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富有交叉和混雜的時間感，恰恰是這一點給予創作者以豐富的空間，在18日舉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與城市論壇中，作家陳丹燕談及，“這個城市（上海）的時間線非常奇怪，它走向前方的時候，是在後退；回顧歷史的時候，其實是在展望將來。它是個映象的城市。”而這是有利於創作的，她說，“因為當你看到歷史是單一的、無窮無盡往既定的方向走的時候，是不能創作的。” 

對此，2023年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得主、《梅的白天和黑夜》（2023）導演羅冬回應道：生活在上海，人們表面上看到的是東方明珠還有陸家嘴的高樓，可是隻要走到小巷子裡坐上十分鐘，跟隨著路人走進餐廳、公園和常去的角落，就能發現故事在慢慢地展開，“尋常人的生活從早到晚都是圍繞城市的，《梅》中的宜家就是因為位於地鐵交匯處，變成了聚會的地方。”羅冬說。

多倫多電影節執行官卡梅隆·貝利被《梅》打動，因為他也有類似的體會：城市中人們見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人們總需要了解他人，或者常常會在喧鬧的人群中感覺孤獨，“中國導演王家衛就以展現城市中的孤獨感著稱，這是一種有力的情感。”

與會嘉賓還談到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影像歷史與記憶。令陳丹燕印象最深的影片是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的《太陽帝國》（1987）。電影改編自在上海出生的英國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巴拉德出生於上海番禺路（恰好在活動現場上海影城附近），他在上海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佔上海的歷程，因此寫下這部作品。寫《外灘：影像與傳奇》時，陳丹燕曾採訪過斯皮爾伯格的中國副導演江海洋，“他們拍攝日本入侵中國、出雲號進入上海整個過程，江海洋在場用大喇叭叫群眾演員，讓他們從外白渡橋逃難進入外灘。”《太陽帝國》強烈地影響了陳丹燕，它提供了準確的地理位置，“出雲號從揚子江碼頭進入上海，難民潮透過外白渡橋朝延安東路跑，拍攝的角度是從和平飯店的頂樓開始。”由此，她不僅可以想象得出1937年的上海，也看到了1987年的上海。寫作的夜晚，那些歷史場景紛紛恢復，不同的時空又“混淆在一起”。 

與陳丹燕不同，羅冬最初的印象就是電影拍攝現場。十四歲某天放學路上，他碰見了導演關錦鵬正在拍攝《阮玲玉》（1991）。十多年後，他與關錦鵬合作拍攝了以上海作為背景的電影《長恨歌》（2005）。他注意到不同電影都有將上海作為未來世界的想象，比如《碟中諜3》（2006）和《她》（2013）都在上海取景。他的電影《梅》亦展現了上海的未來性與過去性是如何交織的，“影片中有無人駕駛、自動轉彎的地鐵，好像是《她》裡想象的未來世界，但是影片主角又是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的人，他們屬於平行的另一個時空。”

上海以外，還有其他城市。藝術家楊福東的《雍雀》亦體現了城市空間與影像的互動關係。3月至7月，《雍雀》每晚在中國香港地區M+博物館外立面大螢幕上播放。這塊螢幕長約110m，高約70m，螢幕上的影片成為了城市景觀的一部分。楊福東說，存在於公共建築設施之上的影片，不再是標準的有聲電影，而是成為了公共電影，它的公共性就在於，”城市的海水聲、馬路的嘈雜聲都成為了電影的背景聲，但是電影不強求觀眾去看。比如在雨天晚上七點播放，有人靜靜地坐擺渡，正好看到了它，也許當時心情不佳，但所有的情緒都代入了此時此刻的敘事。匆忙的生活中，總有一部影片在靜靜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