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他們迫害我！他們讓我跟農民和工人一起勞動！”》，我簡單講解過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兩步走”戰略：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但是，等工業初步發展之後，要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
偉大領袖設計的“城市回饋農村”戰略主要分為兩步走，第一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升農村建設的軟體實力；第二是“四三計劃”，大量建設如化肥工廠、拖拉機生產線等工業基礎，讓農業工業化、農村機械化。
這可以看作是老一個版本的“先富帶動後富”，區別在於老版本並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有切實可行的明確計劃與時間表的，真真正正實踐了幾年，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上一篇文章主要是從宏觀政治、經濟政策，以及鮮明的階級特徵去分析，今天這篇文章主要從個體視角入手，宏觀的困境存在，個體的困境同樣也是重要問題。
在一系列“傷痕文學”中，總是強調去的地方多麼艱苦、多麼貧瘠、多麼難以接受……但這些描述中有意無意忽略了一點——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有人住的，他們也都是新中國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
“傷痕文學”說“知識青年”們受到了迫害——因為他們被“發配”到了農村，跟農民一起勞動。憑什麼啊？農民就活該幹一輩子農活嗎？
但是，話雖如此，讓我捫心自問審視一下自己的內心，我願意放棄現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遠鄉村支援當地建設嗎？願意放棄坐辦公室的腦力勞動，去參與重體力農業生產嗎？
我很誠實地回答：就以現在的環境來說，如果時間要是一兩年，我會果斷同意，當成人生中一個重要成長經歷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糾結糾結，捋一捋我現在的生活和未來的規劃了，就有點不樂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話，我想到我要在貧困地區待倒快四十歲，那我們定不願意。
我很坦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我沒有那麼高尚，在當前的環境下，我還沒有做好把一生奉獻給“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動態清零”期間，居家封控個幾天都心浮氣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認為我能高尚到為貧困地區建設奉獻個十年八年上。
當然，我有一點好，就是不“又當又立”，也不為自己的自私狡辯，我不會如那些“傷痕文學”哀嚎“我這手本來是應該彈鋼琴的，但是現在卻用來擠牛奶”，不會認為我在城市坐辦公室的生活是理所應當，不會去戳階級兄弟的脊樑骨認為“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圖的詭辯。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一點是：要考量我現在受得“苦”，究竟是為受苦而受苦，還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為了抹平三大差別而受苦。
“三大差別”是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是共產主義的重要理想之一。
假如真有偉大領袖指出了道路，並帶領我們去參與這個偉大程序，別說去貧困地區待個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岡山我也願意。
簡而言之，要是“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時候當地有所改變，一旦你離開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願意；如果有一個明晰道路的宏大歷史程序，那不會有一點猶豫的。
然而能帶領人民的偉大領袖可能幾百年才出一個，難道沒有偉大領袖的指引我們就“躺平”嗎？沒有明確的道路我們就放棄尋找了嗎？還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就要假裝無視問題嗎？當然不是，我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這個時代自洽。本文就想展開探討這個問題。
很多朋友被現實的物質生產異化勞動、消費主義生活摧殘太多，忽略了人性對於“意義”“價值”的永恆追求，如果真能去參與一個影響歷史的大程序中，其獲得的滿足感、自我認同感、價值歸屬感，是遠超於掙多少錢的。
比如我看過最多的一個可笑的說法：讓你當資本家，你不願意嗎？你罵資本家還不是因為你眼紅，你掙不到那麼多錢。
這話實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當資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資本家掛在路燈上同樣也很“爽”啊，為創造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資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簡直“爽”到極點了，用多少錢也買不來。
我用這個“爽”字有點俗了，是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實正確嚴謹一點的說法叫做“意義和價值的歸屬感”。
事實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資料所展示的真相，在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過程中有大量的知識青年留在了農村，為農村建設發光發熱，尤其是投身基層教育事業，改變了一代農村孩子的人生。這就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意義和價值的歸屬感”。隨便截兩條我上篇文章下的評論，大家可以從微觀視角更多瞭解：
但是，在“傷痕文學”的嚶嚶作態之下，這些真正偉大的知識青年們的聲音、事蹟都被掩蓋了，彷彿“上山下鄉”就是為了跟生活條件好的年輕人過去不似的。讓這種小布爾喬亞的無病呻吟掩蓋了真正默默奉獻的千萬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雞摸狗騙老鄉家女兒感情似的，這是對好人最大的不公平。
這是那個時候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相關作品，可以看出來跟“傷痕文學”完全是兩種畫風，所以說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裡至關重要。
我相信，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年輕人，絕對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為誰吃苦”“為何受累”“吃的苦有沒有價值和意義”。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人民？還是為了老闆明年再換輛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牘和官僚主義中無線內耗？
當年共青團釋出過一條微博，主要思想是年輕人為國奉獻，並未“躺平”。
這個糊塗裝的很高明，直接提升到了為國為民的層次，然而很遺憾的是，評論區又喜聞樂見地翻車了，可見年輕人雖然身體上被動“躺平”，但是思想上還是拒絕官微一切和稀泥的裝糊塗行為。
說白了還是人民對於官方賬號、權威媒體的定位不同，官媒不為民做主，不去關注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源於本質，反而在這裡和稀泥，就算躺平也得生氣。
什麼不是裝糊塗？就是必須要正視當今社會貧富分化與階級固化的問題。年輕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後上升通道狹窄，社會資源和資源的分配依舊把持在少數人手裡，努力、奮鬥都是被嘲弄的結果，那還不如“躺平”呢。
不正視這問題，反而用“道德大義”去綁架年輕人，這就是“裝糊塗”行為。
我在《用馬克思主義戰勝抑鬱症》一文中詳細講解過：為啥“勞動”是痛苦的呢？因為是“異化”的勞動，勞動本質的價值、意義和成就感被剝奪了，年輕人們體會不到大到改變世界、小到自我提升的正反饋——又被老闆壓榨，又看老闆換法拉利，從來都體會不到“勞動是人類的本質”這種原理的內涵。所以有上述錯誤的固化印象也是情有可原。
後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意義的缺失”，理性不能構築起“意義”，所以現代性危機最根本的核心是“理性危機”。
人是需要“意義”的生物。從哲學上講——尤其是存在主義這些“入世”的哲學——是否有意義、意義是否是製造的，並不是太大根本性的問題，問題在於人如何尋找自己相信的“意義”，或者說“意義”如何去規定人。
從哲學層面來講的“意義”過於抽象，我們現實社會還是被非常實體化的“意義”的所構建。符合人類約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義”比如：學習知識、鍛鍊身體、職場發展；還有為他人、為集體的“意義”：家庭、社會、民族、國家等等。
意義缺失是一個宏大的話題，從後現代的維度來看：前現代人們靠神話、宗教來維繫“意義”，現代靠理性主義去維繫“意義”，而後現代則是意義缺失的時代，後現代社會的原子化趨勢打碎了這些“意義”，意義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卻意味著很難找到意義。
從資本主義的維度來看，人類最完美的意義、最佳的價值實踐——勞動，被異化了。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以剩餘價值的形式被資本剝削，另一方面，勞動所產生的的成就感、滿足感、自我認同感，也被一起剝奪了。
前現代的宗教倒是可以構築起意義，於是後現代中產生了很多“類宗教”的社會現象——比如瘋狂追星的粉圈，比如沉迷於消費主義無法自拔——即商品拜物教。
資本時代，萬事萬物皆被“異化”為了商品，我們每個人都是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種，再具體細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質假冒偽劣商品——他們沒有唱功、沒有演技、沒有藝德藝品，只能靠資本維繫下的“邪教式洗腦”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業時代，消費是生產的實現部分，是依附於生產，生產賦予了商品怎樣的品質、功能、效果，那麼消費就是這些的實現。但是，在後工業時代，消費不再是生產的依附、不再以生產實現為目的，而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意義——即消費本身的意義。這一種意義成為了消費的目的，用鮑德里亞的話講是：“消費主義時代的消費不再是針對實體的消費，而是針對於意義系統的消費”。
這個問題過於宏大，這是一個不一定有答案但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探索的問題。至少有一條道路是先輩們探索過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在實踐革命、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過程中，“意義”找到了最合適的歸屬——消滅“剝削”，打破“異化”，讓“人”真正稱之為“人”。
居伊·德波，偉大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五月風暴時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我們這個世界是“有消費主義構築的景觀社會”。要知道那個時候沒有網際網路沒有社交網路，就連電視還沒有普遍走進每個家庭之中，景觀所存在媒介的僅僅是大城市、購物中心、廣告牌、廣播報紙等。
假如知道現在社交網路什麼樣，德波自己恐怕也會嚇到。最後德波隱居山林，表示要拒絕受到當代資本主義烏煙瘴氣的社會對他的汙染，並仿照“共產國際”成立了“景觀國際”，要對這個消費主義世界構造的符號與景觀宣戰。
但在1994年，德波承認了景觀國際的失敗，認為景觀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全球媒介的年代更加無孔不入、更加難以摧毀。在留下自己最後一部藝術作品《居伊·德波，他的藝術與時間》之後，於同年11月在他法國鄉村的隱居地自殺。
大衛·哈維，當今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一，左翼學界執牛耳者，有一次他來中國演講，有位記者就提問，說您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為什麼來中國坐的是頭等艙，用的是蘋果筆記型電腦，您是不是也成為了您筆下的“消費主義的奴隸”呢？
大衛·哈維就說，我確實坐的是頭等艙，那是因為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我的身體已經很難支撐長途飛行了；而蘋果電腦，你說得對，確實是消費主義價值觀塑造的產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這個ipad能讓我很快獲得即時訊息，對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處的。你說讓我坐經濟艙、不用蘋果產品，對我來說並不現實，我們都不能超脫於這個時代。
還有另一位左翼大佬齊澤克，這位仁兄做的更絕，每次演講拿十幾萬美金出場費，娶了個比自己小十幾多歲的嫩模。他說，現在就是資本主義時代，既然資本主義能把工人的工資透過剩餘價值的剝削壓到最低，那麼憑什麼我不能透過我演講的稀缺性把價格提到最高呢，不掙資本家的錢掙誰的錢啊。所以說我們都是時代中的一份子，每個人都不能超脫於這個時代，這就是屬於人類和社會的侷限性。
譚嗣同在獄中曾經賦詩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前兩句是說給梁啟超他們聽的：你們慫一下吧，跑出去不丟人；第三句說他自己，我的決絕是我自己的選擇；最後一句點題，無論是我的“去”，還是你們的“留”，都是如崑崙山光明磊落，都是為了更好的理想和願景，只不過選擇的路徑不同。
大衛·哈維選擇與生活和解，八十歲高齡依然奔走在世界宣講馬克思主義、為弱勢群體發聲；居伊·德波拒絕與世界妥協，在發現此生難以預見理想的實現後選擇自殺——他們都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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