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機率極小的重逢

8月11日，何華清、鄒珊珊與張良、張建粉認親後攜手回家。受訪者供圖

作者｜裴思童

編輯｜秦珍子

尋找失散36年的親生父母——過去10年，張良和張建粉兄妹一直在努力。

他們對離家前的人生幾乎沒有記憶了，很多次想要“放棄”。

幾十位尋親志願者展開了漫長的接力，一人連線一人，最終將兄妹倆引向了一場機率極小的重逢。

“搏一個‘萬一’的可能”

2014年4月10日，尋親公益組織“寶貝回家”志願者“瀟湘雨”接到了一則尋親求助。如往常般，他問了些基本問題：“家在哪？親生父母叫什麼？對小時候還有什麼印象嗎？”

他沒想到，對方一問三不知。

尋親者叫張建粉，在河北省元氏縣杜莊村長大。被養父母收養時，她還不到兩歲，對自己的來歷，她沒有任何印象，只記得從小鄰居們便愛逗她：“知道你是哪來的嗎？是被你三叔從火車上抱來嘞！”

和她一起被“抱來的”還有大她一歲的哥哥張良。當地村民記得，兄妹倆剛來時講一口聽不懂的“外地話”，只能大概明白張建粉總喊著要“找哥哥”。

兩個陌生娃娃成了杜莊村的新鮮事，但“三叔”卻不願多說，只說是“從火車上人販子手裡買回來的”。

三叔曾是一名志願軍戰士，退伍回家後為當地供銷社採購菸草，常年奔波在外。當時，他只有一個女兒，就將張良留給自己，將張建粉送給有3個兒子的自家大哥。大哥務農，村裡人說他為人忠厚老實，風評不錯。

自此，兄妹倆以堂兄妹的名義一同長大。兩家相隔一條小巷，他們依然親近，經常一起打牌玩鬧，有人欺負妹妹，哥哥也會替她出頭。這對兄妹一直很清楚，自己是抱養的孩子。

張良和張建粉的養父母家相隔一條窄巷。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裴思童/攝

在兄妹倆的印象裡，養父母待他們視如己出。張建粉記得小時候發燒，養父急得打轉，揹著她四處打針拿藥。她和哥哥鬧矛盾，養父也總偏袒她，偷偷給她留零食。偶有村中幼童拿他們的身世開玩笑，張良也不甚介意，“畢竟我養父母對我那麼好”。

正因如此，兄妹倆從未問過養父母自己的來歷，“怕讓他們傷心”。

直到2002年，張良養父去世。兄妹倆才第一次正視那個他們此前從未討論過的問題：“要不要去找家？”

比起很多焦灼的尋親者，兄妹倆更多是出於好奇，想知道親生父母是誰。

張建粉當時17歲，還在工廠打工，張良18歲，剛參軍入伍不久。二人既沒時間又沒錢，尋親計劃擱在了心裡。

2014年，張建粉結婚生子8年，生活逐漸穩定，經濟條件好轉，尋親的念頭又冒出來。這一次，丈夫陳立行幫她在“寶貝回家”網站填寫了尋親求助。

很快，“瀟湘雨”聯絡上他，但事情卻有些棘手。

兄妹倆對被收養前的記憶很少，只有哥哥張良隱約記得：“家門外有河，河上有吊橋，家裡條件不好，常吃米飯拌鹽。”

只能大海撈針，從周邊地區入手。“瀟湘雨”將兄妹倆的資訊發到河北周邊省份的志願者群，幾乎每個群都有2000餘人，像一張緩慢張開的巨網，兄妹倆的尋親資訊被各地誌願者陸續轉發，匯入網際網路資訊流之中。

與此同時，“瀟湘雨”和陳立行開始對“寶貝回家”網站上父母尋子的帖子挨個進行排查。

幾十萬條資訊，排查不是簡單工作。陳立行常年在外做銷售，工作繁忙。但這些年來只要有空閒，他常會開啟網站檢索，自認將“1982年到1987年之間丟失孩子的帖子基本都看了一遍”。

沒獲得有效資訊，他們只能繼續對過去的事情反覆挖掘。

當初抱養他們的三叔早已去世，三嬸自稱對此事一無所知。張建粉也不好意思向養父母詢問，隨著養父母陸續去世，此事的細節更加無處可考。

陳立行記得，他一度感覺自己變成了“偵探”，總和“瀟湘雨”一起苦尋線索。

曾有一次，他們覺得自己找到了方向。三叔此前常年在唐山進貨，而“寶貝回家”網站里正好有位唐山的父親登記說丟了一兒一女。兄妹倆滿懷期待去做了DNA比對，最終卻以失望告終。

2009年，我國公安部正式建立“全國公安機關查詢被拐賣/失蹤兒童DNA資料庫”，俗稱“全國打拐DNA資料庫”，將走失兒童和尋子家長的血樣DNA資訊全國聯網，以技術手段助推雙方遠端快速比對。

“瀟湘雨”指導張良兄妹“採血入庫”。過去10年，他們在陝西、山東、雲南、四川等地採血七八次，除了作為“一種心理安慰”，也希望能“搏一個‘萬一’的可能”。

方法用盡後，尋親似乎只剩下漫長的等待。偶爾有訊息，但更多是杳無音訊和反覆失望。

年齡漸長，連自己的孩子都長大了，張良兄妹尋親的念頭逐漸變成無望的隱痛。

對於一對兒女的去向，他至死沒有提及

在距離河北省元氏縣1000多公里的湖南省新化縣，63歲的何華清過去幾十年從未放下心結。

她說，1987年，因丈夫李德發家暴、遊手好閒，她決定與丈夫離婚。何華清與李德發育有3個孩子，兩人都想爭取孩子的撫養權，因此鬧到法院。最終，法院將三歲的大兒子和兩歲的二女兒判給了李德發，何華清留一歲的小女兒在身邊。

何華清說，孩子尚小，她擔心李德發一人照顧不好，希望跟他協商，自己將孩子帶到18歲，等孩子們能自食其力時，再由他撫養。

沒想到，離婚判決書下來當天，她晚上回家，發現兩個孩子連同李德發一起不見了。

何華清“急瘋了”，以為丈夫將孩子帶回了移民地湘陰楊林寨，立馬跑去尋找，結果卻撲了空。後又幾次尋找，都無果而返。

不久，村子裡傳言說，李德發用扁擔將兩個孩子裝到蛇皮袋裡，挑去火車站“賣掉了”。也有人說，李德發因為“倒插門”受了委屈，故意報復何華清一家，將孩子“送走了”。

一切已無從考證，李德發遠走他鄉，何華清此生再沒見到他。

李德發的弟弟李德明回憶說，曾在哥哥送走孩子一年後見過他一次。當時李德明情緒激動，憤怒質問李德發把孩子送哪了，李德發閉口不言。兄弟倆因此斷絕了關係。

李德明再見到李德發時已是2004年左右，他記得哥哥一直未婚，看起來身體很不好，精神狀態也很差，獨自一人住在老家的破房子裡。

李德明還聽鄉里人說，李德發這些年好像去石家莊找過孩子，但對方卻搬走了。與之相對應的情況可能是，張良和張建粉都記得，自己小時候曾被養父母送去親戚家寄養過一段時間。

2006年，李德發因病去世，臨死前，李德明再次詢問兩個孩子的去處，李德發依然不肯透露一個字。

時隔多年提起這件事，李德明依然感到難過。在他的記憶裡，哥哥結婚前還算勤快，結婚後也很疼愛孩子。他想不明白，哥哥為什麼最終會走到如此地步。

何華清說覺得“天塌了”，“要了老命”。在剛失去孩子的幾年裡，她經常以淚洗面，也不知還能去哪找孩子。

離婚幾年後，何華清成立新的家庭，丈夫家有5個孩子，她又陸續生下兩個。家庭開銷靠她在鎮上開早餐店勉強支撐，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對丟失的孩子，她感到有心無力，只能祈禱他們被送個好人家，健康長大。

三兄妹中的老么名叫鄒珊珊。母親再嫁後，鄒珊珊跟著外公外婆長大，不常見到母親，更從未見過父親。

她從小便知道自己還有一對兄姐。她說小時候調皮，外婆總會拿哥哥姐姐數落她：“就因為你是3個孩子裡最醜的，你爸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裡。”

每每說完，外婆就忍不住流淚。她記得外婆常去求神拜佛，祈禱哥哥姐姐平安。直到去世前，老人還惦念著一對外孫。

小學三年級時，鄒珊珊輟學，跟在母親身邊賣了兩年早餐。後來她獨自前往湖南株洲做服務員，日子艱難時，她常幻想如果有哥哥姐姐在，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也暗自想過，經濟條件好轉的話，要去找找他們。

2012年，鄒珊珊孕期帶著丈夫去楊林寨尋人，得知生父早已在6年前去世，失蹤的哥哥姐姐也沒任何訊息。後來她又問了幾次，依然沒有結果。

正當她以為此事無解之時，今年7月，她突然收到李德明兒子的訊息：“哥哥姐姐好像找到了！”

“這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突破點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的。

今年1月，尋親10年未果的張良和張建粉聽從“瀟湘雨”的建議，找到一家商業公司做了基因檢測。“瀟湘雨”介紹，近幾年，基因檢測技術快速發展，傳統的尋人方式是先找到疑似人，再透過基因確認；新技術則是透過基因庫匹配到基因上的相近人群，再鎖定地域範圍。

張良和張建粉的基因檢測結果顯示，與他們基因相近的人群大多來自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這是兄妹倆尋親10年來，第一次找到明確的地域方向。

“瀟湘雨”立即將兄妹倆的尋親資訊發到湖南志願者群，約有10名志願者響應轉發。

志願者以張良記憶中“家門外有吊橋”為線索，廣泛查閱地圖並實地走訪，發現有可能的地方，他們就聯絡村幹部和鄉鎮政府，轉發資訊到各村，同時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擴散。

張建粉的丈夫陳立行則在網上聯絡當地的網約車司機和社群團購群，挨個打電話去問訊息。

5個月過去了，沒什麼有效訊息出現。

今年7月，一名志願者將張良和張建粉的基因檢測結果發給浙江省台州市路橋公安分局刑事科學技術室副主任柯偉力。

柯偉力是路橋公安分局“團圓”行動的主要負責人，這項全國公安機關2021年起開展的專項行動，旨在以技術手段尋找失蹤被拐兒童。

柯偉力介紹，目前公安機關最主要的尋親技術手段是“DNA比對”和“人像識別”。前者可以在兒童體貌特徵發生變化、身源難以識別的情況下快速比對父母雙方的DNA資訊；後者則可以“用一張幼年的照片去比對長大後的孩子”。

收到張良和張建粉的資訊後，柯偉力立刻在公安系統內的基因資料庫檢索，梳理出可能的族系名單。順著名單聯絡到第二個人時，他們便找到了李德明。

得知訊息時，張良兄妹意外地平靜。就像一場筋疲力盡的長跑終於到終點，張良說“好像已經看淡了”。

哭的人是“瀟湘雨”。

2010年，他在街邊看到悲痛的尋子者後被觸動，決心加入尋親公益組織做志願者。過去十幾年，他除了做點小生意外，業餘時間基本都交給了尋親工作。

他沒在這件事上賺到過錢，反而貼進去不少。一些親朋好友不支援，覺得他“放著生意不做跑去給別人找孩子，就是不務正業”。

張良和張建粉兄妹10年尋親成功，對他而言是一種莫大的勉勵。也正是這些尋親者圓夢的瞬間，支撐他走過這麼多年。

過去10年，除了有兩年在養病，他一直與張良和張建粉兄妹倆保持聯絡。每次看到什麼訊息，都會立即轉發給兄妹倆。雖然聯絡不算密切，但時間久了，他覺得這已經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好幾次，張良和張建粉都想放棄，但想到“瀟湘雨”都在堅持，他們覺得好像“可以再試一試”。

張良記得，“瀟湘雨”總是會鼓勵他：“這件事急不得，要慢慢來。”

“慢慢來”，這是許多尋親志願者都懂得的“尋親哲學”。對於一個尋親家庭而言，“10年”還算不上最漫長的時光。

柯偉力說，目前公安機關在辦的被拐失蹤兒童案件大多發生在20世紀70-90年代，“是歷史遺留問題”。曾有媒體對“寶貝回家”網站的被拐兒童資訊進行資料分析，最終發現在統計的被拐者案例中，53%的受害者在被拐20-30年間回家，離家時間最長的80多年。“瀟湘雨”近期接手的尋親求助案件，很多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尋親者都已是80餘歲的老人。

技術帶來了更多希望。公安部新聞釋出會曾通報，“團圓”行動開展一年後，全國公安機關便偵破拐賣兒童積案400起，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11198名。此前10年內，公安機關透過DNA比對找到的歷年失蹤兒童僅有6100餘名。

為張良和張建粉組織湖南地區尋親志願者的韓鵬說，基於年齡、地域、學識等原因，尋親者可能並不知道要去公安部門留存DNA資訊，導致尋親雙方難以匹配。

比如，何華清直到2022年才在親戚的指導下第一次瞭解到“採血入庫”，那年她61歲，專門趕去後沒找到採集點，最終不了了之。

柯偉力介紹，近年來，公安部門一直在持續強化失蹤被拐人員資訊採集工作，血樣數量較以往有很大提升。目前，我國已搭建5000餘個免費採血點，就是為了讓尋親者能夠就近採血、早日團圓。

此外，早年的DNA檢測位點較少，比對結果會過於寬泛。如今，隨著儀器和檢測試劑迭代，能夠檢測的DNA位點比過去更多，識別的準確率也更高。2021年，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童碧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團圓”行動中找到的失蹤被拐兒童裡，約50%是基於當年新採集到的DNA資料比對成功的。

在張良和張建粉與何華清比對DNA資訊兩週後，今年8月11日，兄妹倆終於見到了失散36年的親生母親。

當天，高大的紅色充氣拱門擺到了何華清家門口，一扇一扇延伸到一公里外，巷口被人群圍得水洩不通，母親緊緊抱著兩個孩子，嚎啕大哭。