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人物】
文丨橡溪
播音丨莎莎 後期丨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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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是美國的羅莎·帕克斯節，紀念羅莎1955年在蒙哥馬利的公車上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促發了美國的平權運動。她被稱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時代》週刊稱她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她說：“上帝是我力量的來源……只有祂能幫我完成下一步。”
2005年10月24日，92歲的羅莎·帕克斯去世，靈柩被葬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她是美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約有五萬人出席了她的國葬儀式，前國務卿賴斯在葬禮上致辭表示感謝，如果不是帕克斯，她根本沒有機會獲得國務卿一職。
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時，羅莎·帕克斯說：“我把上帝視為我力量的來源。很久以前，我下定決心要做一個自由的人，不屈服於恐懼。我總覺得，如果可以的話，我有權保護自己。多年來我瞭解到，當一個人下定決心，恐懼就會減少，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消除恐懼。……是上帝給我力量去忍受我必須面對的一切，上帝消除了我所有的恐懼。”
2020年“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席捲美國多城之際，有美國讀者在網站上羅莎的自傳《安靜的力量》（Quiet Strength: The Faith, the Hope, and the Heart of a Woman Who Changed a Nation）下面留言：“我想知道帕克斯夫人對今天的問題有什麼要說的。她最大的夢想就是能看到每個人和平有愛地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沉溺於過去的恐懼之中。今天的世界每向前兩步，就後退四步。”
另一位年輕讀者感慨：“羅莎力量的源泉是她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但現在很多時候，作為學校裡的學生，我們已經聽不到我們英雄的信仰故事了。”
1913年2月4日，羅莎·帕克斯出生於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對當時的許多黑人來說，教會是一個受歡迎的避難所。她回憶說：“在我的童年時代，每天崇拜都很重要。每天晚飯前以及禮拜天做禮拜前，外婆會給我讀《聖經》，外公則會禱告。我在《聖經》裡得到了安慰與平安。《聖經》的教導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幫助我處理日常問題。”羅莎母親的叔叔則在教會里講道。
當時美國南方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羅莎一家也過著貧困的生活。父親不願照顧家庭，母親不得不把羅莎帶到外公家生活。從那以後，她和母親開始去錫安山非裔衛理公會（AME Church）聚會。這個習慣她保持了一輩子。
外公愛德華出生在奴隸制時期，他把家族的歷史講給羅莎。1919年，當她6歲時，三K黨重新活躍起來。那些人“騎著馬穿過黑人社群，焚燒教堂，毆打人，甚至殺人。……我意識到我們實際上並不是自由的。”外公教她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懷有敵意的白人的傷害，還讓孩子們穿上衣服睡覺，“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逃跑，外公的雙管獵槍也從未遠離他的手。”羅莎清楚地記得外公說過：“如果他們闖進來，我不知道我還能撐多久，但我要抓住第一個進門的人。”幸運的是，沒有人襲擊過這家人。
種族主義一直存在於羅莎的生活中。她記得自己在上學路上忍受白人孩子的侮辱，他們朝她扔石頭，叫她“黑鬼”。但信仰支撐著她，早年她會背誦特定的經文，幫助自己擁有平和與勇氣面對辱罵她的人。《詩篇》27篇是她最喜歡的經節之一，裡面寫道：“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11歲時，羅莎進入蒙哥馬利女子工業學校，這所學校也被稱為懷特小姐學校（Miss White’s School）。學校的老師都是白人，300名學生都是黑人。學生們學習烹飪、縫紉、家務以及如何在家照顧病人。除此之外，他們每天還要讀經和禱告。羅莎說自己在學校最大的收穫就是：“我是一個有尊嚴和自尊的人，我不應該因為我是黑人而把眼光放低。我們被教導要有剛強壯膽，要相信我們可以做自己能夠做的事。”
外婆去世後，16歲的羅莎進入一家紡織廠工作。後來她的母親生病了，她不得不回家照顧母親，但她毫無怨言。
1931年，羅莎遇到了她未來的丈夫雷蒙德·帕克斯（Raymond Parks），一個28歲的理髮師兼教會司事。他也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蒙哥馬利分會的特許會員。在雷蒙德的幫助下，羅莎開始關注黑人平等問題。婚後，雷蒙德鼓勵妻子回學校拿到高中文憑。20歲時，羅莎順利畢業，成為蒙哥馬利市為數不多的獲得高中文憑的黑人。
但在當時的風氣下，高中文憑也無法打動南方的白人僱主，她只能繼續靠縫紉和在醫院工作維生。後來，她在麥克斯韋陸軍空軍基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往返基地都要經歷羞辱。在基地的電車上，羅莎可以坐在任何她想坐的地方，因為羅斯福總統禁止在軍事基地實行種族隔離，理由是如果黑人能夠穿上軍裝為國家冒生命危險，那麼他們當然和做同樣事情的白人是平等的。但當踏上一輛城市的公車時，規則就不一樣了：她必須坐在車廂後面，前排是留給白人乘客的位置。
1940年代，美國的公車司機攜帶槍支，可以隨意調整車上的座位。很少有人知道，其實羅莎在1955年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的歷史性場面發生的十二年前，她就曾在公車上與司機因種族隔離問題發生過爭執。
當時黑人乘客被要求：先在前門付車費，然後下車，再走到後門上車。羅莎上了前門，付費後穿過車廂走到後面。司機布萊克（James F.Blake）要求她必須下車。羅莎說：“我已經上了車，現在人們都擠在後面，我覺得沒必要再上下車，我怎麼擠得上去呢？”司機警告她：“如果你不能從後門上，就必須下車。”羅莎站在原地，看到司機一副想要動手打人的架勢，平靜地說：“你最好別打我，否則你會遇到麻煩。”最終司機沒有動手，羅莎下了車，冒雨走回家。她決定不再乘坐這個司機駕駛的公車。
由於丈夫的影響，羅莎越來越積極。1955年12月1日一個寒冷的晚上，羅莎傍晚5點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出了蒙哥馬利百貨商店。她走到一個街區外的公車站，因為等車的人很多，她先到商店裡買了些聖誕用品。回到車站登車的時候，因為想著當晚要開爭取黑人權益的會議，她沒有留意司機的樣子。等到上了車，當司機轉過身來盯著羅莎時，她震驚而沮喪地發現，原來司機正是布萊克——十二年前讓她下車的那位。
羅莎在車廂中間找了個空座，在“有色人種”的牌子後面坐了下來。另外三個黑人和她坐在了同一排。在羅莎前面有幾個“僅限白人”的座位。車子到了第三站帝國劇院的時候，最後幾個白人專座也坐滿了，剩下一個白人男子站在車廂裡。根據當時的法律，黑人不能和白人坐在同一排，這意味著包括羅莎在內那一排的四個黑人必須起身離開座位。
司機布萊克轉過身來盯著羅莎，命令他們四個人把座位讓給白人坐。大家安靜下來，但沒有人站起來。布萊克很生氣，再次警告說：“你們最好小心點，把座位讓出來！”於是坐在羅莎過道對面同一排的兩個女人和坐在她旁邊的男人站起來，走到了後面。但是羅莎不想動，相反，她只是挪到靠窗的座位上。當司機發現有一個人無視他的要求，便離開駕駛座位，沿著過道朝羅莎走去。
羅莎在一本寫給年輕人的傳記《羅莎·帕克斯：我的一生》（Rosa Parks：A Life）中回憶道：“我回想起我曾經整夜不睡，而我的祖父總是把他的槍放在壁爐旁，或者如果他要他的馬車去任何地方，他總是把他的槍放在馬車後面。人們總是說我沒有放棄我的座位，因為我累了，但那不是真的。我的身體並不累，或者說並不比我通常在一個工作日結束時更累。不，我唯一感覺累的是，我厭倦了屈服。”
司機布萊克走到羅莎身邊問：“你要站起來嗎？”羅莎直視著他的眼睛，莊重地回答：“不。”布萊克氣沖沖地說：“好吧，我得把你抓起來！”羅莎回答：“你可以這麼做。”在等待警察到來期間，許多緊張的乘客下了車，他們不願被捲進去。兩名蒙哥馬利的警察趕到現場，司機講完事情的經過後，警察上了車。其中一名警察戴（F.B.Day）問她：“為什麼你拒絕站起來？”
羅莎靜靜盯著他，說：“你們為什麼要欺負我們？”戴回答：“我不知道，但法律就是法律。你被逮捕了。”隨後，羅莎填寫完所需的表格後就被帶到警車上。她被送去市監獄，關在二樓的牢房裡。過了一段時間，羅莎被允許給家裡打電話。丈夫雷蒙德大驚失色，告訴她幾分鐘後他就趕去監獄。
與此同時，羅莎被捕的訊息在黑人社群迅速傳開。在朋友們的幫助下，羅莎當天晚上得到了保釋。丈夫開著借來的車接她回家，當晚，羅莎決定再也不坐實行種族隔離的公車了。
四天後，羅莎收到了開庭日期。突然間，所有人第一次意識到一件事，在種族隔離法的判例中，羅莎本人可能是一個完美的原告：她不單是最好的黑人市民，也是蒙哥馬利最好的市民之一，她經常去教會做禮拜，端莊得體；除了她出生在黑人家庭之外，誰也不能說她做了什麼事而該受到如此惡劣的待遇。與此同時，黑人領袖們意識到這是發起更大規模抵制運動的時候了。
在羅莎的允許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教授、婦女政治委員會主席喬·安·羅賓遜（JoAnn Robinson）秘密地使用學校的油印機印製了35,000張傳單，呼籲抵制蒙哥馬利公車系統。當禮拜一到來的時候，大量的蒙哥馬利黑人市民都選擇拒絕公車。他們打車、步行、拼車。有些人甚至騎騾子和馬車。公車整天幾乎空著，抵制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天，羅莎穿著一件整潔的黑色連衣裙來到法院，她被前來支援她的一大群人簇擁著。
公車司機布萊克作證說，羅莎拒絕離開座位。羅莎的兩位律師為她做無罪抗辯，但他們對打贏這場官司不感興趣，“他們不打算在指控中為我辯護。把我的案子作為一個判例，是為了讓我被判有罪，然後向更高一級法院上訴。只有高等法院才能真正改變種族隔離法。”不出所料，羅莎被判有罪，最終被判罰款10美元，外加4美元的訴訟費。
進行了一天的抵制公車之後，當晚，牧者們在霍爾特街浸信會（Holt Street Baptist Church）舉行了一次會議。羅莎應邀出席，大家起立為她鼓掌。當主持人問她是否要對大家發言，她回答：“你們說的已經足夠了。”與會者同意成立蒙哥馬利進步協會（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協會選出了25歲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擔任首任主席。
支援羅莎勇敢行為的人越來越多，教堂裡逐漸擠滿了聽到訊息趕來的黑人市民。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應該繼續抵制嗎？如果會，要持續多久？六個月前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馬丁·路德·金站了起來，做了一個即興演講：“人們厭倦了被隔離和羞辱，厭倦了被殘酷壓迫的腳踢來踢去。今晚我們來到這裡，是要被從那種使我們屈服的壓迫中拯救出來。如果你們勇敢地、帶著尊嚴和基督的愛來抗議，當未來幾代人書寫歷史的時候，歷史學家會停下來說，曾經有一個偉大的族群——一群黑人，他們為文明的血脈注入了新的意義和尊嚴。”
艾伯納西牧師（Ralph Abernathy）要求大會就是否繼續抵制進行投票。此時，教堂內外發出了拒絕讓步的強烈呼聲。抵制將繼續下去，直到公共交通做出必要的改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蒙哥馬利公車抵制運動。馬丁·路德·金在《邁向自由》一書中寫道：“除非他們看到忍耐力終於耗盡，才會明白帕克斯的行為，聽到人民叫喊著‘我受不了啦’。”
當時有34輛私人汽車和教會擁有的車輛在蒙哥馬利各處穿梭，每天送大約3萬名黑人去工作。有趣的是，許多白人婦女開始開車接送她們的黑人女傭，因為沒有她們，生活就大受影響。儘管受到匿名的威脅和市長的呼籲，白人女性還是繼續這樣做。
羅莎不斷被邀請到處公開講述自己被捕的經歷。她甚至被邀請到紐約和舊金山演講。
1956年1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城市公車上實行種族隔離是違反憲法的。蒙哥馬利市的黑人得知此事後欣喜若狂，到了12月20日，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地乘坐公車了。這是一次英勇堅持了381天的努力，並開啟了一場將要改變美國的運動。
由於抵制運動影響巨大，白人針對羅莎的死亡威脅變得更加頻繁和恐怖。羅莎和丈夫雷蒙德不得不在1957年搬到了底特律，羅莎的哥哥住在那裡。無論在哪個城市居住，她都過著豐富而積極的教會生活，她還在教會擔任執事。
為維持生計，她在底特律又開始做起了裁縫。當時馬丁·路德·金已經成立了著名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友誼。每當南方城市發生遊行時，羅莎都會露面支援。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投票權法案》，這是和平抗議的另一個成果。
1965年，51歲的羅莎幫助非裔律師約翰·科尼爾斯（John Conyers）成功競選國會議員，並在科尼爾斯位於底特律的辦公室擔任接待員和秘書，直到1988年退休。1970年代是羅莎人生最艱難痛苦的時期。她的哥哥、丈夫和母親相繼患癌，有時她一天要跑三家醫院。雖然她聲名遠揚，卻並不富裕。她把大多數講演報酬都捐給了民權運動，只靠工資和丈夫的津貼生活。疾病帶來的經濟壓力，使她不得不接受教會和支持者的資助。
1977年，她深愛的丈夫離世。為了紀念丈夫，幫助年輕人，羅莎於1987年成立了羅莎與雷蒙德·帕克斯自我發展研究所，激勵年輕人“追求教育，為自己創造光明的未來”，併為學生們設立獎學金。羅莎在與年輕人的對話中說道：“有一件事我希望永遠不會改變：年輕人應當繼續尋求他們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告訴年輕人我們為爭取權利而鬥爭的情況。必須提醒他們，為了擁有現在的一切，許多人已經死去。”
“我的一生幾乎都在反抗因膚色而受到的虐待。”1995年，羅莎在回憶錄《安靜的力量》中寫道，“我們的嚮導是愛，而不是恐懼。”羅莎在書中講述了信仰在她漫長一生和為爭取黑人權利鬥爭中的重要性。書名取自聖經《以賽亞書》三十章15節：“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這樣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羅莎一生支援兒童和青年的教育，堅持以非暴力的方式維護正義。她說自己透過讀經和順服耶穌而獲得了平靜、安慰和力量。在日趨撕裂與激進的社會環境裡，這種“安靜的力量”越來越寶貴。在回憶當年自己在公車上拒絕讓座而面臨逮捕時，她想到自己可能會像很多同胞一樣被殘忍地毆打，但羅莎接著寫道：“我知道上帝與我同在，只有祂能幫我完成下一步。”
（本文參考了《Rosa Parks：A Life》《Seven Women: And the Secret of Their Greatness》《Quiet Strength》及Journey With Jesus、Goodreads、維基百科等資源，一併致謝）
片尾曲：《主，你是我的盼望》生命河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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