輕人都是進步青年，都熱衷於閱讀左翼的革命理論，路翎藉助蔣純祖的視角，注意到團體中一種非常有意味的氛圍：大家都非常狂熱地追求新的思想和理論，好像不讀理論、不追求新思想就會落後。
這種氛圍對年輕人有很大的調動性，但是這種調動裡面，好像隱隱地有一種在比賽進步的感覺。
更有意思的是，因為大家信奉這些新的理論，所以就會把一切行動，包括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小事都歸結到那個最高原則中去解釋、去說明、去評價：比如說你這是小資產階級作風，你身上的個人主義沒有很好地克服。
當每件事都用一個最高原則來解釋來說明時，這個最高原則會變得非常空洞，它不得不擴大自己，因為它要包容一切事情，最後不得不變得稀薄。
雖然大家很信任這個最高原則，但這些理論並沒有真的介入到年輕人豐富活躍的內心世界當中，所以這個團體看起來很有凝聚力，但其實是分裂的。
路翎還觀察到，在最高原則的支配下，每個團員的狀況也會很不一樣，一些很有經驗的人，就知道怎麼用這些最高理論來取得一些優勢地位；有些性格非常倔強的人，會激烈地跟這個氛圍對抗。
更多的是一些比較普通、缺乏心力的人，可能擔心自己被人判別為落後分子，所以格外地顯出一種熱情來，顯示出對最高命令的無限忠誠，以此獲得某種心理的安全感。
特別是在這個劇隊裡面存在一個神秘的小集團，有幾位領導人，他們很懂理論，經常能做長篇的演說，很有魅力，但作風比較神秘，所以引起周圍人的羨慕，大家都要努力地去接近這個集團，學習競爭目的是為了逢迎和反抗。
路翎用一種誇張的方式，把不健全的政治熱情對團體可能帶來的傷害展示了出來。
解釋了生活也稀釋了困難：
問題並沒有因為歷史推進而變得陳舊
我自己在讀這些文學片段的時候感觸非常多，因為路翎寫到的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歷史的推進而變得陳舊”——在今天年輕人交往、社會生活和工作的場域中，也包括我自己置身的學院，這些問題或多或少都會存在。
今天，大部分年輕人早已經厭倦了那種孤立的、原子化的生存狀態，渴望某種新的團體生活，渴望親密無間的感受。但事實上，我們在面對他人的時候，好像又不知道該怎麼交往，不知道怎麼處理跟我不一樣的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今天年輕人發明了非常多流行語，來疏解自己的壓力。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多是一種自嘲。這些自嘲在解釋生活的時候，可能也會稀釋我們面對的困難，雖然獲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但是也迴避了對問題進一步的追問和思考。
路翎的小說中寫到演劇隊裡存在一種比賽進步的氛圍，這種氛圍在今天的團體裡是不是也會存在呢？
我自己在一個會議上聽過一位社會學專業的老師分享，她說她曾經參加過一支有一些左翼色彩的青年團體，在那個團體裡面就存在著某種隱形的鄙視鏈：
在婚戀方面比較激進的人士，就不大瞧得起那些保守的人士，過早結婚生孩子，就覺得你是過小日子去了，沒出息；再比如說生活方式上非常環保的人士，可能就會鄙視那些不環保的人士，你總點外賣，經常用一次性塑膠餐具，這應該鄙視。
這些鄙視鏈後面的價值觀，我覺得可能是很好的，甚至是進步的，但當我們用這樣一種非常抽象、苛刻的標準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的時候，會造成非常多後果。
一方面是團體內部的關係不融洽，但這還是小事，更大的問題在於，用這樣一種看待別人看待世界的方法，那你也很難跟你不一樣的人——特別是很難和你希望幫助、希望理解的人建立真正的溝通和對話。所以怎麼去理解團體生活，有著超出團體之外更大的意義。
如果我們拉長視野的話，其實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在現代中國的不同的階段都會面對。
五四時期是最講究個性解放的時代，很多從家庭、地方，從各種傳統網路中解放出來的年輕人，他們當時也組織成了很多小團體。工讀互助團是裡面非常特殊的一種型別。
▲ 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
這個團裡的年輕人非常激進，他們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要共同生活、共同求學、共同勞動，甚至有錢一起花，有飯一起吃，有衣服一起穿。什麼叫有衣服一起穿？就是大家所有的衣服捐出來放在一起，早上起床的時候想穿什麼就穿什麼。
▲ 電視劇《覺醒年代》截圖
他們覺得這樣的工作很重要，因為做新文化運動，除了辦刊物、寫文章、做演講之外，怎麼在一起共同生活、怎麼穿衣吃飯，這也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革命，也是一種新文化。
可能這樣的生活方式有些年輕的朋友會覺得很吸引人，但是這在現實中是落不下來的，他們也很快遭遇了挫折。原因很多，比如說這些年輕人希望過一種半工半讀的生活，半天打工、半天讀書、半天求學，可能嗎？
▲ 電視劇《覺醒年代》截圖
在那個時代，其實也包括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個人累死累活一整天都在打工還養活不了自己。你還半天打工半天讀書，想得美。
這些年輕人都是理想主義青年，他們自詡甚高，說我們是奮鬥的、純潔的青年，也要求別人都是奮鬥和純潔的。但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背景和侷限，怎麼可能都是純潔的、奮鬥的呢？
當你用過高的標準要求別人的時候，當然團體中的關係會不融洽，哪怕只是觀點不同，動不動就拉黑、割席、解散。這樣的問題在歷史上其實是反覆發生的。
如何讓被新文化運動召喚出來的個人，重新嵌入到新的社會結構和關係中，成為有現實能力和責任感的實踐主體，這是現代中國一個貫穿性的課題。
我自己一個可能很不準確的感覺，其實現代中國關於團體生活的經驗是非常豐富、非常活躍、非常密集的，特別是在20世紀那個革命打造的年代。但是這些經驗都沒有被很好地整理和轉化出來，我們欠缺相關的知識，欠缺一種非常深厚的人文理解作為源頭活水。
咱們說迴路翎。路翎的厲害之處不是構造團體和個人的二元對峙，而是把團體和個人都問題化了：因為蔣純祖身上毛病非常多，路翎在寫的時候也暴露了他的傲慢、放縱、自私。
一個不健全的團體生活，會滋生更多不健全的個人。當有問題的團體遇到有問題的個人會發生什麼，這是路翎要討論的問題。當然，他自己並沒有答案。
丁玲現實中的西戰團：
首先要認識人，一個一個地去認識
如果說路翎在小說中虛構了一支有問題的演劇隊，作家丁玲則在現實中直接領導了一支文藝團。這兩段經驗是可以作為參照的。
1937-1938年，丁玲曾經領導過一支西北戰地服務團，他們從延安出發，走了幾千里路，歷經數十個縣市，做前線的慰問和動員工作。
▲ 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劇照和劇目單
丁玲領導的這支西北戰地服務團，比路翎寫的演劇隊要複雜得多。她自己也說過，我這個團裡面什麼人都有，有少爺、有小姐、有留洋學生、有帶過兵打過仗的軍人，也有一些是因為不想被父母管束跑出來的少年人——怎麼把這些人聚合在一起，變成一個有工作效率、有活力的團體，是非常大的挑戰。
丁玲自己從來沒做過這個事，她說不僅我沒做過，沒有任何人做過，這是一個新的經驗。但是丁玲後來做得非常好，展現了卓越的領導才能。
▲ 抗戰期間的丁玲
“西戰團”有一位團員將丁玲的領導能力和寫小說的天才做了一些聯絡，他說我們這個主任，是“把過去寫小說的天才如今完全獻給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觀察力、透視力完全應用到團裡來了”。
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跟生活檢討會有關。當時的青年團體當中，這是一種很常見的民主生活形式，大家坐在一塊兒批評與自我批評，搞好了互相進步，搞不好吵一架，甚至拳腳相加。
丁玲領導的這支西戰團，也經常開這種生活檢討會，其中也不缺少蔣純祖式的人。
有位隆同志，很有文藝才華，但驕傲，作風散漫。在生活檢討會上，一些年輕的朋友經常批評他，隆同志非常不高興，牢騷滿腹，甚至經常揚言我要退群，不玩了。
丁玲找他私下裡談話，大家看丁玲是怎麼聊天的：
首先讓隆同志瞭解那些批評他的年輕人，“你要曉得他們都很年輕，都是剛剛出校的學生，社會經驗並不豐富”——這些批評你的孩子都是剛從學校裡出來的生瓜蛋子，沒有任何經驗，所以容易激烈生硬地批評。但你不一樣，你是一位老同志，應該知道人和人的差別；而且他們是很熱情的，所以你反而應該去指導他們才是。
這段話我自己覺得說得很有水平。怎麼做思想工作，不是說為你辯護反駁另一方，而是讓爭論的雙方互相看到，看到對方的成長背景、成長脈絡，看到對方的侷限，這樣才能形成一種有效的溝通。
談話的效果非常好，後來這位隆同志就變得很高興了，甚至開始享受生活檢討會對他的幫助。
下面一個例子更有意思一些，詩人田間的例子。
▲ 田間（1916-1985）
田間是40年代很著名的一位詩人，1938年他和蕭軍、蕭紅等一幫朋友到了山西臨汾，和西北戰地服務團相遇了。田間就想加入這個團體，但是丁玲有點猶豫，她拿不準。
為什麼？因為田間是一個牧歌詩人，剛剛從上海來，比較有文藝範，丁玲擔心一個上海來的牧歌詩人能否適應。因為我們這個團很緊張，每天在行軍，動不動還開檢討會，你受得了嗎？
還有一點很重要，田間這個人性格比較內向沉靜，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有一點INFP式的人格，這樣的人怎麼來做戰地宣傳動員工作，我們團裡都是E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接受你。
丁玲其實是對團體對人共同負責的一種態度：我輕易把你招進來，你不合適，我們覺得很麻煩，你也很痛苦，所以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那怎麼辦呢？要不然你先跟我們走一段，留出雙方決定的空間。
▲ 電影《黃金時代》劇照，丁玲與蕭軍、蕭紅
結果田間就跟著西戰團走了一段。他很努力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點，想融入團體，這些點滴的努力都被丁玲看在眼裡。這是丁玲在文章中記錄了田間變化的細節：
他很高興，忙著去買了一套灰布軍裝，在行列中走著；在車站他用力幫著抬道具箱子，羞澀地偏過頭去悄悄拭汗。開大會的時候他發言了，洋燭光在他臉上跳躍著。
在西安幾次公演的時候，他整天坐在印刷廠印說明書，印特刊，而且在戲院的門口賣著。
田間腦子雖說活潑，人卻不活潑，於是有同志批評他，說他不接近群眾。現在田間在球場上出現了，有時也站在歌詠隊的後邊唱歌。
——丁玲《序〈呈在大風砂裡奔走的崗位們〉》
剛剛進到這個團的時候，田間很高興，把自己的西裝脫了，買了一身灰布軍裝，跟大家穿得一樣；在車站他幫著抬道具箱子，一個詩人以前從來沒幹過活，乾點活就開始流汗，當然不好意思，但他也覺得內心有一種安頓感，悄悄地去拭汗。
開會的時候他發言了，作為INFP，發言的時候肯定哆哆嗦嗦地很緊張，但是“洋燭光在他的臉上跳躍”。
在這樣一個氛圍當中，我不太適應，但是我又能感覺到是被善意理解的。後來丁玲接納了田間，田間也成為西戰團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員。
像這樣的細節都是一個小說家的觀察力和透視力。丁玲是如何養成這種觀察力和透視力的呢？一方面跟她個人天分有關，另一方面，也跟她在實踐中錘鍊出來的一些方法是有關係的。
丁玲後來在回顧當中說，當時她剛到延安，想到部隊裡去工作，毛澤東就給她一個建議，毛澤東說你到一個地方去，哪怕是一個單位，或者一個團體，“首先要認識人，要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不要囫圇個地認識。
丁玲說這句話給她非常多幫助，無論在做西戰團的領導工作，還是後來去做土改工作，她都是遵循了這樣的原則。
一個一個地去認識，好像這句話很簡單，但其實包含著非常豐富的現實理解。無論是一個團體，土改中面對的群眾，還是一個公司一個單位，人並不是抽象和籠統的存在，是由非常具體的、需要耐心體會的個人構成的。能夠耐心地去體會這些差異和層次，你才會有更好的社會把握跟現實理解。
可能是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節奏太快了，我覺得這種耐心地一個一個去認識人的能力，在今天是非常缺乏的。碰到問題的時候，會非常快地用一些標籤去覆蓋和說明：你不成功因為你不努力。這看起來是回應了的問題，但實際上是迴避了問題。
我覺得對人的抽象化、型別化的理解，在一些大的社會政策制定和安排上，也常常能夠感受到。比如說把人只是當成抽象的數字，當成一堆“韭菜”，這樣的思維方式，這樣的後果，我們每個人都感同身受。
真真天才的光：
看到人物獨特的光彩和揹負的艱難
丁玲在工作當中錘鍊出來的能力，一個一個認識人的能力，反過來也幫助了她的文學。特別是她常常能夠突破一種社會給定的理解，無論是政治理解還是道德理解，寫出人物身上獨特的光彩和揹負的艱難。她能夠注意到同一個社會結構中不同位置人的處境，這是很了不起的一種文學能力。
我給大家選一個片段，這個片段是1944年到1945年間丁玲寫的一個殘稿，這個殘稿寫一次鄉村選舉的現場，翻身的農民參與公共生活，他們興高采烈。
……她是這鄉下最聰明最妖媚的女人，眼睛又細又長，笑著時兩角向下，露出一線招人的神光，而小嘴便撅著，用一種有意無意生著氣的愛嬌，在逗引著人去望她。她在一年多前被全鄉的婦女選為婦聯主任，因為大家都說她會說話，大方，敢同男子們在一起開會。
在這個選舉的現場，有幾位女幹部是特別吸引人的。丁玲寫其中的一個女幹部，長得很漂亮，很吸引人，而且她很會說話，很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大方、活潑，因為這些特點被全鄉的婦女選為婦聯主任。
這是一個在鄉村變革中出現的新人，一個新女性的形象。大家有沒有覺得丁玲的這段描寫雖然很生動，但隱隱地有一種距離感，甚至有一種質疑：你能說會道，你有公共能力，這樣就夠了嗎？這樣就好嗎？
在同一個現場中，丁玲特別寫到了窯洞裡面擁擠著十幾個老百姓婦女：
院左的窯裡擁擠著十幾個老百姓婦女，有的堆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下，用包頭蓋著臉的一角，躲躲閃閃的向外張望。
前面那個女幹部，就像我一樣，在光亮之中，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婦女，她們可能是待在暗影裡面，她們很膽怯，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對於新的公共生活也很畏懼。
這樣一個對照的描寫是非常有意味的，丁玲甚至在小說中借用人物之口，向那個女幹部提出了一種建議：你要到她們那裡去，到那些暗影裡的普通老百姓那裡去，跟她們說話，甚至讓她們說話。
怎麼讓這些在社會變化過程中處於弱勢、沒有能力表達自己、不能夠跟進新時代的人們同樣走向新生活，其實這是任何社會變革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丁玲的這種寫法，讓她同時代的另一位作家駱賓基非常佩服。駱賓基在一篇書評中說到，“這裡面有真真的天才的光”。
怎麼理解這種天才的光呢？它可能是指一個作家的敏銳之心、同情之力，但我覺得天才之光，也是在具體的群體當中，在具體的社會關係結構之中，去把握體會不同人的處境，帶著這些人共同朝向一種新生活的努力，這是天才的光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天才的光其實也是一種人文的光，像我們這樣做人文思想工作的人，如果能讓這樣天才的光、人文的光，從歷史的縫隙中多少透出一點，那我們的工作就有了一點意義。
我的講述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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