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殷盛琳

編輯 | 王珊瑚

當行業寒冬確鑿來臨

衰退的訊號傳遞到二線城市這所設計院時，在“保溫室”待久了的人遲遲未有警覺。說倒閉、裁員什麼的，小道訊息吧。直到老闆宣佈降薪，同時調整業務結構，大家才意識到寒冬真的來了。

呂靜所在的方案部是核心部門，屬於老闆的“嫡系”團隊，也同樣面臨縮減。一片混亂中，呂靜明白，自己處在職場的尷尬地帶：她懷孕了，即將休產假，已經無所事事了一段時間。

公司里人心惶惶，身邊同事陸續接到調崗通知，如果不接受，就視為“待崗”，只發最低工資，以此變相施壓，“你覺得沒意思了，就自己想出路了。”

2018年，呂靜來到這家主要服務於地產公司的設計院，當時正處在行業最後的擴張期，新樓盤的設計專案應接不暇。當房地產市場迴歸理性時，他們的營收也降到冰點。

呂靜原本負責民宿類的設計，疫情後項目數量越來越少。2022年以來，她的工資降了幾乎一半，年底獎金也取消了。大家本來還抱有期待，覺得徹底放開之後，房地產會重新繁榮起來，地方上總得發展，會有新的規劃需求。沒想到今年行情比去年還要差。

即便是再遲鈍的從業者，也能感受到水溫的變化：規劃專案整體變少，內卷與惡性競爭成為活下去的遊戲規則，降薪、裁員也不再是新訊息。

一些地方政府陷入財務困境，付款週期變得漫長。“地也有點賣不動了”，一線城市設計院的陳漫說。反應到專案合同上，會發現金額越變越小。像她這樣從業十幾年的規劃、建築設計師，也開始感到慌張。

陳漫2008年留學美國，畢業回國後加入一家頭部國企規劃設計院工作，直到今天。她坦誠自己這一代規劃設計師幸運地踩中過“時代紅利”的尾巴。趕在房價大漲之前“上車”，單位也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與機會。工作十多年，她順利晉升至單位中層。

那些年，城市規劃師、建築設計師成為城市化迅速發展最直接的見證者。地方政府出手闊綽，陳漫所在設計院參與的專案，規劃設計費能達到300萬-500萬的量級。“許多城市建成區的面積能擴充套件到一倍以上，或者二倍、三倍。所以有大量建設的規劃，再到建築設計，房地產開發，它是一整個鏈條，需求量非常大，整個行業都非常繁榮。”在她印象中，2014到2018年景最好，有做不完的地方規劃專案。

陳漫這樣的規劃師需要作出“控制性詳細規劃”，地方政府才能以此為依據，將土地出讓給開發商，進行開發建設，並收取土地出讓金。

當時政府行動效率很高，“大家可能著急做一個總體規劃，之後來賣地……用你這個規劃他能夠去掙錢，給錢就比較痛快”。陳漫記得那種迅速積累財富的感受，“大家都說，你畫幾張圖，幾天就能掙個20萬設計費，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現在，地方政府的態度開始變得保守。“以前還可以做一些非法定規劃”，陳漫的一個朋友說，比如國家允許你做的法定規劃中，只允許開發兩個片區，但地方主政者實際上想開發第三個、第四個片區，他就可以做一個戰略規劃，先暢想一番，然後真的建起來。但現在，這樣的暢想規劃是不允許落地的，設計院只能在框定好的“畫板”裡繪製，大家都變得越來越謹慎。

整個行業好像又回到了無序的時代。大部分設計院、事務所需要憑藉更激烈的競標來爭奪殘餘的蛋糕。內卷是近乎明牌的生存法則，陳漫記得，她所在城市的規劃設計行業收費標準，已經20年沒有更新過，現在為拿到專案，報價還需要在此基礎上打7折，甚至65折。“你不低價做，有更多的人願意低價來做。”

即便明確知道有些專案做了也是飲鴆止渴，陳漫也會嘗試。比如有些甲方直接說，這個專案我暫時不能給你錢——意思是，一時半會籤不了合同，先過來免費幹活，完了才能走程式。換做以前，他們根本不會接手，但現在，這種活也需要搶。

消極的氣氛在行業蔓延。有些地方設計院要求員工自行解決工資、社保、公積金，自謀出路。海南一位設計師聲稱自己已經6個月沒有收到工資；在國企工作多年的公共建築設計師裸辭，自己找專案，一個禮拜接觸下來，2、30個專案全部需要墊資，他驚訝地發現市場上能保證工程付款的幾乎沒有；福建的一位設計師沒等到裁員訊息，倒是等來了全員降薪，她的月薪降到4800元，消費降級後，小孩的玩具也要精打細算，只有生日才會買。

這些人清晰認識到：屬於行業的好時光真的一去不返了。

●工人們在位於京杭大運河畔的安置房建設專案上忙碌。多地對房地產信貸政策進行調整，以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抓不住的“時代機會”

事實上，早在2013年甚至更早之前，就有學者預測城市要進入“存量時代”，土地財政難以為繼。時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小魯曾在媒體採訪中談到，當土地收入變成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會帶來很多問題，而且把幾十年土地使用權的收益一次性花掉，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的一則研究中用資料印證這一變化：1996到2011年，連續16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高速發展，從30.48%提升到51.27%。在各級政府的支援下，大中城市開始大規模建設。2011年後，增速放緩，到了最近三年，城鎮化率增長均未超過1個百分點。

但彼時，身處其中的人難以準確感知危機——大量的開發專案、迅速積累的財富，這也是真實的日常。建築行業裡，每個人都像在水晶球裡不停旋轉的舞者，來不及思考盛宴何時結束。

95後方哈哈就是被上一輩建築人對房地產的虛幻信念感推著，進入這個行業的。

她的父親是二線城市一所國企設計院的建築設計師，出生於1960年代末，職業生涯與中國的城市化程序幾乎同頻。方哈哈小時候就住在國企大院，在她的記憶中，父親似乎總是在加班，在畫圖。那個年代裡，時間真的代表金錢。“他之前跟我說，2000年之前，他們電腦也不常用，用手繪畫圖，一張手繪圖可以賣很貴的價格，反正好幾千塊是有的。”

父親很少出現在她的生活裡，對她最明確的一條指導就是，要讀建築系。

2014年，方哈哈18歲，獨自前往澳洲讀書。她並不擅長，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這個專業。在國外熬了5年，拿到畢業證後，方哈哈憑藉父親的關係，進入了杭州一家國企設計院。但真正走入職場，她才意識到，父親對這個職業的設想都是基於過去的經驗，她要面對的現實比想象中殘酷得多。

她工作那一年是2020年，新冠疫情到來，就業市場普遍低迷。建築設計師已經失去中產光環，高薪職位稀少，大部分畢業生起薪極低。她每天早上9點開始工作，大部分時候要到晚上9、10點才下班，如果要趕標，還要通宵。

作為所裡的新人，每個人手上同時有好幾個標在推進，負責一些基礎的施工圖繪製。每個月的工資，接近一半用來付租金，幾乎也存不下什麼錢，每天加完班回到小小的出租屋，她覺得自己已經用光了所有力氣。

這份工作也很難有創造性可言。“上面的領導讓你畫什麼就畫什麼，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在工作裡，有自己的想法是“可怕的”，她說，那會拖累團隊的工作效率。和父親那個年代不同，設計院已經有成熟流程，細分了許多工種，有人畫多個專案的樓梯，有人畫無數份地庫，精細化設計令設計師成為流水線上的環節工人。

行情變差，國企設計院也需要和其他事務所一樣參與專案競標。剛入行的年輕人一般兼任好幾個專案的螺絲釘。方哈哈記得，最開始，大家熬夜趕標的時候還有奶茶、夜宵的福利，後來院裡效益下滑，乾脆取消了，加班打車都要自費。有一個年輕同事加班加到崩潰，辦了停薪留職。

2022年初夏，她的情緒累積到一起，實在撐不下去，決定裸辭。

方哈哈辭職的時候，舒齊在北方一家頭部設計院工作到第4年，面臨的轉行成本更大。2018年，他從一所985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研究生畢業時，房地產行業正紅火，設計院招了很多人。

比起更高薪水的房地產，舒齊選擇了相對更純粹的設計院。但行業的衰落速度超出了他的預期。經歷過一次降薪後，每個月只有7、8千的收入。他是1990年生人，到了而立之年，恍然發現職業的前景一片茫然：即使他再認真工作10年，也沒可能買得起這座一線城市的房子。

舒齊說，行業裡許多人是拿命在熬著。專案“趕標”階段，幾乎連軸轉，熬到後半夜是常事。他焦慮最嚴重的一段時間，曾檢查出心律不齊，整個人消瘦無神。壞訊息頻頻傳來。2022年2月，一位年輕建築猝死在上海出租屋，紅星新聞報道，根據2021年4月的工時記錄顯示，他當月共上班276.5小時，其中7日工作時間超14小時。

促使舒齊下定決心轉行的原因，是直屬領導的離職。那位畢業於同濟大學建築系的業界“大牛”，是他的前輩，也是他的人生標本，看到對方，他就大概知道自己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生活。但對方最後還是離開了這個行業。他太累了，舒齊說，前輩每天工作到凌晨，幾乎沒有個人生活。

前輩離職後，團隊裡的支柱型工作幾乎都轉給了舒齊。處理完工作，他回到家，還要自學程式設計、C語言。他在網上買了課程，逼著自己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舒齊的女朋友見證了他轉行的整個過程，覺得他能逃離的最大原因是勇氣，“他設計院的很多同事，在同樣的處境下，會感覺被困在籠子裡面，不知道怎麼往外跳，所以一直守在原位。”許多人走向另一種極端：厭惡風險，寧願忍受熟悉的痛苦。

●江西贛州，蓉江新區新時代大道和贛南大道交匯處，工人在加緊建設高架快速路。

從擴張到沉默，大學建築系課堂在發生什麼？

建築不再是那個受追捧的光環行業，反應最直接也最赤裸的，就是高考分數。年輕人開始用腳投票，陳漫單位一個清華畢業的新人，前不久剛辭職，賣保險去了。

她記得，2002年，她讀大學那會兒，建築還是市面上最火的行業之一。城市規劃專業基本是要求最高的，大家都想選這個方向，需要學習成績達到很高的要求才可以。她的同行朋友在清華建築系讀書時，班裡很多同學都是各地狀元。

伴隨著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房地產的發展，各個院校開設了相關專業。從2008到2018年,10年間增加了150所開設土木工程的本科院校。當行業處在風口期的時候，畢業生也不難找工作。舒齊記得，他本科畢業那會兒，土木工程的施工單位，“基本是個男的都要”。

但近幾年，風向完全轉變了。2022年，湖南大學教務處公佈的本科生轉專業名單中，土木工程學院98名學生轉出，卻成為唯一0轉入的學院。從當年的錄取情況來看，土木工程專業也快被拋棄：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專業在河南的投檔分比2021年下降了103分，東南大學相關專業錄取分數在整個學校墊底；吉林大學土木類專業還有8個名額未招滿。

高楊是1997年生人，目前在一所名校建築系讀研三，正面臨新一輪秋招。

讀大三時，新冠疫情來臨，他們改上網課，在家學習。高楊開始有時間關注一些設計院、建築事務所的情況，發現很多從業者在社交平臺分享，專案在驟減。2022年，他本科畢業，原本是轉行的好機會，但當時，他相信建築專業、行業的頹勢也許是因為疫情的原因，只要熬過疫情，建築學肯定能由盛轉衰的。他已經在本科期間喜歡上了建築設計，不想更改自己的理想，就選擇了同專業考研。

但這兩年，即便是身處象牙塔的學生，也能感受到，行業的變化迅速而劇烈。上公共課的時候，一些老師會勸說他們，要穩住心態，等待一個轉折的時機。導師在開組會的時候也勸他說，如果想避開這段比較艱難的時期，也可以嘗試別的方向，比如讀一個博士之類的。在課堂上，他們儘可能把專業和行業分離開來，“對待建築學我們還是認真抱有求知的態度，但對於建築行業可能就是嗤之以鼻。”

高楊已經投了一個多月的簡歷，橫跨零售、快銷、網際網路，金融諮詢，做了不下三、四十份測評題，至今仍然沒拿到任何offer。他猜測可能和自己所學專業有關係，“現在的大環境都不行，各家的大小廠都在縮減自己的一些招人計劃，他們可能還是想優先消化本專業、本行業的人才。”

和他同一屆的學生們，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同學在準備考公。他從本科時就放棄了這條路，比起穩定，他更渴望多元的文化氛圍。最理想的去處，是外企建築師事務所。但高楊問了很多家HR，都告訴他今年沒有HC，沒有公開招聘。

這幾年，行業環境在劇烈變化，但學校的應對有限，課程結構沒有進行明確調整，高楊說，最明顯的改變僅僅在於，高考招生時，學校會把土木建築這一類的傳統工科專業，包裝成智慧建造專業，增加一些網際網路相關的課程，來滿足學科規劃。

●建築系畢業生優秀作品展

觀察世界的眼睛

呂靜的“好運氣”伴隨著產假一同結束了。今年年初復工後，她很快接到領導的調崗談話，被要求分到新開設的部門去經營自媒體。她和領導大吵一架，最終還是妥協了。

從事環境工程行業的丈夫，因為國家基建建設的放緩而受到影響，收入並不能支撐整個家庭的開支。她暫時不能失去現在這份工作。

呂靜記得，自己是在當初的研究生課堂上夢想成為一名建築設計師的。她是環境工程專業，大學那會兒總去建築系旁聽，老師們講安藤忠雄，講柯布西耶，講建築之美與大師之筆。研究生畢業後，她花了兩年時間轉行，進入現在這家二線城市的規劃院，成為一個平庸的建築設計師，稜角在根據甲方意見一遍遍修改的圖紙中被消磨。

現在她更在乎的，是正常的工作節奏，足額繳納的社保公積金，以及擁有一間可以吸奶的會議室。

對於在競爭中始終保持精英姿態的陳漫來說，目前除了年終獎落空外，暫時處在安全地帶。在她看來，行業寒冬裡，人也更容易看清自己。進入行業的動機不同，面對的失落感是不同的。

“如果你從事的專業只是為了賺錢，一旦賺錢的選項消失之後，你就會陷入迷茫。咱們不管從事哪一種工作，你再熱愛這個工作，裡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你不喜歡做的事情，你靠什麼去扛過這些事情呢？如果只是為了錢，一旦錢沒有了，這個事情就會讓你扛不過去。”

她認為目前行業裡出現的優勝劣汰是一種正常現象，每個行業都有產生超額利潤的時期，從業人員、相關公司機構會變多，但隨著行業發展，利潤會逐漸迴歸一個正常的水平，需求也會下降，但行業不會消亡。“只要政府每年做規劃做計劃，然後按照計劃執行的這一套行政邏輯不變，（規劃）需求就會永遠存在”。陳漫說，城市只要一直在發展，問題就會出現，他們這個行業要做技術的更新迭代，去不斷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

然而，不是所有人，在面對時代的壞天氣時都能保持樂觀。

高楊有時想，能在這個行業繼續堅持，等待行業復甦的人大概需要兩個條件。其一，家裡不缺錢，不需要他創造什麼經濟價值。其二，他需要真心熱愛建築學，無論加班到多晚，無論這個專案組多麼權力傾軋，他都能忍受，一心一意做建築。他坦誠地說，自己大概做不到，他需要經濟獨立，來換取完整的人格。

●正在展示的高層建築模型。IC photo

他拿到一家外企事務所的實習offer，雖然HR明確告知沒有留用名額，他仍打算去試試，為簡歷增添一筆經驗也好。他並不後悔這8年的建築專業學習。過去這些年訓練了他觀看世界的眼睛——走到古建築片區，你能迅速發現它的優點在哪，改造有什麼不足。一眼能看出它是什麼年代建造的一個什麼風格的建築。那種看懂周圍事物的感覺令人興奮。無論以後的工作是否與建築相關，一些審美、積累與衡量世界的標尺，都已經深深印刻在他的腦海裡。

舒齊已經離開了建築行業，目前是一家企業的程式設計師。“上岸”帶來工資的上漲，但高壓同樣存在。入職沒多久，他已經開過數不清的例會，正在積極學習企業的職場“向上管理”。

晚上睡覺前，他有時會想起那些經手過的專案，在圖表上籤署的名字。“老擔心哪裡少上了荷載，漏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問題。”建築行業終身責任制的推行，令他壓力倍增。截止2024年8月，已經有27個省市發文跟進住建部《關於落實建設單位工程質量首要責任的通知》。

他有時會恐懼看到一些類似於體育館倒塌的新聞。那意味著在圖紙上簽字的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

舒齊也懷念做結構設計時，一個想法從成形到落地的成就感。他設計過最難的一個專案，是一個演藝劇場，如今已經落地。他期待以後有時間能親自去看看。

接近10年後，2022年，經濟學家王小魯再次在文章中提到土地財政問題。他引用的資料顯示，從2001年到2021年，20年間，土地出讓收入年均增長23.4%，遠超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平均地價也從每公頃土地出讓收入143萬元，增長到2393萬元，上漲15.7倍。但隨著地價不斷上漲，房價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購房、租房的負擔越來越重。

舒齊帶著遺憾的語氣說，如果建築行業的上限仍然讓人有期待，憑藉持續的努力還有留在大城市的可能性，自己就不會轉行。他34歲，在寸土寸金的這座城市，租住的房子靠近六環。他節儉消費，希望能攢夠錢，買下屬於自己的房子——那些由前輩設計師們畫圖、設計的商品房，成了他遙不可及的夢。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為化名。）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