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試結束的第二天，還沒放寒假，大一的盧亞齊就決定去實習單位報道了。
早晨六點鬧鐘一響，她從床上彈起，化妝，檢查要帶的材料，裹上外套，出門。七點二十，踏進早高峰地鐵。
重慶的一月份，寒潮裹挾溼冷空氣撲向巴南城區。18歲的盧亞齊頭頂丸子頭，戴著白框眼鏡，緊貼上班族的步伐，小跑在地鐵的換乘通道。圓臉蛋上的額頭冒汗。一隻粉色雙肩包在肩頭左右搖晃。
九點不到，法院開門前，盧亞齊比約定時間提早半小時到達單位。她鬆了口氣，開啟手機，給不時彈出訊息的大一班級群設定了免打擾：她想這能削弱她的學生身份，避免給單位帶教留下稚嫩的印象。
2007年出生於重慶郊縣的盧亞齊，是當地某雙非高校法學專業的大一新生。進入高校的第一個學期，她的注意力就從學校轉移，主動去當地一所法院實習。
上午，在向人事部門遞完相關材料後，盧亞齊進入法院大樓辦公室，看見打破自己職業想象的一幕。
早晨趕時間的緊張感瞬間消散，一股索然無味的死寂撲向妝容精緻、一身正裝的她。在不到三十平方的辦公室裡，十幾張沒有表情的臉緊貼電腦螢幕，摺疊在四方的塑膠格擋裡。除了鍵盤和印表機的聲響外，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近兩年，在動盪的外部環境下，越來越多大一新生剛開學就申請實習。據智聯招聘釋出的《2024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78.4%的應屆生有過至少一段實習經歷，高於前一年的72.5%。而在2023年，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對14578名大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有實習經歷的學生中，近七成從大一就開始實習。
實習，原本是畢業前從校園到社會的助跑。如今，這條起跑線正不斷被前置。
匆忙到來的年輕面孔同樣給職場帶來震盪。上班第一天，盧亞齊在食堂被前輩搭話，“大幾的？看著小。”自報家門後，對面愕然：“你怎麼想的啊，大一就跑來實習？”
她想起自己在找實習時，曾無數次面臨同樣的追問。她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答案，“上了一學期課，感覺沒從學校裡學到什麼東西，想來看看真實的工作環境，看自己是不是選錯了專業。”
盧亞齊沒說出口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早就知道大一實習和大二大三區別不大。此前，她從學長學姐那瞭解到，第一段實習無論什麼時候去，都基本要從最基礎的活做起，而等畢業找工作時，招聘條例又會寫明“有經驗及成果者優先”。
面對當下大多職場的經驗鄙視鏈，新生代大學生已有自己的應對方法：與其大二三再起步，不如現在開幹，到下一段實習，更快接到更有含金量的活。
盧亞齊認為，對於決定以就業為導向的自己來說，早上路、早積累、早試錯，就是花費大學四年的價效比之選。
就讀於北京某專業類院校的李桐，在大一期間便馬不停蹄地刷了5段文化傳媒公司的實習經歷。如今到大二尾聲，這個數字來到了“7”。她並不覺得這誇張。在李桐的所處環境中，不乏有人的實習證明能湊齊兩位數。
除去增加擇業籌碼的考慮外，李桐還被實習單位給出的條件所吸引。她最早進入第一段實習，是大一上學期末的年終。某頭部央媒缺人手，在寥寥幾行的內推文案裡，一句“有機會跟隨業內老師參與線下商會”，吸引住她的目光。字裡行間，她看到了一張在學校裡摸不到的天花板。
近幾年，在企業資源密集型城市，各類不同性質的實習崗位缺口變大。在降本增效下，不少單位用實習生填補缺失的勞動力。他們朝在校生丟擲諸如“有機會接觸一線資源”“表現優異者優先考慮轉正”的橄欖枝。這恰好勾走在入學之初就對高校教學失望，渴望積累更多實踐經歷的大學新生。
“除非你對這個專業沒有想法，否則真的很難不心動。”考慮到工作前景，盤點了下手頭的內推渠道，李桐找不到自己拒絕投遞簡歷的理由。
在大一上期末將至的兩三週時間裡，本該出現在學校圖書館裡備考的李桐，就這樣和上班族一起，出現在通勤路上。地鐵站裡，她腳步急切，感到和盧亞齊相似的緊張，又有些期待。進入高校後的半年內，她轉身步入職場，覺得自己正步入一節“真正的課堂”。
消失在高校
想要離開學校的時刻很多，盧亞齊分不清楚自己是從哪次下定了決心。
大一開學後某節課上，盧亞齊發現周圍原本各做各事的同學，突然都抬起來了頭。摘下藍牙耳機後，她聽見站在講臺上的法制史老師，正饒有興致地講自己和門口保安吵架的八卦。
她意識到，話頭再次無端從課堂上被扯遠了。半學期過去，老師的課程進度仍卡在第二章。
高考填報志願時，盧亞齊選擇了邏輯性較強的法學專業。她認為哪怕之後不從事相關工作，本科四年的學習也能幫自己搭建一套縝密的思維。但開學後，她發現老師甚至講不清一個名詞的概念。她開始隨身揹著藍牙耳機和平板筆記本，在課堂上倍速刷法考網課。
盧亞齊發現，身邊多數同學開始跟自己一樣，主動從學校規定的教學秩序中逃離。大家普遍在第一週摸清老師考勤的調性，最後一週聽清期末考核的方式。從第二週起，有些面孔就再沒有出現在課堂上。
學校裡教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她曾在社交媒體上，和其他學校同專業的學生討論過這個問題。兩人在互倒一通苦水過後，盧亞齊聽到對方給出的回答，“應付個期末考試還行，要放在法考，一半分數都拿不到。”
同樣的問題也在其它專業的學生身上獲得應驗。2021年，在大一以實習生的身份步入職場後，就讀於西北某211院校會計學專業的林開開，很快意識到了高校教學和就業市場間的脫節。
出生於2003年的林開開，在今年6月剛剛本科畢業，在他最近的一段互聯網實習中，作為測試工程師的他需要參與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的指令碼編寫。但學校裡教的仍舊是1991年開發的Visual Basic（VB）語言，過於老舊，不適用當下對實際問題的解決。
在被帶教佈置任務後，一頭霧水的林開開不得不開啟漫長而痛苦的自學。他下載安裝了公司內部的檔案資源，在各環節遇到瓶頸時，又頻繁跑去向工程師前輩討教。“對方花五分鐘，能結合例項給你講完的問題，不會像在學校裡勾兌成五十分鐘還講不明白。”在網際網路公司的高壓環境下，林開開很快掌握了超出多數同專業人的業務儲備。
“行業變化很快，尤其在AI出現之後。”在和正職們的日常交流中，林開開常懷疑，這些新出現的東西，對學校那些教齡高、資歷深的老師來說，是不是都沒聽說過？
高校教學越發與現實脫鉤，教材滯後，教師授課模式死板，是許多高校學生的共同感受，也是客觀現實。據統計，在上海市2023年39所本科高校使用的26000餘本教材中，10年前出版教材佔比仍舊超過22%。
學校給不了的，恰好是越發務實的就業市場中最看重的，學生們不得不為自己早做打算。在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社會風險理論中，個體透過“自我商品化”的方式應對系統性風險。在求職環境下行的大背景下，“搶跑”的學生們努力積攢實習經歷、不斷貼近職場的用人需求，將自己的稜角修理工整，打磨成一塊能絲滑躺進任何一間寫字樓裡的田字格。
但對沒有院校背景和內推機遇的大一學生而言，找到一份實習工作並不容易。考完四級後，盧亞齊用十分樸素的辦法“推銷”自己。
她在地圖和部門官網上相繼查到各級法院的聯絡方式，鼓起勇氣依次打過去。沒等對方開口，她便主動自報家門，“您這裡還需不需要實習生？什麼活都行。”
意料之內，在聽到來電是個大一學生後，前幾個單位都直接拒絕了。從高階到基層，在盧亞齊打遍重慶主城區的所有人民法院的電話後，她意識到，職場並沒有為大一新生敞開大門的打算。
直到最後一通電話，一位中年男人對盧亞齊的想法和勇氣產生了興趣。他一連丟擲多個問題，“你怎麼大一就想著過來實習了？”“高中是哪裡的？”“大一過來，你覺得自己能幹什麼？”
盧亞齊定了定神，回覆對方說，高年級學生去法院做的基礎性工作，自己也完全能勝任，且不一定幹得沒他們好。對面在幾秒沉默後，給了盧亞齊人事處的聯絡方式。
2025年1月9日，盧亞齊和實習單位簽署了合約。她記得四個月前的開學日，自己坐在操場上聽學校書記的開學講話。那個襯衫筆挺、頭焗得鋥亮的中年男人手握髮言稿站在臺上，對臺下八千多名新生擲出很多句子。這些句子通常以“要”開頭，搭配“重大問題”“創新硬實力”“重大戰略”等詞彙。
坐在臺下的盧亞齊記了幾頁紙，也不懂這些“要與要”和18歲的她之間有什麼直接聯絡。她抬起頭，視線一路飛躍，看見發言人身後，一排梧桐樹正蓬勃地向上生長。
離慷慨激昂的開學講話沒有過去多遠，這位大一新生從學校裡“消失”了。
兩套體系
漫步在傍晚學校的操場中，臨近畢業的林開開有些恍惚。他不為自己早早走出校門的選擇感到後悔。自2024年9月參加校招時，林開開很快覺察，大一實習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選擇。
四段垂直性的專業實習，幫他堆出了區別於旁人的經驗壁壘。在大四一年裡，林開開前後投遞了近三百多份簡歷，頻繁接到來自人事部門面試考核的邀約，最終在多份offer中，他簽約廣州某家電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回想自己經歷過的面試，他最深刻的感受是，HR始終緊抓自己的實習經歷不放，“你在做測試工程師時，涉及到了哪些會計準則的測試校驗點？”“展開一下你過往實習的主要工作內容，再給我一個我們招你的理由。”林開開發現，在回應這些提問時，因為自己的確有很多親手完成的案例，他始終能夠保持冷靜，有底氣挺起胸膛。
林開開對自己相對順利的校招經歷進行復盤，除了“男生”“學歷過關”“實習經驗豐富”這些因素外，還有一個無法忽視的原因：他總能和麵試官聊得很好，每到面試的後半段，對方不再採用壓力面，語氣也變得溫和愉快了起來。
學會一套讓對方感到舒服的人際溝通方式，這是提早進入職場的他習得的另一項技能點。
長期遊走於人情場和企業微信中，林開開早早學會將“都聽您的”“馬上跟進”這些話掛在嘴邊。不管對方年紀大小，一律稱為“老師”或是“哥姐”，在他看來，這些東西學校從來不教，卻是門真正的必修課。
而那些仍在校園裡的大一實習生，還在兩套全然不同的價值體系間左右搖擺：是先成為一個領導眼裡“好用的人”，還是先成為一個老師口中“有用的人”？
入職第二天，盧亞齊被帶教法官佈置撰寫一個簡單案子的判決書稿。沒學過框架規範的她，像是小孩模仿家長做飯，在依次倒入檔案包裡的素材後，一頓胡攪，熬成一鍋粥。交上去後，她心裡不停犯怵。
好在，盧亞齊發現帶教法官本身也沒抱多大期待，“他一下就知道我什麼程度了，於是乾脆給我一個寫好的模板，讓我直接把其他案子裡的人名地名、身份證號這些資訊替換掉。”
此後，盧亞齊很少再接觸到專業指派性的工作，主要的任務變成了整理卷宗。這是一套流水線式、全然接觸不到“人”的操作：將案件依照固定順序整理分類，再200頁作一子集進行編碼。
由於卷宗要用棉線進行裝訂，於是，盧亞齊發現拆每份文書上的釘子成為自己這項任務中，最大的工作量。
攥住起釘器的握柄，刀口貼著金屬釘帽根部“咔”地楔入紙縫，手腕向上一頂，一顆釘針就從紙張裡彈了出來。一個下午裡，盧亞齊戴著耳機，手頭不停歇地重複這套動作。拆過上百份文書的釘子後，她甚至不用低頭看，就能憑手感找準位置。
將第三份200頁的卷宗裝訂成冊後，身型瘦小的盧亞齊坐在工位上，發現自己被壘起的紙堆埋沒了。她意識到這一場景正是她在這裡多數時刻的縮影：帶教們為了追趕自己的工作，始終無暇顧及她。年輕的自己只能被重複、邊緣和瑣碎的工作埋沒，是未被真正接納的局外人，從沒被真正“看見”過。
實習幾周後，原先為了記錄庭審判決的筆記本上沒有寫過幾頁，但先前她在學校裡產生的疑慮，卻被一遍遍地描黑加粗——自己到底是不是選錯了專業？
步入職場後，學生們被編入工作的制度化體系中，更早接觸到何為“好用”的定義。看清現實的同時，也更早喪失了對未來的想象。
早早進入職場的大學生，也會更早對職業現狀失望。這一事實在盧亞齊領導口中得到印證。談到過往接收的實習生，他說：“你們這些大學生，來實習之後，就沒見過有一個真正回來的。”
一齣中學，就入社會。跳過大學教育的大一實習生們很快發現，過早變得“有用”的背面，是自己會在加速的催熟中走向異化。哈佛大學前院長哈瑞·劉易斯在所著的《失去靈魂的卓越》一書中，指出高校本科生的過早職業化可能會削弱通識教育價值，導致“工具理性”壓倒“成長理性”。
依託於所在高校豐富的實習資源，在大一的五段實習中，李桐曾躋身某頂流電商直播間，負責寫帶貨手卡。她很快發現流水化作業的工作邏輯裡，沒有太多專業性可言，“最慢一週就能上手，每天花一個小時，能集中寫上30個。”
工作一個多月後，逃離學校的李桐，再次逃離了這段實習。除了虛無感外，她還感到自己無法從這份工作裡看見自己。沒有人會對她產出的內容做出反饋。趕上工作量大時，帶教讓她先用AI生成，再自己上手改。後來一度連她自己也不在乎這些文字了，“爛也無所謂，有就行了”。
但數月過後，在大二學年的某節新聞寫作課上，李桐卻找回了在工作中丟失的感覺。
她不會忘記那堂課。教室被陽光燙得亮堂堂的，自己提交的一篇報道作業被老師標為範例，“一看就是平時愛觀察細節、高中語文學得很好的同學，還保持著對生活的感知。”
坐在教室裡的李桐鼻頭髮酸，有想哭的衝動。她感到自己那些埋在段落裡的字句，她的細膩和敏感，都被老師“看見”。她突然想起自己選擇這門學科的初心，是為了能讓自己終身受用，而非變得“有用”。
在這條不斷變得更加“好用”的路上，林開開也曾感到割裂。一度，他發現自己再也無法享受“無目的的學習”，花50分鐘時間，沉心鑽入一節“看似沒有什麼直接幫助”的大學課堂。這是否有違作為一名學生的本職身份？他不知道。
但與此同時，他也無法想象，要是提交了一份寫滿了過家家式本科校園經歷的履歷，自己能否獲得那家龍頭企業的邀約？在一場長達半個多小時的面試裡，HR又會和他聊些什麼？
*應受訪者要求，人物資訊有適度模糊
* 參考內容：
智聯招聘：《2024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
人設資訊化網：《2024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
獵聘大資料研究院：《2024屆高校畢業生就業資料報告》
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大學生實習情況調查：超四成大學生希望到新一線城市實習》
上觀新聞：《企業求賢若渴，高校為何“供應”不上？上海參事：擺脫傳統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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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