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麗菲

轉載：科學網

正文

今年2月底的一個下午，人潮湧動的北京西單一家商場咖啡廳內，記者如約見到了小琛（化名）。初次見面，留著齊肩短髮的她，面容舒展，眉眼間透著笑意——似乎已經從最低谷走出來了。

小琛是一個典型的90後海歸女性，曾懷揣夢想遠赴重洋，在美國完成從高中到研究生的學業，但因遭遇行業“寒潮”，陷入職業低谷。曾經的“精英教育”光環逐漸褪去，她經歷了重重自我懷疑與外界質疑。

三年前，小琛因發表了一篇“藤校畢業高開低走，花了父母268萬留學，30歲一事無成”的帖子，被推上輿論風口，成為一些媒體報道中“失敗海歸”的典型。如今，“精英夢”醒後，她選擇“脫去長衫”。她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個體的成長軌跡，更像是一面稜鏡，折射出一代年輕人在時代浪潮中關於人生選擇、價值定位的深刻思考。

美高孤島，16歲的生存實驗

2010年秋，飛機降落在美國西海岸洛杉磯機場，16歲的小琛第一次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按下了一場獨立生活實驗的開始鍵。

這一年，中國出國留學潮中，稚嫩的面孔日益增多。此前，前往美國讀高中的低齡留學生不過數十人。到2010年，數字激增至6725人。小琛就是其中一員。

小琛的母親是一名英語私教。父親趕上了20年前地產的蓬勃發展，收入可觀。小琛初中畢業後，父母看到身邊有朋友陸續將孩子送出國，覺得經濟上尚可負擔得起，便跟著潮流將女兒送出了國。“那時覺得至少不用參加高考了。”小琛回憶道。

然而，異國他鄉，現實很快露出獠牙。

為節省開支，小琛寄宿在一個條件並不寬裕的墨西哥裔老夫婦家庭。老夫婦節儉到近乎“摳門兒”——食物質量不高，甚至小琛有時覺得吃不飽。“生存壓縮感”的另一個體現，是她的活動範圍非常受限——洛杉磯縣公共交通極不發達，老夫婦很少帶她出門，她的世界被困在陌生的學校和狹小的寄宿房間裡，經常被孤獨吞噬。

“用‘悲慘命運’這個詞來形容，或許有點濃烈，但當時真的是很大的挑戰。”小琛攤開手，彷彿仍有些無力地回憶道。

小琛就讀於一所女子天主教會學校，全年級僅三名中國學生。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偶爾的種族歧視，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一次英語測試，老師允許她查字典理解題目，卻被同學質疑為作弊。儘管惡意攻擊並非天天發生，但融入當地社交圈始終困難重重。“和外國同學頂多是表面寒暄，無法深交。”她回憶道。

出國前，那個自信、開朗的姑娘，逐漸變得壓抑。那時的她，思家心切時打電話給父母，隔著太平洋哭訴。父母探望後的離別最煎熬，“他們一走，我就坐在床上哭，覺得全世界只剩自己”。

面對孤獨與撕裂感，小琛選擇了堅持。她把不認識的單詞提前查好，課堂上先錄音，不懂的地方回家反覆聽。每天放學後，她就回到房間預習、複習，效率逐漸提升，語言障礙也慢慢克服。

十多年過去了，小琛仍覺得讀美高的日子就像泡在苦水裡。“很多人說吃苦會鍛鍊人格，但我覺得那段經歷是沒苦硬吃。”每每有人向她諮詢留學建議，她總建議後來者，“不要太早出去，等心智成熟了，有應對突發情況和孤獨感的能力再考慮出去。”

一路走來，她也看到過有同樣經歷的低齡留學生。有的出國後就被“散養”了，沒人管，不再專心學業，掛科是家常便飯；或者就抑鬱了，回國了。

據美國移民局統計，2019年，疫情前，中國赴美低齡留學生簽證人數達到27670人。儘管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萬人左右。

美國法律規定，未成年留學生不得獨自在校外租房，必須入住寄宿家庭或寄宿學校。然而，這一旨在保障學生安全的制度，卻讓許多低齡留學生陷入另一種困境。在社交媒體上，“寄宿家庭噩夢”是低齡留學群體的高頻話題：每月收取1500～2000美元的高昂寄宿費，餐桌上卻長期是冷凍食品或隔夜菜；不顧學生隱私，隨意進入房間；要求承擔洗碗、拖地、打掃房間等超出合理範圍的家務；更有甚者，將正點放學的學生遺棄在學校，直至夜深才接回。

儘管不乏家長選擇陪讀，但小琛覺得：“這對家庭來說豈非犧牲太大？陪伴的父母在當地也很難有社交及工作。”

小琛的生活在2012年迎來轉機——她考了駕照，花2000美元買了輛二手車。她記得，第一次加油就錯加柴油，車子熄火，便利店小哥收了她80美元的“學費”。但車輪終於帶她衝出孤島。

“說實話，現在翻回頭看，（當時）有一點跟風的感覺，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越過山丘後的小琛說。

藤校“突圍”，精英夢後暗藏代價

2014年，加州陽光明媚的一座校園裡，小琛迎來了人生中最開心快樂的時光。大學校園裡中國面孔多了起來，她的語言障礙早已克服，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大二起，她擔任學校的留學生輔導員，幫助新生選課、適應校園生活。

憑藉出色表現，她申請到了每年15000美元的獎學金，雖然無法覆蓋學費，但足以支付生活開銷。但她並不滿足於此——身邊的同學一學期修4門課，她修6門；寒暑假也不休息，參加課程補習。就這樣，原本四年的本科，她三年便完成了。

不僅如此，她在第三年就考完了託福和GRE，準備作品集，成功申請到東海岸一家藤校——從城市規劃轉到建築設計專業。

“本科少讀一年，我直接省了4萬美元。金牛座嘛，算得精！”她笑著說。

那段時間，她每天都超級忙碌，也很充實。為了做申請材料，她經常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繼續上課。身邊朋友不解地問：“為什麼要這麼壓榨自己？”她沉下心來自問，覺得和高中經歷有關——缺乏安全感，想盡可能掌握人生的主導權。

收到藤校橄欖枝，小琛受邀給學弟學妹分享經驗，意氣風發。她上進、自律，是父母朋友圈裡“別人家的孩子”。她對未來充滿憧憬，也曾幻想過“以後一定是精英，各家公司搶著要，年年升職漲薪”的未來。

大學時期的小琛。

那時的小琛，對即將到來的研究生生活，對即將踏入的建築設計專業傾注了全部的熱情與夢想。她沒有預料到，個人的理想在行業起伏的大勢面前會渺如塵埃，不堪一擊。

在父親指導下，她當時已閱讀了許多關於建築設計的書籍，心中種下“建築即藝術”的信念：“能在這個世界上留下自己的作品，該是多麼浪漫的事啊。”

然而，隨著深入學習，她意識到這個心嚮往之的行業並不如想象中那般輕鬆。她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或許缺乏成為頂尖建築師的那種天賦——能夠憑空創造出特立獨行、令人眼前一亮作品的能力。但年輕的她並未氣餒，她力求將圖紙畫得更精細、渲染做得更出色、模型製作得更精緻……儘管過程充滿挑戰，但她依然拿到不錯的成績。

畢業後何去何從？小琛覺得，留在美國多賺幾年錢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她更渴望曾經孤獨的留學經歷所遺失的煙火氣：城市的熱鬧、豐富的美食、家人朋友喜笑顏開的相聚……沒有太多的猶豫，她遵從內心，回國開啟了新篇章。

行業寒冬，268萬元學費覆水難收

2022年盛夏七月，山西太原。“你現在工作怎麼樣了呀？一個月能拿多少？”親戚朋友貌似不經意的閒聊，像千斤重錘般砸在小琛心頭，讓她無言以對。

回國四年，她發現曾經那個閃閃發光的精英夢，不過是美麗的泡沫——

2018年，帶著對未來的期許，小琛回到北京，加入一家知名港資建築設計公司，月薪稅前12000元。雖然起薪不高，但她對自己的職業前景充滿信心。

2019年，小琛成家；2020年，孩子出生。她做出了自己成長過程中“唯一一次任性”的決定——辭職。“這個鍋不能甩給孩子。選擇辭職，是因為覺得太累了。”她苦笑說。當時的主管是高壓風格，言語頗具攻擊性，讓她無法忍受。她相信以自己的能力，隨時都能找到類似的工作。

但如今回想起來，她坦言：“如果能重來，我可能不會主動辭職。”

2020年底，孩子才四個月大，小琛便重返職場。求職之路並不順利。彼時正值疫情肆虐，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電視劇般的現實衝擊：幾乎每場面試，HR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孩子多大了？誰帶？怎麼安排？加之第一份工作的履歷也只有短短16個月，最終她只拿到兩家公司的offer。

她選擇了其中一家外企，並在兩年內參與策劃了多個地標性建築專案，例如會展中心、酒店，每一個專案的落地都讓她體會到職業人的成就感。

然而，這種成就感遠遠不足以抵消內心的失落感：薪資從未漲過；沒有所謂的“創造”，自己不過是一個螺絲釘；作為乙方，做出的系列方案，甲方可以一句話斃掉；且專案數量眼見減少，公司只有少數專案有合同和付款，其餘大多隻是投標或根本沒有合同；甲方付款節奏越來越慢，尾款遲遲不到賬，甚至有的專案做完設計圖和影片後，對方突然宣佈取消招標，連最基本的費用都不予補償。

身在其中，她日益深刻地意識到：這個行業正在急速滑坡。

於是，2022年回老家探親時，親戚朋友那句看似隨意的閒談，成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花了父母兩百多萬元……如果從收益回報的角度來看，等於我把他們的錢全部虧完了。”小琛苦澀地說。

那種無法透過努力改變命運的無力感，深深刺痛著她。其實，早在求學階段，建築行業的下降趨勢已初現端倪，只是當時的她並未料到下滑如此之快。自我的期望、父母的期待、周圍人的評價，交織成一張沉重的網，將她緊緊裹住。那個難眠的夜晚，一向理性冷靜的她徹底崩潰。無處紓解的情緒透過小紅書上的一篇帖子找到了“傾瀉口”：“藤校畢業高開低走，30歲一事無成……”

她沒有料到，一時情感宣洩，短短數百字的帖子，經過一夜發酵，會一石激起千層浪。次日一早，圍觀者已達數萬，互動者千餘人。有人慨嘆，彷彿讀的是自己的故事；有人鼓勵，人生總會有起伏；也有人指其“每一個決策都非常失敗——不該回國、不該辭職、不該花那麼多錢學走下坡路的專業”。

她的經歷，被多家媒體作為“典型失敗海歸案例”，大量轉發、報道。

小琛的心裡，苦澀難言。陷入失落情緒的她，也覺得自己就是世人眼中的失敗者。

2023年初，她從那家建築設計公司跳槽到一家商業地產公司，從乙方到甲方角色對換，工資提升了，手裡的專案也開始落地了，但依然不能緩解她的焦慮。“整個行業依舊下行，這就如同跳到了‘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最後一塊甲板上’。”她說，“依然逃不過下沉的命運。”

一年多後，這家公司果然開始轉型，重資產投資越來越少，只提供輕資產服務，甚至從甲方變成乙方，重心落在為其他公司服務上。公司最初承諾的獎金也一直未兌現，2024年9月，當公司傳出降薪訊息時，在建築業工作了六年的她已經下定決心離開這個行業。

如果不做建築設計，要做什麼？還能做什麼？她思考、調研了半年。留學輔導、網際網路產品經理、智慧汽車場景設計……這些她都考慮和諮詢過，甚至想過“大不了擺地攤”，但始終難以決斷。

“人生最美好的9年已經給了原來理想中的行業，還有多少個9年可以隨心而動？”她害怕沉沒成本太高，害怕找不到出路，猶豫了整整半年，越臨近做決定的時候，她就越忐忑、越恐懼，有時會徹夜失眠。

坐底人生，“脫下長衫”再出發

2025年2月，文章開頭北京西單那家商場的咖啡店。小琛眉眼間透著笑意地表示：入職新的行業已經五個月。

“所以，最後選了哪個領域？”

“你猜猜！”

“留學輔導？AI設計？總不會真的擺地攤了吧！”記者說。

“保險銷售。”她出乎意料地回答。

“這個行業確實沒料到。遇到牴觸了吧，怎麼和自己、和家人破冰的？”追問之下，小琛侃侃而談。

小琛在接受採訪。馮麗妃/攝

在尋覓新的職業方向時，身邊人建議她“試試保險銷售”。一開始，小琛的內心是抗拒的，她自己對這個行業也存在“騷擾電話”“強行推銷”的刻板印象。“一個藤校畢業生去賣保險，別人會怎麼想？”她說，“這不是我想成為的樣子。”

但每個行業都有壁壘，其他行業轉型舉步維艱。在缺乏更好的出路下，她開始認真分析這份工作：這個工種儘管名聲不好聽，但它有點兒像創業，自己積累客戶，不存在被裁員問題；資料調研分析後，她覺得這個行業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高學歷人才正在加入。

但保險銷售這行是獎勵制，沒有底薪，成交一單才能有佣金和獎金。她查了家裡存款，就算前兩三年啟動慢，收入少，也不至於到揭不開鍋的程度，於是就做出了決定。

小琛記得特別清楚，第一次生出念頭，跟丈夫說要去做保險時對方的戲劇性反應。丈夫先是說“你的選擇我都尊重”，然後就去了另一間屋子。過了兩三分鐘後，丈夫又突然跑過來，非常生氣地說，“你為什麼這麼想不開？你要去幹這個。你周圍有人這樣嗎？你怎麼想的？你能接受嗎？”

電話打給父母，母親也是反對的：“幹那幹啥？為啥要幹那？”

只有父親表示：“做得好需求會很大。”

家人最終還是被她說服了。但事實上，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入行前三個月，她不敢主動開口談保險業務，擔心朋友覺得她在推銷，產生成見，就此疏遠。這種擔心並非多餘，有些原本關係不錯的朋友，在得知她轉行後果然不再聯絡；也有的先是主動找她瞭解保險，聊過後再也不回訊息。

一次，參加校友聚會時，大家輪流介紹自己的職業：投行、政府機關、網際網路大廠……輪到小琛時，她輕聲說：“我在做保險。”現場頓時安靜下來，接著便轉向別的話題。

“那時候我心理也不強大，也不自信。”她坦白道，“這種反應讓我會很難受。”

但她沒有放棄。隨著時間推移，她的心態悄然發生改變。“既然這是個好的東西，我自己都買了，我為什麼不能跟別人說？我連名校的光環、專業的枷鎖，一次性全部都拋掉了，為什麼要害怕別人的成見？”她一次次地問自己。

不破不立，丟掉“精英”的包袱，她逐漸接受自己，在心裡建立“防火牆”，不讓別人的拒絕或態度輕易地影響自己的情緒。

“如果現在再寫一篇小紅書帖子——我是藤校畢業的，現在做保險，可能有人會罵我‘自甘墮落’，也會有人說這是我的再一次選擇錯誤。”她說，“但我現在真的不在乎了。”

轉行第五個月，她算了一下：月收入已經超過了上一份工資。

“以前的行業，外表光鮮，裡子不一定。”她說，“現在雖然外界評價參差不齊，但我過得更真實、更自在。”

身邊有朋友離開，也有人支援她的選擇。“真正的朋友，從未遠離。”她說,“實際上，我們這個團隊，清華、同濟的畢業生都有。當自己變得足夠自洽、自信的時候，就不會過度在意外界的眼光。”

4月底，小琛再次發來喜報：第一季度，她在一支295人的團隊中業績排名第六。公司承諾的獎勵也兌現了——下個季度，她將前往南非旅行。

小琛回國的2018年，我國海歸學生總人數為51.94萬人，相當於留學生總人數的78.45%。2024年，歸國留學生人數更是增長到129萬人，比那時翻了一番還多。他們中，有人春風得意；也有人悵然失意。失意者中，不乏有人吐槽社會對留學生存在的顧慮，諸如學歷的含金量、職場的忠誠度、管理上的服從性、職業的流動性，等等。

在小琛看來，這就像電影《哪吒》中的那句話：“你很難改變別人的偏見”，但可以左右自己的生活。

再回顧“脫下長衫”的過程，她直言：“跨出那一步，就會發現一切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糟。”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相關參考資料：

https://lx.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96N

點選以下連結，即可檢視美國頂級高校中國學生錄取資訊：

活動預告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