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基辛格《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集團授權釋出

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特區宣誓就職，他時隔8年後重返權力巔峰，特朗普2.0時代正式開啟，為世界局勢留下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特朗普在就職演講中，宣佈將簽署一系列行政令，他的威脅言論步步升級。宣佈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並派遣軍隊抵禦所謂非法移民；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將擴張美國領土；建立對外稅務局，對外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宣佈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以及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特朗普的這些言論彰顯了他試圖復刻19世紀末的美國的野心。

19世紀，美國抬高關稅進行，貿易保護，拓展美國新邊界進行領土擴張，建立起嚴格的移民制度等，這使得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迅速崛起。經過一戰和二戰，美國成為全球的頭號強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才形成“世界大家庭”的格局。直到特朗普2016年上任，他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為競選承諾，美國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出現了重大調整，再次開啟了對本國的保護主義與對外的擴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無疑將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更為劇烈的影響。

特朗普2.0時代啟幕，世界是否會更加分裂？美國在世界秩序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已經給出了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一種世界大家庭的意識似乎即將形成。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地區因戰爭而疲敞。不發達地區開始非殖民化程序，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所有國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對抗。美國不但沒有受到戰火的破壞，反而透過這場戰爭加強了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國家自信，開始推行它認為適用於整個世界的理想和實踐。 

美國開始接過世界領袖的火炬，併為世界秩序增添了一個新維度。這是一個明確建立在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思想之上的國家，它把自己的崛起視為自由和民主的擴充套件，認為自由和民主這股力量能夠帶來迄今為止遙不可及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關於秩序，傳統上歐洲認為各國及各國人民之間本來就相互競爭，為了限制它們各自的抱負引發衝突可能帶來的影響，歐洲依靠均勢和一批開明的政治家。美國的主流看法認為人類天生理性，傾向於互諒互讓，講究情理和公平交易。傳播民主因此成為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自由市場將激勵個人，富足社會，經濟相互依賴將取代傳統的國際對抗。

幾代人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在許多方面已經結出果實：當今眾多獨立的主權國家管理著世界大部分領土；民主和參與式治理的擴充套件即便不是普遍的現實，也已經成為共同的志向；全球通訊和金融網路即時運轉，歷代人難以想象的大規模的人際互動成為可能；人類共同努力應對環境問題，至少有做出努力的動力；國際科技、醫療和慈善團體集中精力應對重大疾病和衛生事件，而這些疾病和衛生事件昔日被認為是不可抗拒的天災。 

美國對這一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不管受益者請求與否，美國的軍事實力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牌。在基本上由美國單方面提供的軍事保護傘下，大部分發達國家結成了一個聯盟體系，而發展中國家則免於遭受它們有時沒有認識到，更不要說承認的某種威脅。全球性經濟得以發展，美國提供了融資、市場和大量創新。從1948年到世紀之交是人類歷史上一段短暫的時期。在此期間，一種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顯現，它既體現了美國的理想主義，又融合了傳統的均勢概念。 

然而，在地緣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並聲稱全球適用的秩序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這一秩序給出的對策已經全球知曉，但在這些對策的應用上卻沒有共識。對民主、人權和國際法等概念的解釋千差萬別，交戰各方動輒把它們作為戰鬥口號攻擊敵人。這個體系的規則雖然已經公佈，但因缺乏強制實施手段而始終不起作用。在有些地區，對夥伴關係和共同體的承諾已經被測試對方底線的更強硬姿態取代，或至少伴有這種姿態。 

在世界的幾個地區，出現了一種抗衡的動力，要構築堡壘以抵禦西方發達國家誘發危機的政策，包括全球化方方面面的影響。曾經支援美國推行美國版世界秩序的政府，現在開始懷疑美國最終是否有足夠的耐心把這項事業堅持到底。這種觀點認為，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規則”會帶來一些不可預測的不利因素。

當今時代的權力處於前所未有的變動中。每一個10年間，合法性訴求的範圍都會以迄今為止難以想象的方式倍增。當武器能夠毀滅人類文明，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能夠瞬間完成，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侵入性時，現有的維持均勢或價值共同體的算計方式可能已經過時。

隨著以上不平衡的增長，21世紀的世界秩序結構顯然在幾個重要方面存在著重大缺陷。 

首先，國家作為國際生活的基本正式單元，它本身的性質面臨重重壓力，遭到蓄意攻擊和拆解，在有些地區因忽視而受到侵蝕，常被應接不暇的事件淹沒。冷戰結束以來，我們在世界的幾個地區目睹了“失敗國家”、“無主空間”等現象。有些國家連這個稱呼都配不上，無法控制武力的使用，也不能行使有效的中央權威。形形色色的準主權單元行為方式模糊不清，而且常常信奉暴力，很多情況下源自對各自迥異的文化做出極端的詮釋。如果大國把操縱這些單元作為外交政策的話，無政府狀態在所難免。 

其次，這個世界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不同步。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全球經濟動力旨在消除不利於貨物和資本流動的障礙，而國際政治體系依然主要基於各種迥異的世界秩序觀，旨在調和不同的國家利益觀。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不顧及國家邊界，國際政策努力調和各國相互衝突的目標，但依然強調邊界的重要性。 

這些動力作用下，世界經濟連續幾十年持續增長，其間不時地被似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打斷，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1997年的亞洲、1998年的俄羅斯、2001年及2007年的美國和2010年的歐洲發生的金融危機。贏家沒有什麼怨言。而輸家尋求的解救辦法否定或至少阻礙了全球體系發揮作用。 

儘管危機發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過度投機和忽視風險。人們發明出來的金融工具掩蓋了相關交易的本質。放貸者難以評估自己做出的承諾，而借款者難以瞭解債務的含義。 

因此，國際秩序面臨一個悖論：繁榮取決於全球化的成功，而這個過程經常產生不利於實現夙願的政治反應。全球化的經濟管理者幾乎沒有機會參與全球化的政治程序。而政治程序的管理者不願意冒失去國內支援的風險對經濟或金融問題未雨綢繆，因為這些問題非常複雜，只有專家才懂。 

在這種情況下，挑戰變成了一個治理問題。各國政府面臨讓全球化程序向有利於本國利益或重商主義方向傾斜的壓力。在西方，全球化問題與奉行民主的外交政策問題密不可分。尋求國際政治秩序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和諧挑戰了原有的觀點：之所以追求世界秩序，是因為它需要擴大國家框架；之所以需要對全球化加以規範，是因為可持續發展需要調整傳統的模式。 

再次，是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使大國能在重大問題上磋商，也許還能合作。由於今天的多邊論壇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以上批評也許顯得有點奇怪。除了最具權威，但經常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陷入僵局的聯合國安理會外，現在還有北約和歐盟定期舉辦的大西洋領導人峰會。亞太地區領導人有亞太經合組織和東亞峰會，發達國家有七國集團或八國集團，主要經濟體有二十國集團。美國是所有這些論壇的關鍵參與者。 

總體來看，美國一直尋求保持穩定和倡導普世價值之間的平衡，但這種平衡並不總是與不干涉主權或尊重他國曆史經驗的原則吻合。在美國經驗的獨特性與對其普世性理想的自信之間、過度自信和內斂自省之間尋求這種平衡必然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但它絕不能退縮。 

重建國際體系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家才能的終極挑戰。失敗的後果不一定是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更有可能的是演變成與特定國內結構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種種勢力範圍。

在其邊緣地，各勢力範圍都可能對它認為不合法的秩序實體試探自己的力量。它們會連成網路，進行即時通訊，不斷地相互碰撞。這一過程造成的緊張狀態最終會升級為謀取整個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和優勢。地區之間的爭鬥有可能比以前國家之間的爭鬥更加慘烈。 

當代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一個在各地區內部確立秩序觀的一致戰略，並將不同地區的秩序相互聯絡起來。這些目標不一定完全相同或能自我調和。一種極端運動若是獲勝，或許會給一個地區帶來秩序，但有可能在其他地區造成衝突，或是引發與其他地區的衝突。一國在軍事上控制一個地區即使看上去似乎帶來了秩序，但有可能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一場危機。 

均勢概念應當重新評估。從理論上講，均勢應該是不難計算的。但事實證明，協調一國與他國的考量並對考量的極限達成共識是極其困難的。外交政策所含的臆測性是指有必要根據判斷調整行動，而判斷做出之時又無法驗證其正確與否。在大動盪時期，尤其如此。舊秩序陷於動盪之中，它會被什麼樣的秩序取代又是一個未知數。因此，一切都取決於對未來的評估。然而，各國內部結構不同，對現有趨勢意義的評估也會不同，更重要的是，處理這些差異的標準也會相互衝突。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 

一種肯定個人尊嚴和參與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規則開展國際合作的世界秩序不失為一條出路，也是激勵我們的動力。但是，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還需要走過一系列的中間階段。在任何一段時間，如果我們能像埃德蒙·伯克所寫的那樣，“默許沒有達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計劃，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通常會更好。而堅持一蹴而就有可能引發危機，甚至導致幻滅。美國的戰略和外交需要容忍前進道路上的複雜曲折，既看到目標的崇高偉大，也認識到人類為實現這些目標做出的努力必然是不完美的。 

在21世紀世界秩序的演變過程中，美國要發揮負責任的作用，就必須準備好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無論以何種方式，哪怕是獨自行動，美國要努力防止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界定了社會生存下去的最低條件。 

即使得不到任何多邊支援，美國也要努力實現什麼？這界定了美國國家戰略的最低目標。 

只有在聯盟的支援下，美國才會實現什麼，防止什麼？這界定了美國作為全球體系一部分的國家戰略追求目標的外沿。 

即便一個多邊集團或聯盟敦促美國，美國也不應該參與什麼？這界定了美國參與世界秩序的限制條件。 

最重要的是，美國努力促進的價值觀的本質是什麼？ 

推行哪些價值觀要部分地取決於具體情況？ 

當然，以上問題原則上也適用於其他社會。 

美國在兩個層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擁抱普世原則，同時需要接受其他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現實。除了分析過去困難重重的數十年積累的教訓，我們還必須繼續肯定美國的獨特性。有些國家放棄自己的承諾或特性，擇易而行，但歷史不會善待它們。作為現代世界人類自由的堅定倡導者和捍衛人文價值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地緣政治力量，美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無論從哲學角度還是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為了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美國必須目標堅定。然而，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價值的同時，還需要有一種全球性、結構性和法理性的文化，這就是超越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視角和理想的秩序觀。

《世界秩序》包含了基辛格濃縮60年外交生涯的理念精髓，指明瞭美國應該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而特朗普一系列美國優先的戰略，無疑破壞了美國參與世界秩序的限制條件，應該警惕特朗普可能帶來的帝國主義。

《論中國》後，基辛格92歲高齡力作！

濃縮60年外交生涯的理念精髓，

4個世紀國際秩序變遷的歷史思考

《世界秩序》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譯者：胡利平

定價：88.00元

ISBN：978-7-5086-5269-6-01

出版時間：2015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