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很多人對於中美談判達成協議抱有很高的期待，甚至寄望於快速的和解，但實際上，相比2018年-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此次中美關稅衝突的和解難度要高得多——雖然雙方可能在某些時刻會推動較為認真的接觸，卻很難形成有約束力的協議。
這是因為，相比2018年的第一次中美關稅戰，中美雙方在兩個方面都完全不同。
一方面，2018年中美貿易戰剛剛爆發的時候，雙方儘管關係不睦，但依然懷有對彼此的一定信任，中國朝野當時大多認為“中美關係可能好也好不到哪裡，但壞也壞不到哪裡”，“有無數的理由去搞好中美關係，沒有一個理由去刻意破壞中美關係”；而美方也認為，“儘管存在競爭，但相比俄羅斯和伊朗的破壞性戰略，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總體是相對正面的”。
正是基於這種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信任，中美雙方當時願意推動一場更為認真且充分的談判去解決彼此的貿易關切，從而避免最糟糕事態的發生，並相信達成協議會對兩國貿易政策具備一定的約束力。
因此，當2018年第一次貿易戰發生的時候，中美雙方的主要政治意願就是推動談判，努力達成和解，儘管中間雙方發生了多輪摩擦，但談判的主軸並沒有因此改變。
相比之下，2025年的中美關稅戰則完全不同，經歷了2020年的疫情衝撞、2022年的俄烏戰爭和層出不窮的軍事政治貿易劇烈摩擦，相比2018年，中美之間的互信即便不是蕩然無存，也怕是所剩不多，更不用說特朗普發動關稅大戰的理由遠比2018年時的301調查形式更加隨意，對於中方來說，很難想象有什麼條款能夠約束這位總統的行為。
沒有信任，就不會有可信的條款，雙方也就很難進行認真的談判，達成協議的難度將會非常高。
另一方面，對比2018年中美雙方彼此交融的貿易聯絡和技術依賴程度，今天的中美互動的程度要低很多，自2018年第一次關稅大戰、2020年疫情衝突和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中美開始籌建更加安全的產業鏈與技術供給。
中方大舉推動“自力更生”、“打破卡脖子”和“國產替代”，為所謂“驚濤駭浪”的衝擊做準備，與之相應，美國則大舉推動“離岸外包”、“友岸外包”和“安全產業鏈”，為中美之間的脫鉤做風險控制。這種準備工作，中美雙方已經做了六年之久，這就使得今天中美走向脫鉤的衝擊對彼此的影響要比2019年小得多。
2019年8月，當中美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發出與中國脫鉤的威脅，這種恫嚇在當時是很難承受的。但是現在，隨著國產替代的進行，脫鉤的風險對於中國雖依然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卻並非完全不能忍受。美國同樣如此，從2019年開始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逐步降低，儘管與中國脫鉤的衝擊依然巨大，卻也要比2019年減輕不少。
從這個角度來看，相比2019年，中美雙方達不成協議的後果，至少從經濟上來講，是更加可控的，雙方更能承受得起“沒有協議”的最壞局面。
所以，無論從談判信任的難度來看，還是從談判失敗的後果來看，中美雙方不僅僅更加難以推進真正有效的談判協議，也更能承受得起談判破裂的結局。
就像夫妻離婚一樣，第一次認真提離婚，夫妻雙方基於多年的習慣和共同的深厚利益往往很難下定決心，很容易實現和解，但是懷疑和恐懼的種子已然種下，互不信任的雙方開始為可能的破裂風險做籌備，等到第二次更加認真的離婚危機出現後，那麼真正的離婚就難以避免。
今天的中美何嘗不是如此，這一次關稅戰，或許中間可能存在較為認真的接觸和協商，但彼此的經濟關係已然出現了根本性、系統性和永久性的改變，而這就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